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的台北街头，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 士林夜市的红灯笼刚亮，空气里混着烤鱿鱼和桂花香。小凌把那条洗得发白的毛线围巾往上拉了拉，几乎遮住了小巧的下巴和总是微微上扬、带着点天然笑的嘴角。她呼出的白雾在霓虹里一瞬就散了，像她此刻飘忽的心绪。怀里紧紧抱着刚从华冈艺校领回的结业证书，纸角已经卷得发毛，像一朵被揉皱了的、承载着梦想的云。
这是她 19岁的最后一个月。白天，她在大声经纪那间弥漫着汗味和地板蜡气息的排练室里，对着巨大的镜子一遍遍练习舞步。汗水濡湿了她额前细碎的、带点栗色的卷发，贴在光洁饱满的额头上。那双标志性的大眼睛在专注时格外明亮，却常常因睡眠不足而带着淡淡的青晕，像没晕开的眼影。晚上，她就独自回到通化街那间顶楼加盖的、冬冷夏热的小房间。锈迹斑斑的铁门一推开，冷风先灌进来，把墙上贴着的海报吹得猎猎作响——滨崎步的炫目、安室奈美惠的酷飒、boA的活力，全是她省下午餐钱，偷偷跑去诚品翻看日韩杂志时小心翼翼剪下来的宝贝。地板吱呀一声，宣告她的归来。她蹲下来，把那张印着“王君如”三个字的证书，郑重地压进抽屉最底层，像藏起一张不合时宜的奖状。
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躲着那张纸。也许因为它写的是“王君如”，而不是“小凌”。经纪人说“王君如”太像隔壁班那个戴眼镜、成绩单永远满分的好学生名字，不够闪亮，不够有记忆点；公司要她做“小凌”，一个全新的、会跳舞的、带着一点水嫩果冻光泽的甜心偶像。“小凌”听起来像一颗刚拆封、q弹诱人的软糖，而“王君如”……只是妈妈每天凌晨四点，在芦洲老家那间弥漫着面粉和蒸汽的狭小厨房里，伴着收音机沙沙的戏曲声，揉面、擀皮、蒸包子时，呼唤的那个平凡女儿。
**家境** 的底色是清简而坚韧的。她从小在芦洲的旧巷弄里长大，父亲在她幼时便离开了家，母亲靠着在巷口摆摊卖早点，独自支撑起她和弟弟的生活。那双手，因常年揉面、洗碗而粗糙，却总能神奇地变出热腾腾的包子和温柔的鼓励。小凌早早懂事，骨子里有种不服输的韧劲，像野地里顽强生长的小草，甜美笑容下藏着倔强。她渴望舞台的光，也深知每一分机会都来之不易。
公司通知她：去东京。三个月的“天后制造所”艾回训练学校集训，通不过就回家。小凌攥着电话，指节微微发白，最终只对电话那头的妈妈说寒假要去公司安排的密集“补习”。她怕妈妈追问细节，更怕妈妈不追问——那种沉默像冬日早晨一碗没放糖的豆浆，越喝越苦，哽在喉咙里。
走之前，她回了一趟芦洲老家。巷子口妈妈的面摊还在，熟悉的烟火气裹着寒意。老板把一把黄面扔进滚水，蒸汽升腾上来，模糊了周遭，像给整个世界打了一层柔焦滤镜。妈妈看到她，在油腻的围裙上擦了擦手，从围裙兜里珍重地摸出一只薄薄的红包，里面只有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千元钞和一枚小小的、用红布包着的平安符。“到那边……别省饭钱，要吃饱。”妈妈的声音低低的，带着疲惫，像怕惊醒隔壁熟睡的邻居，又像是怕惊扰了女儿远行的梦。小凌用力点头，喉咙发紧，把红包塞进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后袋，那硬硬的边角硌着她的大腿，一路提醒着她这份沉甸甸的牵挂。
飞机起飞前，她在桃园机场空旷的洗手间里，对着冰冷的镜子一遍遍练习日语自我介绍。才学了一个月，舌头僵硬得像打了结。镜子里的女孩，巴掌大的小脸，眼睛大而明亮，此刻却因紧张和连日奔波，眼下泛着明显的青黑，像没抹开的遮瑕膏留下的遗憾。她深吸一口气，努力扬起那个公司要求的“甜心”笑容，对着镜子说：“はじめまして、シンディです。”声音在空旷的、贴着光滑瓷砖的空间里来回弹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最后碎成细小的、孤单的回音，消散在排风扇的嗡鸣里。
东京的三个月，像一场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且没有字幕的异国电影。每天八小时的舞蹈、发声、日文课，强度大得惊人。汗水浸透衣衫，滴落在木地板上，日积月累，竟把深色的地板也漂出了浅白的印痕。膝盖和手肘上的淤青是常态，旧的未消，新的又添，青紫交叠，像无声的日历，一页页残酷地翻过。指导老师 Ketz 先生，一位表情严肃的日本老人，曾在一次课后，难得地在她累得几乎站不稳时，拍了拍她单薄的肩膀，用生硬的台湾国语说：“你，根性，有。”她当时没听懂，但记住了那个词的发音——“konjou”。晚上回到四人一间的狭小宿舍，她偷偷翻出日汉字典，指尖划过冰凉的纸页，找到了释义——“毅力”。心头蓦地一热。她把那张印着“根性”的字典页小心翼翼地撕下来，用透明胶带贴在床头斑驳的墙面上，紧挨着妈妈给的那枚小小的平安符。这两个词，成了她暗夜里无声的支撑。
训练学校难得放了半天假。新宿街头飘着细碎的雪沫，空气清冷。她一个人裹着旧外套，钻进繁华的 109 百货，在最底层打折区的人潮中挤了半天，终于买下了一条价格便宜却让她眼睛发亮的红格子短裙。回到寂静的宿舍（室友们都出去跨年了），她迫不及待地把新裙子套在宽大的制服外面，对着门后那块缺了角的穿衣镜笨拙地转圈。镜中的少女，栗色的卷发有些毛躁，脸颊因兴奋和寒冷泛着红晕，笑容是真实的、带着点傻气的快乐。窗外遥远的欢呼声浪隐约传来，电视里红白歌合战的歌声高亢激昂，她转着转着，眼前却忽然模糊了——她想起了台北芦洲家里的厨房，这个时间，妈妈一定正在“笃笃笃”地用力剁着饺子馅，刀起刀落，声音干脆利落，像除夕夜的鼓点，敲打在她心上。那一刻，她才痛切地明白，“想家”原来真的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带着棱角的重量，压得人只想蹲下去，蜷缩起来，仿佛一站起来就会被那重量压垮。
倒数的最后一秒在窗外炸响，她猛地吸了吸鼻子，抹掉眼泪，抓起那台像素很低的翻盖手机，对着镜头努力挤出最灿烂的笑容，比了一个大大的“V”。照片里，小凌的眼睛被泪水冲刷过，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窗，映着窗外东京不灭的、如星河般璀璨的灯海。她按下发送键，把这张带着噪点、却盛满心事的照片传给妈妈，配文只有四个字：“新年快乐。”
半分钟后，手机屏幕亮了。妈妈回了一张照片：家里那张老旧的木质餐桌上，摆着两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一盘是翠绿的韭菜馅，一盘是鲜甜的高丽菜馅。照片的角落，爸爸的空位前，也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副碗筷，干干净净，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小凌死死盯着那个角落，积蓄已久的眼泪终于汹涌而出，大颗大颗地砸在手机键盘上，像一场迟来的、淹没了整个东京的雨。
三个月后，她拿到了艾回训练学校的结业证书，上面清晰地印着“合格”两个大字，落款是日本艾回唱片。回程的飞机轰鸣着冲向高空，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崭新的证书和抽屉底层那张印着“王君如”的华冈结业证书叠放在一起——两张薄薄的纸页之间，紧紧夹着妈妈给的那枚小小的、带着体温的平安符。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一束金灿灿的阳光猛地从舷窗照射进来，不偏不倚地落在她膝盖上那片尚未完全褪去的、淡淡的青紫色淤痕上，像命运之手，温柔地为旧伤镀上了一层充满希望的金边。
回到台北那天，正好是 2003 年的元宵节。松山机场外人头攒动，一盏盏橙红色的天灯被点燃，带着人们的祈愿，晃晃悠悠地升上墨蓝色的夜空，越飞越高，最后变成天幕上细小的、闪烁的星点。小凌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喧闹的人群中，仰头望着那片温暖的星火，晚风拂起她耳边的碎发。她忽然清晰地想起了舞蹈老师说的那个词——根性（konjou）。她轻轻地在唇齿间念了一遍，像念动一个开启未来的咒语，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笃定。
她知道，当那枚平安符被阳光照亮，当“合格”的印章落下，当她的目光追随着天灯飞向高处的那一刻，两个名字，连同她们所承载的过去与未来，终于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了同一张身份证上。而2002年寒冬里所有的眼泪、汗水、膝盖的淤青、红包里单薄的钞票、以及那枚小小的护身符，都悄然熔铸，变成了她脚下那条看不见却无比坚实的起跑线，延伸向灯火辉煌的舞台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