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在整个国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力。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因此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就连西方的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称中国也属于专制政权，只不过跟波斯略有不同而已。可在赵昺看来这绝对是一种谬误，是胡说八道，起码自己现在就做不到言出成宪，而他的列祖列宗也对此甚为苦恼。
这几天虽然战事紧急，却是赵昺难得清闲的日子。而在这个时代及没有电影、电视，也不能泡吧，想出去逛街更是不能，于是读书成了唯一的选择，好在蒲家有一座藏书上万卷的书楼。他入府后便命人封了，令人将藏书全部搬到自己的座船上去，当然也从中抽取了几本以备无聊时解闷。
既然是用来解闷的，当然就不是那些典籍，那是用来催眠的。不过最适合解闷的自然是珍闻猎奇类的书籍，赵昺发现这个时代最八卦的就是士人了，他们还会把各种传闻记录在自己的笔记中，他选的也就是几本八卦笔记。而赵昺发现这些士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癖好，就是喜欢看本朝皇帝吃瘪，他们不仅详细记录下来，还加上批注，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们‘变态’的心理，体现出士人的优越感。
骨子中还是个小民的赵昺初时看到那些皇家秘闻读的也是津津有味，可看着看着就觉的头皮发炸，脖颈子上冒凉风，意识到这些记录的可都是自己老祖宗的‘光荣事迹’，自己业已不是早前的升斗小民，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了，那些被士人引以为傲的事情也需哪天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同时他也意识到列祖列宗们当皇帝的感觉肯定也跟自己一样——不能快意行事！
自先秦以降，权力逐渐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们成为超越法律限制的人，一言九鼎，口含天宪，完全拥有整个王朝的*****对付几个文人的喋喋不休还不是小菜一碟。要知道，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御用“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用，用不着时丢掉的“抹布”。而宋朝的皇帝们却没有一个能做到，反而受到各方的擎肘，很难如意。
赵匡胤时期，他自己觉得天天看到的只有玉石器皿，突然有一天想要使用一个竹子的，来一个生态感觉。自己提出了一个申请，二个月中书省还没有批下来。派人追问4次，回复竟然是否。理由非常简单，不合乎规矩、、、、、赵匡胤也只是摇头叹息，八格牙路，谁规定的呢？！
英宗皇帝是个极度无厘头而自私的人。正常人的思维都没有。在位几年就因为心胸狭窄自己气死了。但是，他创造了一个大宋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三年中，有六百零九项决定、任命、需要、想法、意见被中书省否定，拍死！
他要破格提拔他当太子时的亲信做河北运转使，被首相韩琦一班人马拍死！
他要破格提拔他当太子时的恩人做御史台大人，被首相韩琦一班人马拍死……
啪、啪、啪，听着都心碎，赵昺估计英宗皇帝就这么被拍死了！
宋仁宗想把张贵妃的伯父升职，一升就是四级。照说，在家天下的封建专制王朝，皇帝想升谁贬谁，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但这事儿还真有点难办。一、连升四级在宋朝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不符古制；二、张贵妃的伯父本事有限，难以服众。为了表示民主精神，仁宗就把这事儿拿到朝廷上去辩论，打算获得大臣们的支持。
没有想到的是，以包拯为首的谏官们纷纷反对这项提案，仁宗有些不高兴了。我想提拔自己的国丈，请你们商量，是给你们面子，并不是真是需要你们批准。你们怎能这样不识好歹呢？仁宗辩解了两句，可却招来谏官们更猛烈地回击。包拯讲到激烈处，居然用手在仁宗面前指来指去，嘴上的唾液星子直往他脸上溅。
仁宗那个气啊，可没办法，他只能忍着。自认倒霉。下班后，回到宿舍，张贵妃喜滋滋地过来问伯父升职的事情。仁宗终于逮到了发泄的机会，恼怒地说，“你丫就晓得宣徽使，宣徽使；你不知道有个包拯御史吗？”比包拯更牛逼的还得数寇准。有一天，寇准跟宋太宗讨论事情。两人说着说着就话不投机了。太宗很生气地站起来要走，却被寇准一把拉住袖子，不准走。太宗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等事情处理好之后，才悻悻而去。
士人牛b，老百姓也牛b。南宋时官员庄绰到江西任职，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宋徽宗是无道之君，所以，拒绝接受他的货币。这真是‘今有愤青抵制日货，古有民众抵制昏君’。当然古今行事高下有云泥之别，境界还是有高有低的。宋朝皇帝还曾做过更奇葩的事情，为了达成自己的心愿，居然不惜去给臣属行贿。
宋真宗一心想做秦皇汉武那样的伟大事业来青史留名，可其实在是能力一般，正常情况下是没希望了。不过每个时代都有贴心人，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窥测出他的心事，首提封禅，以迎合上意。古代的帝王只有文治武功无与伦比才有资格到泰山祭天称做“封”，在山下祀地称做“禅”，可是宋真宗又没有作出文治武功的大事来，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而要封禅，还需有一个关键的技术性问题，一定要先得天瑞，既上天给予的“吉兆”，才可行封禅大礼，这个道理，赵恒也很明白。王钦若早有主意，于是又说，可以假造天瑞，只要皇上自己相信并崇敬它，而后诏告天下，便与真天瑞没什么不同，并说历代的君王老爷都是这么干的。可大凡要搞鬼的人心中总是心虚，宋真宗也是这样，他怕宰相王旦阻挠，怎么办呢？
王旦进士出身，人称“圣相”的李亢死后，先是寇准做了一段宰相，接着王旦继任宰相。他的做官能清廉自守，不用私人，威望也比较高。宋真宗唯恐这位官声甚好的宰相说长道短，甚至戳穿他的假把戏，于是宋真宗便请王旦入宫赴宴，散席之后，送他一个坛子，说:“此酒极佳，你拿回去和老婆孩子共享吧。”王旦回家打开坛子一看，竟是一坛价值连城的珍珠。行贿的手段很巧妙：假说赐酒，酒器内不是酒而是珍珠，这是不是有点像现在人送烟而里面卷的是钱一样！
这位在朝中混了几十年的老臣，明白皇帝可能有求于他，于是后来赵恒与王钦若假造天书，并作出封禅的决定时，他便成了没嘴葫芦。不但不复议，而且还参与了这些事，当有人在朝堂上正式提出封禅的事时，宋真宗假惺惺说自己还不配去封禅时，王旦竟带头五次上书要求封禅，他本人则被封为封禅的“大礼使”，参与封禅活动。宋真宗的一串珍珠，使这位忠直清正的宰相成了自己造价天书、举行封禅的合伙人……
想想这些先辈们被整的如此狼狈，赵昺深感庆幸自己还没堕落到他们的地步，但是也离着不远了。他为了维持自己的联盟送出去的却不是一坛珍珠可比的，不过是以‘赐’的名义给予的，好歹没像真宗皇帝一样把面子掉在地上，让那些士人当做笑料记录在案。
不过文天祥那天在朝议上闹的一处让赵昺感到了危机的迫近，这家伙完全不顾自己当年救他的恩情，当着那么多人跟自己拿祖宗家法对着干。自己当然不能说其错了，因为人家也在履行职责，照章办事，根本挑不出错来，且你拿皇帝的头衔压人家也不怕，其后边还有一大票士大夫拿着祖宗家法给其呐喊助威，为他撑腰呢！
赵昺如果不是穿越到这个时代，也无法体会到祖宗家法的厉害，但现代人可能仍难以理解祖宗家法为何成为每一个皇帝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么说吧，古代的中国虽然没有所谓的宪政理论，或者没有以法律为基础的《宪法》，然而无形宪法还是存在的，就是以“礼”为主的一整套行为规范，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须遵守这些法度，亦即在“礼制”或者“先王之法”面前人人平等，而皇帝的行止除了应天变外也必须受到约束。
而一说到宋朝的祖宗家法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赵匡胤立下的誓言碑，‘不杀士人，不杀谏言者’，事实上宋代的“祖宗法”却不像最重祖宗家法的明朝一样出自开国的朱元璋一人之手，而是由一系列先帝故事、习惯法、惯例、故典组成，更为悲催的是这些故典与惯例的整理，通常都是由士大夫群体来完成。
正是由于士大夫们参与了祖宗家法的整理，也使他们有机可乘，在筛选、阐释“祖宗法”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融入了儒家的治理理想。因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说是哪一位赵宋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祖宗法”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正式提出来是在宋仁宗朝以后。而对宋朝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仁宗皇帝是位仁厚之君，不过却是一位资质平庸的主儿。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不得不缴纳岁币换取和平；对辽国也是极为失败，打破了早已签订的澶渊之盟，重新鉴订重熙增币以换取和平；而冗兵一百二十余万，给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负担；另外土地兼并也达到了顶峰，激化了社会矛盾，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雷。
但宋人对其的评价却不吝赞美之词，称其‘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并在其死后被士大夫们塑造成可垂范后世的仁圣君主，要知道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
宋朝士大夫将一位政绩平平已经去世的君主树立为圣君又为什么呢？他们能瞒得过世人，却瞒不过后世来的赵昺。他知道仁宗最被士人推崇的优点有两条，善纳谏和怕大臣，说白了就是大家说的话都听，且惧怕手底下的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哪里是皇帝，分明是受气包。那他们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如此抬高仁宗当然不是为了歌颂皇帝，而是想给在位的君主立一个标准，以此来规范皇帝的行为，抬高士人阶层的地位。
若不是赵昺是来自后世，又保留着成年人的思维，想想一个从孩童时期便受到这样的洗脑教育，且以此作为一个帝王正确的行为标准，那后果会是什么样，想必会诞生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你若是不肯依从，那便是违背了祖宗之法，受到整个士大夫集团的声讨，重新将你‘纠正’到正确的轨道之上。
赵昺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如果要达到目的，利用自己掌控的军队像秦始皇那样对士人集团进行镇压和清洗，看似简单和痛快，可也摧毁了宋朝的整个统治阶层，并将他们推向敌人的一方。那自己又靠谁去管理和统治一个国家，靠谁给自己出谋划策呢？但是若想在不触及士大夫阶层的情况下，打破套在他们嫁与皇帝上的枷锁，推行自己的政策，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