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四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刚过，怀庆府已飘起细雪。郑王府内，朱载堉守在父亲病榻前，手中的药碗微微发颤。朱厚烷的呼吸细若游丝，这位历经沧桑的老王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紧握着儿子的手。
“堉儿...”老王爷艰难地开口， “郑藩重任...今后就要...”
“父亲放心。”朱载堉轻声回应，却避开了继承的话题。他知道父亲未尽之言，但他心中早已有了决断。
十一月丙辰，朱厚烷薨逝。按照《皇明祖训》，作为嫡长子的朱载堉理应承袭郑王爵位。消息传出，怀庆府的士绅百姓都在期待新王的继位大典。
然而，就在丧礼结束后的第七日，朱载堉做出一件震惊朝野的事。他独自走进书房，焚香沐浴后，提笔写下了第一道《让国疏》。
“臣载堉谨奏：臣父既薨，理当嗣爵。然臣自幼钻研律历，志在学术。且思太祖封建本意，在择贤能...”字字恳切，句句真诚。
奏疏送出后，立即在宗室中引起轩然大波。族老们纷纷登门劝谏：“世子乃嫡脉正统，岂可轻让？”
“那朱载玺乃是诬告先王之人的子孙，若让其得爵，岂不令先王在九泉之下寒心？”
朱载堉平静地听着众人的劝说，待众人说完，他才缓缓开口: “昔日光武帝不计前嫌，方得天下归心。载玺虽出自旁支，然年少聪慧，品行端正。且当年之事，与他何干？”
三个月后，朝廷的批复尚未到来，朱载堉又上了第二道奏疏。这次他提出了更具体的理由:“臣近年来潜心着述，《乐律全书》尚未完成。若承王位，必为政务所扰，恐难竟其功。”
这道奏疏在京城引发了更大的反响。南京都察院御史王国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郑世子让国之举，旷古高风，可比夷齐。其志不在封爵，而在千秋。”
然而，礼部对此事持谨慎态度。尚书罗万化在朝议时表示： “宗室承袭，事关国体。若开此先例，恐致诸藩效仿，滋生事端。”
于是，朱载堉的奏疏被留中不发。
接下来的四年间，朱载堉又连续上了四道让国疏。每一道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理由：从个人志趣到国家大义，从学术研究到宗室改革。他的坚持开始打动一些朝臣，但也引起了更多非议。
万历二十八年的一个春夜，朱载堉正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封朱厚烷生前未寄出的奏疏草稿。上面写道:“臣观当今宗室之制，徒耗国帑，无益社稷。宜择贤能，量才录用...”
读到这里，朱载堉泪如雨下。他终于明白，父亲晚年也在思考宗室制度的改革。这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让国的决心。
次日，他写下第六道让国疏，其中特别引用了父亲的遗志： “先王在时，尝言爵禄乃朝廷公器，非臣子孙所宜世守。臣每念及此，未尝不涕泣...”
这道奏疏终于打动了万历皇帝。在召见内阁大臣时，皇帝罕见地表达了对朱载堉的赞赏：“郑世子志行高洁，殊为可嘉。”
然而，宗人府的阻力依然存在。一些守旧宗室联名上奏，指责朱载堉“违弃祖制，沽名钓誉”。
面对这些指责，朱载堉在第七道奏疏中写下了流传后世的名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臣以为，爵位非私产，当择贤而授。若使不肖者嗣位，徒害百姓，辜负圣恩。”
这道奏疏最终说服了朝野上下。万历三十年，皇帝特旨准奏，将郑王爵位传给朱载玺，并旌表朱载堉“让国高风”。
辞爵之后，朱载堉悄然离开居住了数十年的郑王府，迁居怀庆府城东的一处普通宅院。这里没有王府的奢华，却给了他最渴望的自由。
在新的居所，他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用中原方言创作《醒世词》。这些俚曲看似通俗，却蕴含着深厚的科学道理。
“诸位乡亲请看，”他在市集上向百姓演示， “这《山坡羊·十不足》说的便是人生哲理：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围观的百姓听得津津有味。有人问道：“朱先生，这曲子里说的，可是与您那新律一般，都含着天地至理？”
朱载堉笑道：“正是。音律有数，人生亦有度。过犹不及，皆失其正。”
在《醒世词》中，他将深奥的科学知识化作浅白的歌词。在《黄莺儿·算盘歌》中，他教授珠算口诀；在《皂罗袍·观星曲》中，他讲解节气变化。这些俚曲很快在市井间传唱开来，成为普及科学知识的独特载体。
有时夜深人静，朱载堉也会想起王府的往事。但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今虽居陋巷，而心游天地。虽无爵禄，而得大自在。”
万历三十四年，朱载堉完成了《醒世词》的编纂。这部用中原方言写就的俗文学经典，不仅成为明代文学的瑰宝，更开创了科学普及的先河。其中《山坡羊·十不足》一曲，因其深刻揭示人性弱点，至今仍在民间传唱。
而在怀庆府城的这处普通宅院里，年近古稀的朱载堉又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他要将毕生所学，编纂成更加系统的《乐律全书》。对他而言，让出国爵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科学的探索，永远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