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的帐是如此算的，他要利用斡脱商人的‘门路’打开通往内地的通道。当前两广沿海被蒙元设置了禁海区，在这个范围内成为各类走私分子、匪盗的天堂。但是也只是存在相对的自由，元政府设立隔离区是为了加强对琼州的封锁，自然不会任由走私贩子猖獗，因而会时不时的遣兵进入隔离区发起清剿，乌合之众般的走私贩和盗匪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往往每次清剿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即便事务局凭借便利的条件，每每能躲过元军的清剿，避免重大的损失，而他们的武装力量还难以正面对抗元军。但这些人做的都是琼州的买卖，所以归根结底损失最大的还是琼州。另外随着封锁线愈加严密，向内地渗透也更加困难，一批货物往往要损失五成以上，导致利润下滑。这也是黄华为何要与陈吊眼联合，借路通行的缘由之一。
元军现在围了陈吊眼的山寨，切断了通路，使得私盐生意受损，他们不得不另行开辟通路。而斡脱商人如苍蝇一般，哪里有铜臭味儿都能寻的到，不过他们拥有特权可以自由出入不说，还会借助元军之手打击各方势力从中谋取最大的利益，反而是他们从中获利不小。
赵昺此次的意图就是通过向斡脱商人‘施恩’向他们买路，毕竟海贸生意要比贩私这点蝇头小利大得多，而只要他们想挣钱就不愁不愁他们不入坑，且自己守住海峡也就把握住了定价权。他将自己的意图与郑虎臣、庄世林和周翔三人一说，他们也都眼前一亮。
如此一来，事务局的商队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行走江南之地，盐卖出去了钱自然也就回来了，大头也入了内库，解决了花钱吃紧的问题。同时，将作监也能够通过斡脱商人夹带的方式获得急需的物资。而这些综合算下虽不比‘打劫’来的快，却并不比买路钱来的少，且‘打劫’是一锤子买卖，人家不来自己什么也得不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四个人一合计便定下了谈判的原则：
要求斡脱商人协助琼州开放钦州、雷州、潮州及福州四处商路，分别对应蒙元在沿海设置的湖广行省、江西行省、福建行省和江淮行省。这四处皆有内河与大海相连，船只可直达内陆地区；让斡脱商人答应替琼州收购战马、铜铁等禁运物资，贩运到琼州；要求沿海各州府放松对内陆走私船的监管，使他们可以到达琼州交易等。如此便可以放他们的船只往返海峡。
赵昺知道这些要求对于斡脱商人来说并非不能达到，无非是上下行贿，许与暴利罢了。加上蒙古统治者对于解决经济问题并没有什么好办法，他们的原则就是谁能给自己弄到钱就是好样的，并不在乎用什么办法，而这些斡脱商人也早已摸准了他们的脉，再说商人重利，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且对于这些斡脱人来说，蒙古人也不过是自己捞钱的工具，谁能给他们利益谁就是主子。
但这几条‘私路’的开通对于琼州不仅仅是获得物资和金钱那么简单，其中却有重大意义，赵昺可以通过此向内地进一步的渗透，派遣人员、军队进入内陆发展势力，建立根据地。一旦时机成熟发起复国之战，这些地方都可以成为宋军的内应，战事一起一呼百应……
忙忙叨叨之中很快进入九月，朝廷三月开科取士，经过乡试和府试两轮淘汰，加上恩赐的归朝士子共有五百余人已齐聚府城准备参加部试。开科对于每个朝代都是件大事，何况是行朝建立后第一次开科，赵昺令人扩建和修缮了科场，以左相陆秀夫作为总裁，参知政事刘黻、礼部尚书徐宗仁、吏部尚书陈仲微为副总裁；以应节严和文天祥为知贡举。又任命了十八坊考官和提调、监场、搜查、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一众事务官。
万事具备就待开考的时候，突然有士子闹起事来，称此次科举不公。赵昺听了一激灵，自己此次开科确实有违旧制。每次国家开科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在英宗时定为三年一大比，也就是所谓的大比之年，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考试时间为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当初赵昺考虑到宋朝也是多年未举行科举，而琼州读书人又少，为了能选拔些本地人才增加了乡试，以利于更多的人能参加考试。而琼州地方又不大，不需考生长途跋涉前来，因而在考试时间上也做了调整与旧制大不同。且当时他提出时，众臣也都没有反对，便照此实施，可到最后关头却又出了麻烦。
赵昺起初以为是那些在府试中落选的士子闹事，可细问之下却非如此。原来自去年行朝决定开科之后，不仅琼州的士子们知晓了此事，这事儿随着行商和往来琼州的人口传到了内陆，并迅速扩散开来。因而许多内地士子也想参加科考，但是许多人却都是听闻，并不知详情错过了考试时间，失去了参加部试的资格。
起初内地来的士子人少，只能自叹倒霉，想回去又非那么容易，只能暂时安置下来等待再次开科。可随着消息的扩散范围越来越大，不惧险阻跨海而来士子也越来越多，最后聚于府城的达千多人。三人成虎，倍感失落的士子们便聚众闹起事儿来，称此次科举不公，都是大宋士人为何坏了规矩！
获知真相赵昺也只能长叹一声，感叹世事无常，这些士子也是可怜。想当年大宋朝厚待士人，对他们关爱有加，可谁想到大宋说完就完了。而换的新主子却对士人并不感冒，开国改号以来二十年未开一科，让这些士人的日子变得极为艰难起来……
以赵昺所知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但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江南平定，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实足的土皇帝架派。于是元朝朝堂上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上朝行礼完毕后，必将两手背在身后。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
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对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和南人，从多个方面严加防范，即使是加入统治集团的汉人、南人上层，其权力也受到诸多限制。元朝中央统治机构中，总揽全国行政的中书省、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和主司黜陟监察的御史台这三个部门的正官，非蒙古人不授。中书省的右、左丞相是统六部、率百司的最高行政官，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得任此职的仅世祖时作为“元勋宿望”的史天泽和顺帝时特赐蒙古姓氏的贺惟一两人。
在宗教上蒙古贵族亦以士人迥异，起初他们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
语言文字上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附之，这又将大批士人排出在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不得不重入蒙古学校读书。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蒙古族是战胜者、当权派，自然是龙头老大；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
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在这种政治高压与民族歧视的政策下，汉臣想与蒙古政权谋求合作，并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几乎是天方夜谭。江南刚平定一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蒙古人用草原思维，或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那种观念，来管理比它更先进的地区，只能让这些地区受到腐蚀，生产力下降，民众不满程度加重，理念和文化遭受破坏，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
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这九品又算什么啊？
赵昺知道跨海而来的士子们并非都是走投无路之下前来琼州撞大运的，其中定然也有对大宋仍怀有感恩之情，希望复国的忠良之士，但不论如何也要比那些甘为蒙古人爪牙，为其出谋划策的无良士人强之百倍。再者他清楚一个民族的延续，首先是文化的传承，这些士人正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者，而蒙元不到百年的国祚也正是因为他们未能融入其中。
既然忽必烈有眼无珠，赵昺当然不能视而不见，若是因为顾及此次未能参加科考的士子，对于那些参加者明显又是不公平。经过审慎考虑，又与众臣商议后，赵昺决定明年三月开恩科，无论是此次落选的士子，还是未能赶上者都可参加，以求聚拢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