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十六岁
1983 年初的铜锣湾，霓虹像打翻的颜料，把湿热的空气染得通红。十六岁的少年蹲在“荣记大排档”后巷，汗衫黏在嶙峋的脊背上，像第二层皮肤。他的肩胛骨支棱着，像一对欲飞未飞的雏鸟翅；锁骨下陷的阴影里积着汗珠，一颤一颤，仿佛随时会滚落。旧 t 恤原本应该是白色，如今被油渍、汗渍、酱油渍一层层叠出乌青的底色，领口松垮垮地耷拉到胸口，露出被太阳晒得斑驳的皮肤——那是乡下两年帮工留下的地图，黑一块、红一块，像没拼完的拼图。
兜里只剩三枚硬币，一枚一九七七年的一毫、两枚磨得发亮的五仙。他把它们排成一排，在水泥地上转出小小的光晕，像给饥饿的胃看一场可怜的烟火。第七天傍晚，风从巷口吹进来，带着隔壁烧腊铺的焦糖味，他咽了口唾沫，把硬币收回口袋，继续啃手里最后半个冷馒头。馒头硬得像塑料泡沫，碎屑掉在地上，立刻被蚂蚁搬走，像搬走他仅剩的尊严。
老板炳叔就是这时出现的。五十出头，圆滚滚的肚子把围裙撑成一面帆，嘴里叼着根牙签，说话的时候牙签跟着上下抖动。“后生仔，想做工？”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粤语腔，像掺了沙子的糖水。“试用期没钱，包吃住，一天十六个钟头，顶得住就留下。”
少年抬起头，眼白在昏黄灯泡下亮得吓人。他点点头，声音被馒头屑噎在喉咙里，只发出短促的“嗯”。
宿舍在楼梯底下，原先是放米袋和啤酒箱的储物间，六平方米，高度只够他半弯腰。推门进去，霉味像一堵湿墙拍在脸上。墙角一张草席，边缘已经烂成流苏，草梗里夹着死去的蟑螂翅膀。头顶水管每隔十分钟就滴下一颗锈色的水珠，落在席子上，形成小小的沼泽。第一晚，他躺下不到五分钟就被臭虫咬醒，脚踝上鼓起三颗粉红色的包，像被蚊子亲吻过的丘陵。他伸手去挠，抓到一手腥甜的血。开灯，灯管“滋啦”一声闪了两下，照亮草席上密密麻麻的虫尸——暗红色的血渍像锈迹斑斑的邮票，贴在破败的纤维上。
凌晨四点，闹钟是后巷第一声鸡啼。他卷起裤腿，跪在排水沟边刷牙，牙刷只剩三根毛，牙膏是炳叔给的“黑妹”，挤出来像一截干瘪的橡皮筋。水沟里漂着前夜客人吐出的槟榔渣，红得像血丝。洗完脸，他用袖子一抹，袖口的油渍立刻在脸上拉出几道滑稽的斑马纹。
开工的第一件事是剥蒜。一整麻袋的紫皮蒜头堆在脚边，他蹲下去，指甲缝里立刻填满辛辣的汁液。剥到第十颗，眼泪已经止不住，像被洋葱熏过。炳婶在旁边切姜丝，刀起刀落，节奏分明，偶尔偏头看他一眼，不说话，只把切好的姜丝往他这边推一推，意思是“别挡路”。
搬啤酒箱时，他学别人用下巴顶着箱沿，结果走到第三步就踩到地上的油渍，整个人向后滑倒。玻璃瓶在耳边炸开，清脆得像过年鞭炮。炳叔的锅铲下一秒就敲在他后脑勺，火辣辣的痛从头皮蔓延到后颈。“败家仔！”炳叔吼完，又扔过来一块抹布，“擦干净，碎片别割到客人。”他跪在地上捡玻璃，食指被划了一道口子，血珠冒出来，混进啤酒泡沫里，像粉红色的雪。
第五天深夜，厨房最里侧的大灶还在烧。一锅活虾被倒进滚油，“哗”的一声，油星四溅，像熔化的黄金。少年站在小板凳上，手里的大笊篱比他的手臂还长。油星跳到手背，立刻鼓起三颗透明水泡，像微型水晶球。炳叔头也不回地扔过来半管牙膏：“年轻人别娇气。”他咬着后槽牙，把牙膏挤在伤口上，薄荷的刺辣混着灼痛，让他想起老家后山摘的野花椒——那种麻，从舌尖一直麻到天灵盖。
最难的是通宵守蒸笼。凌晨三点，眼皮像被缝了铅线，蒸汽把脸熏得通红，汗水和冷凝水一起顺着下巴往下淌。有一次他实在撑不住，脑袋一点一点，最后“咚”地磕在蒸笼边缘，额头瞬间鼓起一个青包。炳叔一瓢冷水泼过来：“睡觉？收档再说！”他甩甩头，水珠顺着睫毛滴进眼睛，像给瞳孔下了一场小雨。后来他学会用橡皮筋把刘海扎紧，疼醒了就再勒一圈，头皮的刺痛比任何闹钟都管用。
日子像被拧紧的发条，一圈又一圈。三个月后，他端炒锅不再垫三块抹布，小臂上浮出隐约的一丝肌肉线条，被油烫出的茧子成了握锅柄最合手的盔甲。有天清晨，他在杀鱼，刀锋贴着鱼脊划过，突然听见“咔”一声脆响——是鱼骨断裂的声音，也是少年骨骼拔节的声音。那一刻，他发现自己比刚来时高了两厘米，肩膀宽了一指，手掌的茧子厚得可以当硬币立着不掉。
收工后是唯一的温柔时刻。炳婶会盛一碗猪油拌饭，上面卧着溏心蛋，蛋黄金黄，像夕阳落在米饭上。他蹲在后巷的台阶上吃，筷子一戳，蛋黄流出来，裹住每一粒米。隔壁烧腊铺的霓虹灯在油花里扭曲，红得像阿妈腌的辣椒。他想起离家那晚，阿妈偷偷把最后一罐梅菜扣肉塞进包袱，阿爸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雾缭绕里只说了一句：“撑不住就回来。”
风从巷口吹进来，带着咸咸的海味。少年低头扒饭，一粒米黏在嘴角，像舍不得走的流星。他把眼泪和油汗一起咽下去，喉咙滚烫，胃里却暖得像生了小火炉。
霓虹灯在头顶嗡嗡作响，像在说：留下来，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