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被警告了，实在抱歉，最近状态不好，容易发错章节，体谅体谅】
1917年4月下旬，欧洲大陆并未如许多乐观者所期盼的那样，迎来一个稳定繁荣的“德意志和平世纪”。
但曾经的盟友发现自己深陷于意想不到的困境，而法国在战败的屈辱与废墟之上，复仇与极端思想的种子，正悄然吸收着极端思想的养分，等待着破土而出的时机。
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奢华却弥漫着焦虑气息的王宫内，沙皇斐迪南一世正对着他的一众心腹大臣和将军们暴跳如雷。
他那素有“狐狸”之称的狡黠面容，此刻因愤怒和恐惧而扭曲。
“骗子！背信弃义的无耻骗子！条骑顿骑士团的败类”他挥舞着一份刚刚收到的、来自柏林外交部的照会，那上面用极其外交辞令却无比明确的语言，再次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保加利亚对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几处有争议地区的进一步领土要求。
“威廉那个家伙！还有他手下那帮傲慢的容克官僚！当初需要我们在东线南线流血牺牲的时候，什么承诺都敢许！甜言蜜语，仿佛保加利亚是他们最亲爱、情同手足的好兄弟！”
“现在呢？现在胜利了，就想用这点残羹冷炙把我们打发掉，像打发一条乞食的野狗！”他的咆哮在宫殿高大的穹顶下回荡。
他的怒火不仅针对德国。“还有那个布加勒斯特的农夫国王（斐迪南一世）和他的罗马尼亚！一个在战争里骑墙观望、最后时刻才投机倒把的小丑，居然也敢凭借柏林的暗示，觊觎我们多布罗加的土地？！”
“还有雅典那帮靠着英国佬撑腰的希腊人，也在南部蠢蠢欲动！他们全都闻着味来了，想把保加利亚撕碎分食！像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那样。”
“背信弃义的瘸子，我就是被杀死，死外面，和皇储斐迪南（一战导火索的那个斐迪南）一样被刺杀，我也不会再找那个瘸子皇帝一次。”
就在斐迪南一世火冒三丈时，一名侍从武官甚至忘了礼节，脸色惊慌地几乎是冲进了会议室：
“陛下！万分紧急的军情！我们的边境观察站报告，罗马尼亚军队至少三个师正在我国北部边境大规模集结，进行进攻性演习！”
“同时，希腊至少两个半师也在南部边境频繁调动！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了非军事区！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似乎有着协调行动、趁火打劫的迹象！”
斐迪南一世的咒骂戛然而止，仿佛是为了加深这场噩梦，内政大臣又拿着一份文件，脸色惨白地跑了进来，声音颤抖：
“陛下！我们的人…我们的人刚刚破获了一个英国间谍网！证据确凿！他们不仅在大量散布恐慌言论，煽动我国境内的马其顿人和色雷斯人叛乱，更可怕的是，他们正在秘密接触军队中一些对…对陛下您和当前政策不满的军官，阴谋策划军事政变，推翻政府！”
刚才还怒火中烧的斐迪南一世，瞬间如同被一桶冰水从头浇到脚，所有的愤怒和骄傲都被冰冷的恐惧所取代。
他踉跄一步，瘫倒在华丽的王座上，脸色灰败。他立刻明白了局势的极端险恶：外部，两个虎视眈眈的邻国正准备趁他虚弱时瓜分领土；内部，英国流亡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煽动颠覆，想要彻底摧毁亲德的保加利亚政权。
他的国家刚刚为同盟国事业流尽了鲜血，转眼间却陷入了可能被肢解和内部爆炸的双重危机之中。
生存好对危险的本能瞬间压倒了所有的自尊和愤怒。
他深吸了几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颤抖，对外交大臣吼道：
“立刻！立刻给柏林发电！不…不要发电报！给我直接接通通往柏林无忧宫的专线电话！我要亲自和威廉皇帝通话！用最谦卑、最急切的语气，告诉凯撒陛下，保加利亚，他最忠诚、最可靠的盟友，正在遭受无耻的侵略和恶毒的颠覆，恳求帝国立刻、马上提供保护和仲裁！快！这是命令！”（啊～真香～。）
几分钟后，柏林无忧宫。林晓的书房内，那部专线电话响了起来，他拿起听筒，听着里面传来斐迪南一世几乎带着哭腔、语无伦次的求救声。
“威廉…凯撒陛下！是我，斐迪南！救救保加利亚！救救您最忠诚的兄弟！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就要打过来了！英国间谍在我国内部煽动叛乱！他们要毁了我！毁了保加利亚！您不能袖手旁观啊！我们为同盟国流过血，立过功！您答应过要保障我们的利益和安全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了绝望的哀告。
林晓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嘴角却微微上扬，露出一丝绝对不容对方察觉的、冰冷的笑意，他语气平和，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安慰和威严：
“亲爱的斐迪南沙皇，我亲爱的朋友，”他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传到索菲亚，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沉稳。
“请不要惊慌，慢慢说，保加利亚的贡献，德意志帝国和朕本人从未忘记，也绝不会忘记，罗马尼亚和希腊的这种单方面军事行动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是对中欧同盟团结的公然挑衅。“
“朕会立刻让他们明白帝国的态度和底线。请放心，德意志帝国的力量是你最坚实的后盾，至于内部的那些…英国老鼠，”他的语气略略转冷，“帝国安全局会很快帮你把它们清理干净。保持镇定，信任柏林。”
挂断电话，林晓脸上的那一丝笑意迅速消失。他转向身边的军事副官和外交部官员，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
“立刻以最高优先级，分别致电布加勒斯特和雅典，告诉罗马尼亚的斐迪南一世和希腊的康斯坦丁一世，朕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调动，所有部队撤回军营，任何边界或领土争议，必须且只能提交至柏林，由帝国主持进行仲裁解决。”
“任何未经帝国允许的单方面行动，都将被视为对帝国权威的挑战，并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通知斯科尔兹内局长，让他从‘奥托’特种部队和‘猎鹰’突击部队里挑选一队精干的反间谍和维稳专家，立刻前往索菲亚，‘协助’我们保加利亚的朋友彻底清理一下国内的英国间谍网络和任何不稳定因素，告诉他们，行动要高效、彻底，但要尊重我们的盟友主权。”
他轻描淡写地几句话，就将保加利亚的危机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既狠狠教训了不安分、讨价还价的斐迪南，让他彻底明白谁才是欧洲的主导者，谁才是大哥。
与此同时，在更为广袤的中欧和近东地区，战火并未因德国的胜利而熄灭，反而以新的形式在燃烧。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马肯森元帅的铁腕镇压行动取得了显着但血腥的进展。
他的德军第11集团军下属的“欧根亲王”装甲掷弹兵师与忠诚于卡尔皇帝的奥地利第3步兵军团协同，对盘踞在布达佩斯市中心、依托坚固建筑物负隅顽抗的匈牙利分离主义分子和叛军，发动了最后的强攻。
战斗主要集中在议会大厦、城堡山和英雄广场区域，4月22日清晨，德军集中了包括三门突击炮、一门榴弹炮在内的重火力，对匈牙利议会大厦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猛烈炮火准备。坚固的建筑外墙被炸开巨大的窟窿。
一名德军前线军官通过无线电向后方报告：“…突击组已进入大厦底层！遭遇猛烈抵抗！叛军使用了机枪、手榴弹甚至燃烧瓶！走廊里到处都是障碍物和狙击手…请求工兵爆破支援！”
马肯森在后方指挥部，面无表情地下令：“批准使用爆破筒，告诉小伙子们，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匈牙利人了，不必吝啬弹药，但要尽量减少自身伤亡，尽快结束战斗。”
经过逐层、逐屋的残酷争夺，德军和奥军士兵依靠火焰喷射器、冲锋枪和手榴弹，一步步清剿大楼。
下午四时左右，议会大厦主圆顶上暂时升起了奥匈帝国的旗帜，标志着抵抗核心被摧毁。
此役，德军付出了阵亡127人，伤304人的代价；
而协同作战的奥军损失更大，阵亡约350人，伤741人；
而匈牙利叛军及被卷入的平民伤亡估计超过4000人，大量建筑化为废墟。
布达佩斯的抵抗被暂时粉碎，但马肯森站在硝烟未散的议会广场上，对副官说：
“我们赢得了这场战斗，但并未赢得匈牙利的人心，波西米亚的捷克人骚乱和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运动依旧此起彼伏，光靠刺刀和铁丝网，无法根除几个世纪积攒的矛盾。”
“多瑙联邦”的梦想，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严峻而血腥的现实挑战。
而奥斯曼内战：安纳托利亚的绞肉机 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军队（“国民军”）得到了当地民众和大量对苏丹政府极度不满的溃散奥斯曼士兵的广泛支持，士气高昂。
他们利用复杂山地地形节节抵抗，化整为零，不断袭击政府军的补给线和孤立据点。
从色雷斯紧急调回的、忠诚于苏丹的奥斯曼第2集团军，在大量德军顾问的亲自指挥甚至直接参与下，向埃斯基谢希尔方向的民族主义军队主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
一位德军顾问在发给总部的加密电报中描述：“…奥斯曼政府军士兵缺乏主动性，军官素质低下，极度依赖我军顾问的现场指挥和火力支援，没有我们的炮兵和机枪，他们几乎不敢进攻。”
4月25日，双方在埃斯基谢希尔以西的一片开阔谷地爆发了一场决定性遭遇战，民族主义军队虽然装备简陋，缺乏重炮，但战术极为灵活，战斗意志顽强得惊人，他们挖掘了良好的战壕，设置了大量自制陷阱，并发动了凶猛的夜间反冲击。
一位前线德军观察员记录：“…凯末尔的部队像幽灵一样在山地间移动。他们的狙击手造成了我们很多军官和顾问的伤亡，士兵们高喊着‘祖国或死亡！’的口号发起白刃冲锋，毫不畏死。政府军的进攻多次被击退，士气低落。”
最终，依靠德军顾问直接呼叫和指挥的105毫米榴弹炮群的密集覆盖射击，以及“游隼”轰炸机的精准打击，政府军才勉强击退了民族主义军队的凶猛反击，但未能达成围歼主力的目标，反而自身损失惨重。
是役，苏丹政府军方面伤亡失踪超过1.2万人，其中包括数十名德军顾问伤亡；
凯末尔的“国民军”也付出了约8000人伤亡的代价，但主力成功撤退至预设山区防线，为之后的反攻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奥斯曼帝国的内战陷入残酷的消耗战和胶着状态，整个小亚细亚半岛硝烟弥漫，血流成河。
而在已被征服、处于德国军事管制下和亲德政府的法兰西土地上，另一种危险的情绪正在屈辱和绝望的土壤中积聚、发酵。
在巴黎拉丁区一间偏僻、烟雾缭绕、气氛压抑的秘密沙龙里，一群前法国军官、极右翼知识分子、失意的政客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正在举行地下集会。
他们对德国的严密统治、贝当元帅的昏迷不醒、以及那个暂时设在维希、唯柏林马首是瞻的法国临时政府的软弱无能感到极度的屈辱和愤怒。
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拉罗克的年轻前陆军上尉，激动地站在人群前，他的眼睛里燃烧着不甘的火焰：
“先生们！姐妹们！看看我们伟大的法兰西变成了什么样子！高卢雄鸡被拔光了羽毛，拴在了德意志战车的后面！共和国的民主、妥协、无休止的党派争吵和那些政客的软弱，让我们失去了荣耀，换来了今日的枷锁和耻辱！”
他挥舞着拳头，声音越来越高亢：“我们现在不需要眼泪，不需要哀悼！我们需要的是力量！是钢铁般的纪律！是民族的纯洁和团结！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绝对的领袖，一个能带领法兰西复仇、再生、夺回我们失去一切的革命性组织！”
“是的，我们要学习我们敌人的优点——他们的效率、他们的组织力、他们的国家意志！但我们学习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永远屈服，而是为了最终有一天，能狠狠地打败他们！将日耳曼蛮族赶过莱茵河！将法兰西的旗帜像我们伟大的拿破仑领袖一样，插在柏林。”
另一位戴着眼镜、气质阴郁的前教授补充道，他的声音冷静却更具煽动性：“德拉罗克上尉说得对！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主义，一种能超越陈腐的左右之分、能唤醒所有法兰西人灵魂的力量！”
“它必须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权威、行动至上！我们可以从意大利的那边得到启发，称之为…‘法西斯’！它是治疗共和国疾病的猛药，是带领我们走向新生的唯一道路！”
这群人开始秘密地组建一个名为“法兰西团结”的准军事政治组织，其成员秘密订购统一的蓝色衬衫，私下练习罗马式敬礼，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反德、反犹、反共产主义、反议会民主。
他们虽然势单力薄，且活动受到德国国家安全局和军事管制当局的严密监视和压制，但其思想的毒瘤——一种混合着极端民族主义、权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险思潮——已经开始在法国失败和屈辱的土壤中悄然扎根，预示着未来更加不祥的冲突和灾难。
帝国的四月，就在这一连串的动荡、镇压、密谋和萌芽中接近尾声，保加利亚的恐慌与求救、多瑙联邦梦想下的血腥镇压、奥斯曼帝国痛苦的内战泥潭，无不清晰地显示着“新秩序”光环之下掩盖的巨大张力、矛盾与统治成本。
而巴黎阴暗沙龙里萌芽的法西斯思想，则像一颗微小却无比危险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欧洲的未来之路上，其毒性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缓慢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