我推开会议室的门，赵勇已经在里面了。他手里拿着几张纸，手指有点发白，好像捏得太紧。外面天色很暗，刚下过雨，窗户上全是水痕。
李悦背对着门，站在白板前。她手里拿着一支红笔，没有写字，手停在半空。她的肩膀绷得很紧，脖子后面有几根头发湿了，应该是冒雨赶来的。她没回头，但我听她轻轻吸了一口气，像是在确认我来了没有。
桌上放着三份材料。一份是孙涛的银行流水，纸边都皱了，看得出翻了很多次。一份是火化场施工许可，盖着红色印章，但右下角有涂改痕迹，墨点不自然。还有一张手写的家属登记表副本，字很乱，纸也发黄，不是原件，是有人凭记忆抄的。这些东西摆在桌上，像拼图，就差一块就能看懂真相。
我把公文包放在角落。信封还在里面，三角标记朝下，没拆开。这是昨晚从阿强遗物里找到的最后一份东西。上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铅笔画的符号——一个倒着的钟楼，下面写着“50.78”。
我放下包的时候动作很轻。赵勇抬起头。
“你昨晚去看了？”他问，声音有点哑。
我点头。“六点到的，工程车刚来。两个工人在卸金属箱，看起来不像普通设备。”我说，“我没靠近，只记了位置。”
我把速写本推过去，翻开第一页。上面画了工地的布局，标了三个红圈：配电柜、主控井、临时电源接入点。每个圈旁边都有备注：“接口不对”“接地有问题”“备用线路太多”。
赵勇盯着看了很久，眉头越皱越深。“这不像市政改造……更像是打仗用的。”
李悦转过身。她把红笔插回笔筒，发出一声响。她眼神冷静，但有一点着急。“我昨天去了殡仪馆。”她说，“方黎的骨灰没迁走。登记表上他儿子叫方睿，出生年月是1994年。”
她拿出一张A4纸。“我在市局档案里查到，这个人2013年去了德国，学校是汉诺威工业大学。签证类型是长期学术交流，资助单位是‘中德智慧城市联合研究基金’。”
赵勇皱眉。“这有什么问题？出国的人很多。”
“问题是时间。”李悦走到桌边，又拿一张纸，“宏通建设的技术负责人崔砚，2015年参加过一个中德合作项目，地点就在那所学校的信息工程实验室。他待了四个月，没有公开成果。”
她把两张资料并排摆好。“两人在同一时期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不是同事，但可能认识。”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
我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方睿—崔砚”，中间画一条线。笔尖划纸的声音很清楚。
赵勇指着家属登记表的一行。“孙涛最近半年去过三次清水口岸，每次都是周五下午去，周日早上回来。太规律了。”
他打开手机相册，翻出几张模糊的照片。“我调了卡口照片，拍到他和一个外国人接触过两次。一次在停车场，一次在小店门口。那人戴帽子，看不清脸，但左边肩膀比右边高一点。”
屋里更安静了。
“INtERpoL去年通报过一个人。”李悦低声说，“叫马库斯·莱恩，参与过北欧城市交通系统的入侵案。他的特征就是左肩畸形，可能是旧伤。”
她说话很慢，每个字都很重。“那次攻击方式很特别——他们没直接侵入信号系统，而是通过电网的微小波动，反向注入一段指令，触发红绿灯控制器里的隐藏协议。整个过程不到四十秒，没人发现，直到七辆公交车撞在一起。”
赵勇脸色变了。“你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也是这种手段？”
“还不确定。”我接过话，“但我们得按最坏的情况准备。”
我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黑笔，写了几条新线索：
阿强死前传的数据包大小是1.7mb，远超正常监控回传量；
数据用了双层加密，外层是中国军方淘汰的老算法，内层是欧洲某个匿名组织的开源协议；
他在死前两小时尝试连接瑞士苏黎世的一台服务器，Ip属于一家叫“Neuronex”的公司，注册信息是空壳，法人代表是AI生成的；
死亡现场发现烧毁的U盘残片，复原后提取出部分代码，有“phase_3_Initiate”字样。
我一条条写上去，然后退后一步。
“现在情况是这样。”我说，“有人用市政工程做掩护，在城市关键节点装设备。这些人有技术背景，至少两个和国外机构有关。钱通过基层人员流动输送，还有外部人员跨境接应。”
赵勇看着我。“你是说，这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
“不全是。”我摇头，“孙涛可能是被利用的中间人，但他不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正的操控者躲在后面，他们甚至不用到场，只要远程激活就行。”
我把阿强设备的数据报告递过去。“李悦，你说那段加密协议的事。”
她点头，拿出一张手绘图。“阿强最后传回的数据里，有一段十六进制编码不符合国内标准。我拆解结构，发现它的校验方式和德国一个被查封的‘城市感知网络’项目一致。那个项目想用电网波动反向追踪人群行为。”
她指着图上的一组数字。“这里的频率参数是50.78hz，而我国电网标准是50hz。这个多出来的0.78，刚好是霖安市主变电站夜间负载峰值时的自然偏移值。”
赵勇皱眉。“他们拿我们的电做实验？”
“不止。”我翻开施工日志，“第七区火化场的电缆铺设，原计划五天，现在压缩到三天。开工时间是今天零点。供电局调度记录显示，今晚凌晨两点会进行一次全网低载测试——正好是系统最不稳定的时候。”
“就像在配合。”李悦说。
“或者本来就是一套流程。”我走到白板前，写下七个词：
加密协议｜频率映射｜方睿留学｜崔砚交流｜孙涛过境｜施工节奏｜电网测试
然后在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写上：“钟楼下”。
“这个符号。”我说，“我在国家反恐情报中心三年前的一份未下发简报里见过。标题是《警惕“认知基建入侵”模式向中小城市转移》。文件提到，类似标记曾在波兰、匈牙利、智利的三起案件出现，都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期间。”
赵勇猛地抬头。“那份文件我没见过。”
“因为没下发。”李悦声音低了些，“我是在离线数据库里找到的备份。编号是ctI-2020-047，级别是‘内部参考’，接收单位只有公安部和六个直属研究所。”
“也就是说。”我看着他们，“有人知道这种模式存在，但没告诉我们。”
赵勇一拳砸在桌上，茶杯跳起来，水洒了一桌。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在查一起普通案子。”
“我们查的是一次部署。”我说，“灰塔项目当年可能就是这类实验的第一次。失败后，有人活下来，带着数据走了。十年后，他们回来了，这次不再单独行动，而是接入了一个更大的网络。”
屋里又静了。
李悦突然说：“阿强划的那个符号，也许不是求救。”
我们都看她。
她抬头，看着白板上的“钟楼下”。“可能是坐标。或者是启动信号。”
赵勇站起身，在白板上画出霖安市地图，标出四个点：水泵站、排水槽、变电站、火化场。然后连成一条线。
“这些地方。”他指着，“都是老城区供电环路的关键节点。如果同时激活，会影响整个西片区域的电压稳定。”
“而今晚。”我接道，“全网低载测试会让保护机制暂时降级。如果有外部信号介入，可以在三十秒内建立临时控制通道。”
“他们要的不是破坏。”李悦说，“是要短暂接管。”
“然后留下后门。”我说完，看向窗外。天亮了，雨停了，玻璃上还有水珠。远处高楼间的雾气正在散开，阳光照进来。可我知道，这平静之下，已经有危险在靠近。
赵勇把笔扔进笔筒，发出一声闷响。“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等他们动手？”
“不能等。”我说，“但我们也不能按常规报备。一旦走流程，信息就会暴露。上次我们申请查灰塔档案，两小时后系统就被动了手脚。”
我记得清楚——那天我们刚提交调阅请求，不到两个小时，服务器日志显示有三次来自境外Ip的异常访问，集中在同一时间段。第二天，负责审批的老科长突然病休，说是急性心梗。后来才知道，他电脑硬盘被远程擦除，所有记录都没了。
“我可以做个本地分析模型。”李悦坐下，打开笔记本，“不联网，用物理隔离机跑数据。只要拿到火化场设备的具体型号，或许能预判他们的接入方式。”
“我去盯现场。”赵勇说，“不用警车，不开通讯器，只带记录本。如果他们真在夜里动手，我得知道是谁进的场。”
我摇头。“你不能去。你露过脸，上次在变电站就被摄像头拍到了。他们既然能预判我们的行动，就不会让你再靠近。”
他脸色变了。“那你让我干什么？坐在这儿等消息？”
“你去做另一件事。”我从包里拿出三张便签，递给他一张。
他低头看。
上面写着：查崔砚回国后的全部项目记录，特别是和弱电系统有关的。找一家叫“智联通”的外包公司，它注册地在郊区，法人代表是空壳。
他看完，把纸折好塞进口袋。
我又给李悦一张：去老供电所找2015年的设备更换清单，查有没有进口传感器混入。重点看德国、奥地利产的部件。
她接过，点点头。
最后一张留给我。
我写下：清晨六点，单独前往第七区火化场外围，观察作业情况，记录人员进出、设备型号、作业区域。不带电子设备。
写完，我把纸条撕掉，扔进垃圾桶。
“从现在开始。”我说，“所有行动不留电子痕迹。见面用老办法，电话用一次性号码。讨论只在这里，三人同时在场。”
赵勇站起身，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
“我刚想起来。”他说，“孙涛上周请过一天假，说是陪孩子打疫苗。但他孩子今年都十五了。”
我和李悦同时抬头。
“我查了社区卫生中心的登记。”他嘴角动了动，“那天根本没人叫这个名字。”
空气一下子冷了。
我立刻明白——这不是简单的撒谎，而是为了掩盖秘密行程。一个成年人，编造孩子打疫苗的理由，说明他知道做的事不能见光。
“他去哪儿了？”李悦问。
“不知道。”赵勇摇头，“手机定位显示他在市区活动，但基站跳跃频繁，像是故意绕路。最后出现在东郊一片废弃厂区附近，那里原本是机械厂，三年前拆迁，现在只剩几栋破楼。”
“那里有没有电力设施？”我问。
“有。”李悦回忆，“2016年做过地下电缆迁移，涉及两条主干线。当时由宏通建设承建，项目经理正是崔砚。”
我闭上眼，脑子里快速串起线索。
孙涛频繁过境 → 接触疑似马库斯·莱恩的外国人 → 携带不明物品入境 → 编造理由脱身 → 实际前往废弃厂区 → 与某人交接 → 可能涉及硬件植入或指令传递。
这一切指向同一个结论：他们在建一个隐蔽的城市控制网络。这个网络分散在多个基础设施节点，一旦触发，能在极短时间内接管局部系统。
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在运行。
我睁开眼，声音很低：“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找到第一个激活点。”
赵勇点头。“我去查那片厂区的土地流转记录。看看有没有新的租赁合同，或者近期施工备案。”
“我去联系供电所退休的老技工。”李悦说，“有些人记得比档案更清楚。尤其是那种偷偷换掉的零件，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看了看表，清晨六点十七分。
“我该出发了。”
走出办公楼时，风还没停。街边梧桐树摇着叶子，地上全是落叶。我戴上口罩和鸭舌帽，背包里只装了一本硬皮笔记本、一支铅笔、一副望远镜。手机留在办公室，SIm卡取出销毁。
通往第七区的公交还没恢复，我步行穿过三条街，绕开监控多的地方。途中经过一家便利店，买了一杯热咖啡，顺便看店员有没有戴特殊徽章。没有发现异常。
抵达火化场外围时，天已亮。
工地围挡高两米五，顶部有铁丝网，入口有岗亭，两名保安坐在里面抽烟。工程车停在门口，车身沾满泥浆，车牌被遮住。几名穿橙色工服的工人正在搬金属箱，箱子表面印着模糊字母，像是“ELEKtRA”，但被刮花了。
我躲在百米外的小公园长椅上，打开望远镜。
透过树叶缝隙，我能看清箱体侧面的型号标签：xG-907m。这不是国内常见的型号。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并画出箱体草图——前端有四个圆形接口，排列像军用通信模块。
十分钟后，一辆黑色商务车驶入工地。车窗贴膜很深，看不到里面。车停下后，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下车，和负责人说了几句，然后进入施工区。他走路时左肩微耸，步伐有点僵。
我屏住呼吸。
是他吗？马库斯·莱恩？
我不敢确定，但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简单。他手里拎着一个银色手提箱，大小刚好能装微型服务器或信号发射装置。
二十分钟后，他离开。车沿主路向东开走。我没有追，继续留守，记录后续情况。
九点整，第二批设备运到。这次是三个黑色圆柱形容器，配有冷却管路。工人用起重机吊入地下井道。我注意到，井口周围铺了新型绝缘垫层，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中午十二点，工地停工。工人们在棚屋里吃饭。我悄悄靠近围挡，借灌木遮掩，用手动胶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
返回途中，我去了城南旧书市场。在那里，我找到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国际电工联合会标准汇编》，翻到“x系列工业控制模块”章节，终于确认：xG-907m 是德国西门子公司于2012年研发的一款高精度传感集成单元，具备自适应学习功能，曾用于智能电网试点，后因安全漏洞被全面召回。
换句话说——这种设备不该出现在中国的市政工程里。
回到会议室已是下午三点。
李悦比我早到，桌上摆着一台老旧台式机，主机贴着“物理隔离，严禁联网”的封条。屏幕上正运行数据分析程序，图表不停跳动。
“我比对了2015年的设备更换清单。”她说，“果然有问题。当年老供电所升级时，申报采购了十二组国产传感器，但实际安装中有四组来自奥地利厂商‘InnoSens’，型号为IS-880t——这是一种带远程调试端口的高端产品，通常用于跨国能源项目。”
“谁批准的？”我问。
“签字人是时任副所长陈国栋。”她说，“但他两个月后突发脑溢血，至今瘫痪。原始合同原件也丢了。”
赵勇随后赶到，脸色沉重。
“我查了东郊厂区。”他说，“去年底，有家公司以‘新能源储能测试’名义租下一栋厂房，租期一年，预付全款。公司名叫‘云启未来科技’，注册地址虚假，法人代表身份证号伪造。”
“名字听着就很假。”李悦冷笑。
“更奇怪的是。”赵勇继续说，“这家公司签约当天，向电力公司提交过一份临时用电申请，要求接入独立电路，负荷等级为三级应急保障。审批居然通过了。”
我猛地抬头。“他们要的不是储存，是供电稳定性！”
一个念头突然清晰——那些设备不需要长期运行，只需要在特定时刻保持通畅电力，以便接收指令、交换数据、建立控制通道。
而这，正是今晚全网低载测试的意义所在。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说。
当晚十一点，我们最后一次集合。
没有开灯，只用手电照亮白板。三人围坐，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我已经建模完成。”李悦说，“如果他们在四个节点同时激活设备，利用电网波动作为载波，理论上可以在1.8秒内完成一次跨系统握手协议。之后，最多维持37秒的非授权访问窗口。”
“足够了。”我说，“现代控制系统中，37秒可以下达上千条指令。”
“我已经锁定崔砚的私人邮箱。”赵勇说，“虽然加密，但我发现他每周都会收到一封无主题邮件，发送时间固定在凌晨两点零七分。最近一封，就在今天上午发出。”
我们互相对视。
“今晚两点零七分。”我说，“就是他们动手的时间。”
“怎么办？”李悦问。
我深吸一口气。“我们不能阻止，但我们能干扰。”
我拿出一张手绘电路图——是我根据xG-907m的技术参数逆向推导出的弱点分析。“这些设备依赖精准的频率同步。如果我们能在关键时刻制造一次人为的电压扰动，哪怕只有0.1秒，也能打断握手过程。”
“怎么做？”赵勇问。
“变电站人工切闸。”我说，“需要内部人员配合，手动断开西片区支线供电，持续0.3秒，随即恢复。动作要快，不能引发大面积停电，但足以造成局部震荡。”
“我知道谁可以做。”赵勇说，“老周，我在供电局的朋友。他欠我个人情。”
“我去火化场。”我说，“带上干扰器，埋伏在井道附近。一旦发现异常信号，立即启动屏蔽。”
“我去东郊厂区。”李悦说，“那里可能是指挥中枢。我要进去看看他们在用什么设备发令。”
“不行！”赵勇几乎吼出来，“太危险！”
“所以我不会一个人去。”她平静地说，“我会带一个诱饵信号发生器，假装是我们这边的人试图接入。如果他们回应，就能暴露位置。”
我看着她，很久没说话。
然后点头。
“记住。”我说，“两点零五分，所有人就位。两点零七分，执行行动。两点十分，无论成败，立即撤离，原地解散，七十二小时内不得联络。”
我们各自收拾装备。
临出门前，我回头看了一眼球形摄像头——它挂在天花板角落，红灯一闪一闪。
我举起铅笔，在空中轻轻一点。
下一秒，李悦拔掉了电源线。
夜色如墨，城市沉睡。
而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一场无声之战，即将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