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关于张居正“历史局限性”的论断，立刻在天幕上引来了另一波网友更加激烈、也更为具体的反驳。这些声音试图将张居正放回他所处的具体时代环境中，为其正名。
【历史语境派】：“指责张居正没有引领工业革命？这简直是苛求古人！这就好比责怪孔子为什么不会造飞机！十六世纪的明朝，资本主义萌芽都微弱得很，你让张居正如何去想象和理解一个完全不在他知识结构里的‘工业社会’？他的认知边界，就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顶峰！”
【同时代对比组】：“看看和张居正同时代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拿着美洲白银干什么了？大部分用来奢侈消费和宗教战争了！真正用来发展生产的又有多少？西欧的工业革命也是一个多世纪后，在各种复杂条件累积下才爆发的。要求张居正一个人看穿百年后的世界大势，太上帝视角了！”
【制度约束论者】：“说得轻巧！‘鼓励工商’？大明祖制‘重农抑商’是开玩笑的？海禁政策是摆着看的？张居正能顶着巨大压力推行‘一条鞭法’清丈土地，已经是动了许多人的蛋糕。再让他去挑战国本（重农抑商）和祖制（海禁），他是神仙吗？他那套改革能推行下去，恰恰是因为还在传统框架内修修补补，真要去动根本，死得更快！”
【现实主义者】：“当时大明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是国库空虚，是边患频仍，是行政效率低下！张居正的所有改革，都是针对这些要命的现实问题。他就像一个急救医生，病人大出血，他首先想的是止血、输血、稳住生命体征。你们却责怪他为什么不同时给病人做基因改造，让他长生不老？这不荒谬吗？”
【文明路径说】：“东西方文明走的是不同的路径。华夏文明是高度成熟的内向型农业文明，其逻辑是稳定、自足和内部循环。海洋文明的外向型、开拓型和冒险精神，是另一套逻辑。不能简单地用后来的结果，去否定前一个路径在当时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张居正是他所属文明的顶级产物，而不是另一个文明的先知。”
朱及第看着这些反驳，点了点头：“这些网友的观点，同样非常有力量。他们强调的是历史语境和时代局限性。我们后人站在上帝视角，知道世界后来的发展，知道工业革命的威力，因此很容易对前人提出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要求。”
“将张居正与一个多世纪后的西欧工业革命相比，确实不公平。”
天幕上出现了16世纪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对比图，
“当时的明朝，社会主体是农民，经济基础是农业，意识形态是儒家理学。士大夫的终极理想是‘治国平天下’，而这个‘国’和‘天下’，在他们心中，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秩序井然的庞大帝国。张居正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和优化这个体系。”
“至于挑战‘重农抑商’和‘海禁’国策，”朱及第摇了摇头，“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这不仅仅是改变一项政策，而是要动摇整个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基础。商人地位低下，海外贸易被视为潜在威胁，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已经耗尽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本，树敌无数。再让他去掀翻祖制这口大锅，无异于政治自杀，他的改革也将顷刻崩塌。”
“他是一个极其务实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空想家。”朱及第总结道，“他的选择，是在他所处的现实环境中，所能做出的、最有可能成功并且见效最快的理性选择。他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和军事危机，稳住了大明的阵脚。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当我们评价张居正，或者任何历史人物时，”朱及第的声音变得平和而深邃，“或许需要两种视角的结合。一方面，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维度，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和可能错失的机会，以此作为历史的镜鉴。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抱有‘理解的同情’，回到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看到他们面临的现实约束和认知边界，体会他们做出抉择时的艰难与无奈。”
“张居正没有带领大明走向工业文明，这是事实。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他竭尽全力，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也是最急迫的使命——续命。我们或许可以惋惜，但不应过分苛责。因为历史的枷锁，沉重无比，非一人之力所能挣脱。”
天幕上关于工业化与张居正时代错失机遇的讨论渐渐平息，但那“农民不交田税”、“物资极大丰富”的后世图景，却如同烙印般深深留在了朱元璋的脑海中。他微微侧首，目光投向了下首侍立的韩国公李善长。
“李先生，”朱元璋的声音带着一种深思后的凝重，他用人臣时的旧称，显得亲近却也郑重，“听着天幕上那些言语，咱琢磨着，那后世所谓的‘工业化’，怕不就是能让物资产出多到匪夷所思，多到……连农人的田税都可以免了的地步？”
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敲着御案：“若真能如此，国库充盈，不靠田赋，那自然是千古未有的盛世。可咱这心里，总有些不踏实。这税……难道后世朝廷，真就不要了不成？”
李善长闻言，立刻躬身，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精明的光芒。作为开国首相，他对钱粮税赋的敏感度远超常人。
“陛下圣虑深远。”李善长缓缓开口，语气沉稳，“老臣以为，天幕所言后世‘不收田税’，恐非字面之意，或者说，绝非朝廷不再需要钱粮那般简单。”
他稍微直起身，开始以他老练的政治和经济头脑进行分析：“臣揣度，后世之所以能如此，其根基确如陛下所料，在于那‘工业化’带来的物产丰沛，国力空前强盛。然而，朝廷运转、百官俸禄、军备边防、水利工程、教化百姓……凡此种种，哪一样能离得开钱粮支撑？”
“因此，”李善长斩钉截铁地道，“税，定然还是要收的！只是这收税的名目和方式，恐怕与我朝大不相同了。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
他见朱元璋听得专注，便详细解释道：“田亩之税，或许真的免了，以此安抚农人，彰显仁政。但朝廷必然在其他方面，开辟了更为庞大、更为隐蔽，也或许更为高效的税源。”
“譬如，”李善长伸出枯瘦的手指，一一列举，“那往来如织、利润丰厚的工商贸易，可否课以重税？那后世之人使用的‘电’、‘铁马’（汽车）、乃至通信之物，是否皆需付费，其中包含税赋？还有那海外贸易，若真如天幕所言白银滚滚而来，海关之税岂会轻了？甚至……后世之人收入丰厚，是否可按其所得，直接抽取几分作为‘俸禄税’？”
他最后总结道：“陛下，税之根本，在于国民所创造之财富。后世物产丰饶，百姓富足，其创造和拥有的财富总量，恐百倍、千倍于今日之大明。朝廷只需在其中巧妙设计，抽取一小部分，其总额便已是一个天文数字，远非今日我朝田赋所能企及。他们并非不收税，而是税基已从单一的田亩，转向了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方方面面。”
李善长微微叹息一声，带着一丝向往，也带着一丝无奈：“此等征税之策，需要对天下财富流向有极其精准的把握，需要一支庞大而高效的官吏队伍去执行，更需要……一套我朝目前远未具备的、复杂无比的会计和统计之法。非是后世朝廷仁慈免税，实是其行政之能已臻化境，能够在不直接触动小民根本（田亩）的情况下，从更宏大的经济循环中，汲取到足以支撑一个超级帝国的庞大国用。”
朱元璋听完，沉默了许久。李善长这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分析，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中许多疑惑。他明白了，后世的富足与免税，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一种他目前还难以完全理解的、更高层次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之上。
“行政之能……已臻化境……” 朱元璋喃喃重复着这几个字，目光再次投向那已恢复平静的夜空，心中对“工业化”这三个字，有了更具体，也更具冲击力的认知。那不仅仅意味着物资丰富，更意味着一整套全新的、强大的国家治理模式。这对他这位事必躬亲、致力于打造一个高效廉洁官僚体系的皇帝来说，带来的震撼与思考，无疑是颠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