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拿到了这笔钱，却没有对郑虎臣做出什么承诺，也未说什么夸赞的话，更没有赏赐。而郑虎臣也二话没说，便将金钱送到了他指定的地点，君臣之间就仿佛是理所应当的一般。但是据前往接洽的王德回报，其仿佛大松了口气，不仅没有不舍的，反而有几分欣喜。
因为这笔钱来的太过突兀，所以赵昺并没有将钱直接送入内藏库，却是让王德安排人将库中一些积存的香料和珍玩先拿到宫外售卖。此种做法历朝历代并不少见，过去宫中每年都会接收各地送来的贡物，其中包括大量的香药、绸缎及丝帛，另外还有宫中将作监打造的各种器物。每当宫中的各库积存过多，或是皇帝缺钱了便会拿出去售卖。
当然宫中售卖的东西从来不缺买家，且人们会争相购买，将家中有件御用之物作为种荣耀。且宫中的东西皆是各地贡献，再者也是宫中的工匠制造，质量那是绝对杠杠的，毕竟胆子再大也不敢糊弄皇帝，所以这些东西不仅买的快，且价钱绝对不菲。
当宫中的杂货铺子一开张，立刻吸引了各路买家抢够。但是一些朝臣见了都直皱眉头，他们皆知道小皇帝这些年是赚了些钱，可往往是来得快取得快，不是用于国事，便是充作了军费。而看看售卖的东西居然还有些是当年从蒲氏府中抄来的东西，算算那些香药存放了足有十年了，若不考虑质量问题，也可知小皇帝的生活简朴到了什么程度，否则这些东西还能放到现在。
看到这种情况，大家明白小皇帝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大婚筹措资金，也知道其兜里这回是真空了，否则不会将家底儿都拿出来卖。但也只能感叹一番而已，他们都知道小皇帝为了百姓免受进献之苦，对每地皆规定了限额，且标准很低，更像是意思一下。而官员的所谓孝敬向来是从不接纳，若是送去反而会挨顿臭骂，甚至会让御史台查明钱物的来历。
看着皇帝娶老婆都要靠变卖家产来筹措花费，众臣真是无奈又同情。而赵昺虽然看似丢了面子，却通过这种手段将事务局的资金洗白，又给自己赢得了声望，里外里是只赚不赔。且向外部传递了一个信号，老子身为皇帝都不贪不占，若是有人胆敢逆天而行，那下场就自己想想吧……
到了九月下旬，太皇太后的超度法事终于结束了，赵昺也得以回到宫中。不过此时秋闱已经结束，和议的事情也并无什么进展，双方谈谈停停，不温不火，就这么耗了一个多月。而近日伯颜也返回大都议事，只剩下留梦炎在扬州继续和议，基本上陷入了停顿。
诸事皆已毕，于是乎皇帝的婚事便成了朝廷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皇帝并非都能赶上次这种风光体面事儿的。他们往往在继位前就已经成婚，只需履行册封皇后之仪，并非要再次补办婚礼。更不要因为皇帝可以夜夜做新郎就要天天办婚事的，按照礼制皇帝的老婆也是只有一人而已，其他的妃嫔是无法享受到这种待遇的。
所以皇帝要想再办次婚礼是很难的，除非皇后死了，或是被废才有可能。且皇帝大婚耗费极大，不是想办就能办的，事先都要摸摸自己的兜里有几个钱儿，是不是允许自己再折腾一回。而这也是皇帝大婚难得一见的原因，以致大婚的礼仪，皇室成员、朝廷命官也难得一见，也许一辈子就遇到这么一次而已。
而当下大宋起码自宁宗、理宗、度宗，若再算上未成年便病死的景炎帝，或是因为登基前已经成年娶妻，或是因为尚未成年则夭折了，至今已有四朝皇帝没有举行过大婚了。如今朝臣们却摊上了这么件百年不遇的大事，不能不慎重，于是不仅成立了以左、右相为首，礼部尚书为常务，各部尚书为成员的筹备班子，还结合进去些名儒、贤士参与其中。
赵昺作为当事人也参与了两次筹备会议后，便再也不去了，他发现不懂的不仅是自己，这些人别看一个个的咋咋呼呼的，其实同样不明白。他们也是根据典籍的规定和前例所用的礼仪‘摸着石头过河’，而偏偏大宋朝廷经历了两次劫难，皇室档案及相关典籍皆已散失，简直是无章可循，只能边收集相关的典籍边进行整理论证，以尽求妥当。
其实婚礼如何举行，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百姓一般也要遵守《礼记》中约定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亲迎。不同的是，皇家的大婚仪式更为隆重和讲究，只是历朝历代有所增减罢了。到了宋代，以荒唐和奢侈着称徽宗皇帝却礼法格外关心，亲自主持进行了修编，对婚礼的程序进行了简化和一定的细化。而司马光被罢职后也对礼法进行了研究，同样编撰成书，针对不同人群所用的礼仪做了规定。
不过人多了想法就有所不同，且这些士人们都是博学之才，对礼法也皆有不同的见解，在这个时候谁都想以自己的见解为主导，最后反而难以形成统一。即便是用不用乐队伴奏都成了久议不绝的难题，有人说古礼上所载婚礼之时不用乐，而有人称徽宗皇帝却是要用乐。赵昺听了都哭笑不得，婚礼本来就是高兴事，吹吹打打的才热闹，若是悄默儿声的就进了洞房，跟耗子娶亲有何差别？
但是赵昺还有有自知之明的，自己肚子里那点儿墨水不够拿出来丢人的，还是躲得远些，免得他们打起来溅自己一身墨水，还是做些他能干的事情。当然首先要确定下来后妃的人选，按照规定大婚当日‘一后众妃’同日进宫，他首先要确定下名单，将他们放回家去待嫁，同时要敕封其父母，在京中赏赐府邸，这些事情也不能耽搁。
赵昺此时也没有功夫再进行多方考察人选了，便按照太后和众臣的意思立吴曦为后，而他本想封李三娘为贵妃，但是他们以为虽与其有婚约在前，可贵妃仅次于后，对于一个俚人来说也过高了。其实他清楚，众臣是担心自己哪天不高兴了，废了皇后，那么接班的是个俚女岂不坏菜。
于是乎赵昺考虑再三便将陈淑欲封为皇贵妃，李三娘为淑妃，众人觉得他已经妥协，让了一步，他们便没再多言，就算是定下了。下边依此是德妃章屏、贤妃雷妍，看在大长腿的份儿上封王妤为宸妃。而程素落选，只能作为普通宫人留在宫中，只怕听说后要哭晕在厕所了，不过其也非没有了机会。
以赵昺所知宋代的嫔御名号其实没准，算是比较纷纭杂乱。大致地说，初入宫时的女子名号只有：侍御、红霞帔。再进一步，封君，封夫人，且君和夫人在人数和郡名上没有一定。夫人以后，再进便是才人、美人、婕妤，然后进为昭仪、昭容、修媛、修仪、修容、充媛、婉容、婉仪、顺容、贵仪等。再进则为妃一级：贵妃、贤妃、德妃、淑妃、宸妃。
所以说大宋后宫最显着的特色是无定位，由初级开始，随宠遇增长，不断晋级，就与玩儿游戏打怪升级似的。而赵昺此次选妃也算是特例，她们只打了几个小怪物，便开了挂一步通关了。可她们其实最该感谢的却是太后这个大ＢＯＳＳ，其为了早点儿抱孙子才一路放水，若是赵昺守关，即便比不上唐僧取经，也要让她们学关羽过五关斩六将。
大婚班子忙了好一阵子，总算将大纲弄出来了，呈上请赵昺审阅。他只粗粗一看便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疏漏，提笔写了四个字——与礼不合，便将奏疏原样退回。一帮人马上就懵了，这可是他们花费了无数的心血，翻了不知道多少典籍才弄出来的，皇帝四个字就给打发了。
但是皇帝的御批又不能不听，徐宗仁又召集众人逐字逐句的细细研讨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非礼’之处，可送上后又被驳回。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了，大家再审后仍然没有发现纰漏，可以只能呈上再请陛下明示，这次赵昺在后面加了一个字——冠。
大家看过御批后立刻一个个苦笑不已，这事情若是传了出去真是丢了大脸，岂敢再称名儒贤士。原来按照《礼记·王制》所载，以“冠、婚、丧、祭、乡、相见”为“六礼”。其中的“冠”就是为成年礼，而没到成年，或没举行过成年礼就结婚，那就是“非礼”了。
出现了如此大的疏漏，众人自然懊恼，竟然将如此大事给忽略了。可转念想想，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啊！想那小皇帝五岁开府主持琼州军政，八岁称朕受命监国，初时还觉的其年纪尚小，但其处理军政事务从不含糊，带领行朝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其所作所为哪里是小孩子该有的，渐渐的便适应了，不敢再小瞧，从心里将其视为成人，却忽略了陛下的年龄，不是提醒竟然忘了其还未行冠礼。
另外宋代虽然礼书上还在继续修冠礼，但除了真宗、徽宗和理宗为皇子行冠礼外，现实中冠礼仍然不受重视，皇子行冠礼并未形成定制。以致英宗时蔡襄论道：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曾巩也指出：古之人重冠，于冠重字，字则亦未可忽也。今冠礼废，字亦非其时，古礼之不行甚矣。苏辙则说：今夫冠礼，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今皆废而不立。
宋代皇室中冠礼都已被疏忽至此，民间冠礼废弛的状况更可想而知。但这又是不能够绕过的重要环节，说起来冠礼就是表示男青年至一定年龄，性已经成熟，可以婚嫁，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简单地说，举行冠礼就是要提示行冠礼者：
从此将由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孺”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只有能履践孝、悌、忠、顺的德行，才能成为合格的儿子、合格的弟弟、合格的臣下、合格的晚辈，成为各种合格的社会角色。只有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人，也才有资格去治理别人，才能继承和发扬华夏礼仪文明。换成现代的一句话说，冠礼就是华夏礼仪在华夏成员心中的奠基工程、基础工程，而儒家也将冠礼定位于礼仪之始。
皇子同样只有在受过冠礼后才有出就外第、开府置僚、出班听政的资格，当然也是形式大于实际。出就外第是对皇子的一种限制管理；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是皇子参政议政权利的体现，不过开府置属虽给皇子配置了官属，但官属的教育训导功能大于政治辅佐功能，出班外廷则侧重于奉朝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
但是当下出了赵昺这么个怪胎，五岁便开府建衙，出外就藩；八岁继位理政；如今为及戴冠便统领大军收复了江南半壁江山，因此以皇室制度和此前旧例都无法套用。此外便是戴冠年龄的问题，这又出现了分歧：
有朝臣有人援引程颐的论点，称其曾分辨言：“冠所以责成人，十二年非可责之时。”他又认为，既冠矣，就必须责以成人之事，否则就成了虚礼。如果冠礼之后不能责以成人之事，则终其一身都不能期望他成人，所以，“虽天子诸侯，亦必二十而冠。”如此小皇帝还不能行冠礼。
可也有人援引司马光的论点，在其《书仪》中，制订了冠礼的仪式：男子年十二至二十岁，只要父母没有期以上之丧，就可以行冠礼。另有儒者提出《左传》中鲁襄公十二而冠的记载，主张冠礼年龄满足十二岁即可。而这种观点下赵昺此时行冠礼就是合乎礼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