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户册迷踪与新政之基
辽西大地，在测绘总局绘制的精详地图上，山川脉络、城寨关隘、道路水系已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可辨，仿佛一位巨人终于睁开了洞察地理的锐眼。然而，王磊的思绪却从这片沉默的土地，转向了其上生生不息的人。地图是骨架，而人口，才是赋予这片土地生命与活力的血肉。无论是“三年免赋”新政的精准实施与效果评估、军饷粮秣的公平摊派与高效调度、源源不断涌入的流民的有效安置与同化管理，还是潜在兵员的科学征募、各类工程徭役的合理调配，一切民政与军事行动的根基，最终都依赖于对人口数量、年龄构成、性别比例、职业分布、资产情况的精确掌握。而现实状况，却是一团令人焦头烂额的糊涂账，甚至比此前的地理迷雾更为混沌。
这一日，王磊于总兵府正堂，召见主管民政的户房主事、各州县主要官吏以及军中负责军户管理的官员，专项询问新政推行详情及户籍现状。户房主事面色惶恐地命人抬来几大箱落满灰尘、纸页泛黄脆化的册簿，声音带着无奈禀报：“总镇明鉴，此乃万历朝遗存之旧册，间或有天启、崇祯初年零星增补，然多年来战乱频仍，建虏屡次入寇，百姓流离失所，豪强趁机隐匿人口，胥吏更迭疏于管理，册籍早已名实不符，混乱不堪。册上所载丁口数目，与眼下实际情况相较，恐差之千里。或有整村逃亡而册未销，或有数口新添而册未录，更有投献、寄籍等情，纠缠不清。如今强力推行‘三年免赋’，新垦荒地与旧有田亩、新附流民与原有户籍纠缠混杂，若无一份准确无比的人口田亩底数，公平二字，实难落到实处，恐生无数纠纷，反损总镇威信。”
一位深知地方情弊的县令也躬身补充，语气沉重：“总镇，不仅如此。旧册沿袭祖制，主要只记‘丁口’（即成男），于老弱妇孺、具体年龄、所操职业、家产多寡，皆记载简略甚或全然空白。如今安置流民，发放救济口粮、种子、农具，全凭里长保甲估测上报，其中弊端丛生，或冒领，或遗漏，难以做到真正的雪中送炭。长此以往，非但新政美意打折扣，更易滋生民怨，让小人从中渔利。”
王磊静听着汇报，面色平静，目光却愈发深邃。手指无意识地在地图上辽西的区域轻轻划过。他面对的，是一个贯穿整个帝制时代的社会治理核心难题：人口数据严重失真、滞后且维度单一。这导致任何试图精准施策的努力，都如同在流沙上构筑高台，根基虚浮，随时可能倾覆。他清晰地意识到，辽西若要从根本上实现高效、公平、有力的治理，必须克服巨大阻力，进行一次彻底的、科学的、多维度的人口普查，彻底摸清自身的人力家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套全新的、动态更新的户籍与资产管理体系。
“绝不能继续依靠这些过时、粗陋且漏洞百出的旧册了！”王磊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必须立即着手，进行一次覆盖全辽西的‘人口大清查’！此次清查，不仅要查清到底有多少人，还要精确知道每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与户主关系、所操职业、健康状况、是否识字；每一户拥有多少田亩，田亩位置（需对应新地图）、肥瘠程度，拥有多少房产、牲畜、大型农具；是否为新附流民，原籍何处！此事，乃一切新政之基石，关乎公平正义，关乎社会稳定，更关乎辽西未来之命运！”
他的脑海中，迅速构建出现代人口普查的基本框架：设计结构化的普查登记表格、依据新地图划分明确的普查区、培训一支高素质的普查员队伍、规定统一的标准时间点（“册籍大造”之期）、建立严格的数据审核、汇总与统计分析流程。
然而，在明末的辽西，推行此法可谓困难重重：识文断字且可靠廉洁的人员极为稀缺；普通百姓对官府大规模的盘查本能地心存恐惧与疑虑，历史上“括户”往往伴随加赋抽丁，可能导致普遍性的隐瞒或谎报；地域广阔，交通不便，沟通极其困难；更缺乏系统的统计学知识和数据处理能力。
王磊深知此事绝非户房原有胥吏能独立完成，必须动用更强的组织力量和更高的权威。他决定成立一个临时的、但权力极大的“人口普查总局”，由总兵府直接直辖，自己亲自挂帅督办。他从军中抽调大量识文断字、纪律严明、作风相对正派的文书官、教导队军官和士卒，从各衙门抽调干练胥吏，混合编组，组成一支特殊的、带有一丝军事化色彩的“普查大军”。同时，他再次请来了正在格物院着书立说的宋应星和精通数学与逻辑的汤若望，希望这两位大学者能从方法论层面提供关键指导，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普查表格、登记流程和后续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宋应星对“经世致用”之学极为推崇，认为彻底摸清人口户数是治国安邦的第一要务，立刻全身心投入，参考历代户口图籍制度，并结合辽西新政实际需求，设计了一套极其详细的普查登记项目。汤若望则带来了西方初步的统计学思想和制表技术，建议对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交叉分析，以发现人口结构的内在规律，为决策提供更深层次的依据。
王磊综合各方意见，最终拍板确定了普查的核心项目，远远超出了传统“丁口”范畴：户主姓名、家庭所有成员（含依附人口）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具体年龄、职业（细分农、工、商、兵、士、匠、医、塾师等）、健康状况、是否识字、拥有田亩数及具体地块位置（对应地图编号）、房屋数量与材质、大型牲畜及农具数量、是否为新附流民（及原籍）等。
“人口普查总局”迅速开府理事。首先利用活字印刷的便利，日夜赶工印制了海量统一的、栏目清晰的普查表格。随后，以新测绘的精确地图为唯一依据，结合原有行政区划，将整个辽西控制区划分为数百个大小不等的“普查区”，每个区任命一名普查专员负责。经过短暂但高强度培训的普查员队伍，被分派到各个普查区，他们需要携带统一表格，在规定的时间内（王磊规定了统一的“普查基准日”），深入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军营驻地、每一个工坊片区、甚至游牧民的临时聚居点，进行“入户”面对面登记。
第二节：数据之力与民心之安
人口普查的政令随着快马信使传遍辽西， initially 在各地引起了普遍的疑虑、不安甚至恐慌。许多百姓早已习惯了官府的压榨，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细致到家庭隐私和财产细节的“大清査”，本能地感到恐惧，纷纷猜测这是不是大规模加税、强行抽丁服徭役、乃至没收田产的前兆。乡间豪强、部分旧胥吏则担心自己隐匿的人口和田产被彻底曝光，利益受损，或明或暗地散布流言，制造障碍，甚至怂恿百姓抵制登记。
王磊对此早有预料。他深知，没有民众的配合与信任，再科学的普查方法也是空中楼阁。他采取了一套组合策略，以最大程度消除疑虑，确保普查顺利进行：
其一，强大的舆论宣传。以总兵府名义，动用所有宣传渠道——张贴安民告示、通过《辽东军报》连续刊发社论、派遣宣导员下乡宣讲——明确宣称此次普查的唯一目的是“清丁核亩，均平赋役，安辑流散，普惠新政”，绝非为加赋抽丁，并严厉警告任何胆敢借此骚扰百姓、索贿受贿、或散布谣言者，一经查实，立斩不赦。
其二，严格的队伍纪律。所有普查员必须佩戴统一制作的胸牌标识，言行举止受到严格约束，要求态度和气，耐心解释政策，绝对禁止任何形式的索拿卡要。同时，从军纪严明的新军中抽调精锐小队，随同普查员前往偏远或情况复杂的区域，既负责安全保障，震慑可能的地痞恶霸，也向百姓展示此次普查的官方性、严肃性和公正性。
其三，直接的利益承诺。公开承诺，对于如实填报的新附流民，普查结束后将立即授予正式辽西户籍，同等享受“三年免赋”等一切惠民政策；对于所有如实登记田亩的民户，其地块将受到官府承认和保护，并作为未来摊派役务的唯一依据。这让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其四，高层的亲自督导。王磊及户房、普查总局主要官员不定期随机抽查各地普查情况，亲自接待处理民众的申诉和疑问，显示最高层的重视与决心。
多项措施逐渐显现效果。当百姓们看到那些佩戴标识、 often 由年轻军校学员组成的普查队伍客客气气地敲门入户，耐心解释，只是询问登记而并不当场征收任何钱粮时，最初的恐惧开始消退。尤其是当他们确信，如实登记新开垦的荒地，就能明确被纳入“三年免赋”的范围内；如实登记家庭人口，就能在分配赈济粮、种子时得到公平对待，其积极性便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许多流民更是将此视为获得合法身份、安身立命的唯一机会，积极配合。
普查过程本身是一场浩大而艰辛的社会工程。普查员们需要跋涉至每一个角落，面对方言、疑虑、乃至恶劣的天气。他们需要极高的耐心和技巧进行询问、核对、记录。夜晚，则需在油灯下将白天的原始记录仔细整理、誊抄到正式的表格上，确保字迹清晰、项目无误。海量的原始数据被层层汇总，快马送至宁远的“普查总局”。那里，数十名从各处招募的算学先生和书吏日夜不停地忙碌，他们使用算盘进行浩繁的累加计算，按照王磊和汤若望指导的方法，尝试制作最初的统计表格，计算各类人口的分布与比例（如总人口、户数、男女比例、成丁比例、职业构成、各年龄段人口、田亩总数及分布等），并开始进行初步的数据交叉分析。
经过数月艰苦卓绝、细致入微的努力，第一份相对准确、内容丰富的辽西人口普查总报告终于成型，并被郑重呈送至王磊的案头。报告核心数据显示：辽西控制区内，共有军民户籍二十七万三千余人（其中包含新近登记安置的流民约五万二千人），总户数约六万一千户。报告更详细列出了性别比例（男略多于女）、大致年龄结构（青壮年比例因流民涌入而显着提高）、职业分布（农业人口仍占八成以上，但军户、工匠及其家属比例远高于明末平均水平）、总垦田亩数（新垦地占相当比例）及其在各区域的分布、甚至粗略的识字率估算等信息。
这份沉甸甸的报告，其价值远超等重的黄金。王磊及其核心执政团队第一次如此清晰、立体地看清了自己统治的基础——不是模糊的“数十万军民”，而是二十七万三千多个有年龄、有性别、有职业、有家庭、有资产的具体的人。基于这份坚实的数据，“三年免赋”新政的推行变得更加精准和公平，有效减少了田界和赋役纠纷；军饷粮秣的摊派有了科学依据，负担更趋合理；对流民的安置和管理不再是盲目救济，可以更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甚至能预测其劳动力投向；未来的兵员征募可以更有计划（如知晓适龄男子基数），徭役派遣可以更均衡，学校、医馆、工坊的布局可以更契合人口分布。数据的力量，第一次如此深刻、系统地融入辽西的治理血脉之中，为其后续的所有决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依据和确定性。
就连途经辽西视察的朝廷户部侍郎程国祥（借用其名），在获赠一份精心准备的普查报告摘要后，也对这种新颖、细致、科学的方法大为惊叹和赞赏，称其“丁口资产，了如指掌，赋役摊派，有据可循，实乃治国良法，美意深焉”，并表示有意上书朝廷，建议参考此法。
更重要的是，这次成功的人口普查本身，就是一次强大的政权能力展示和民心凝聚过程。它让辽西的每一个百姓都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全新的、高效的、追求公平和秩序的治理体系正在有效运转，并且愿意且能够将好处落到实处。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秩序，也带来了弥足珍贵的民众安心感与归属感。那二十七万三千的人口数字，从此不再是模糊的概念，而是化为了可以精准计划、可以有效管理、可以依靠托付的二十七万三千份力量。这场静悄悄的人口革命，为辽西的稳定与腾飞，注入了最扎实、最蓬勃的人力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