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8年，春季二月，王卿因罪自杀，朝廷任命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
阳春三月，汉武帝再次前往泰山，举行了封禅仪式，然后祭祀了明堂，并接收了各郡国的财政报告。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完封禅仪式在返回的途中，又祭祀了常山，还在那里埋下了一块玄玉。那时的方士们都说能见到神仙、就一个接一个的入海前去寻找蓬莱仙山，但始终没有见到神山。而公孙卿还是以“大人迹”为借口向武帝解释，但这时的汉武帝已经对方士们的怪诞言论逐渐感到了厌倦，但还是和他们保持联系，希望有一天真的能遇见神仙。自此之后，方士们谈论神仙祭祀的事情就更多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到了夏季四月，国家又出现了大旱天气，汉武帝觉得是自己执法太严的原因，随后就下令大赦天下。?
秋高马肥的时节，匈奴又一次入侵雁门，但雁门太守因为性格怯懦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结果被朝廷下令处死。?
公元前97年，?朝廷下令征发天下犯有七种罪行的人以及勇猛有力的壮士，然后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六万骑兵、七万步兵从朔方出发；又命令强弩都尉路博德率领一万多人前去与李广利会合；命令游击将军韩说率领三万步兵从五原出发；命令因杅将军公孙敖率领一万骑兵、三万步兵从雁门出发去攻打匈奴。匈奴在得知朝廷的举动后，赶忙将辎重就搬到了余吾水北，并派重兵把守；接着单于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在余吾水南迎战李广利，而李广利在和单于交战了十多天后就撤军了；韩说带领的大军一无所获；但公孙敖在与左贤王交战的过程中，不仅没占到便宜，还损失了不少辎重，随后也撤军了。?
那个时候，汉武帝派公孙敖深入匈奴境内去迎接李陵，但公孙敖却是无功而返，回去还向朝廷报告说：我们在匈奴境内抓到了俘虏，经过审讯得知李陵正在教单于练兵，准备以后对付汉军，因此臣这次出去才一无所获。汉武帝糊里糊涂的就信了公孙敖的话，于是就下令诛杀了李陵的全家。汉武帝后来才知道，教单于练兵的其实是降将李绪，不是李陵。而李陵在看到李绪教匈奴练兵的时候，害怕以后双方交战对汉军不利，于是就派人去刺杀李绪。这时匈奴大阏氏就想杀了李陵，无奈之下，单于就将他藏匿在北方了。一直等到大阏氏死后，李陵才从北方返回。李陵回来之后，单于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陵，还立他为右校王，让他与卫律一同掌权。在此之后，卫律常常待在单于的身边，而李陵一直在外，只有遇到大事的时候才参与商议。?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需要谨慎一点，不可轻信谣言，对重要的信息要多方去核实，否则错误的判断会酿成祸端，就如汉武帝误信公孙敖的话导致李陵家破人亡。
公元前96年，就在天下一片祥和的时候，宫廷当中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那就是巫蛊事件，而公孙敖因为妻子参与了巫蛊事件就被进行了腰斩。?
同年，匈奴的且鞮侯单于去世了。他生前有两个儿子，长子为左贤王，次子为左大将。在且鞮侯单于去世的时候，左贤王没有及时的赶回来服丧，匈奴的贵族就认为他有病，于是就改立左大将为单于。但是左贤王在得知自己的弟弟已经被立为单于后，就不敢在向前走了。而左大将的做法确实令人敬佩，他派人去召左贤王来王庭，然后决定让位给他，但是左贤王却以自己有病为由推辞，可左大将不听呀，还说：若你不幸去世了，你就把单于的位子传位给我。左贤王这才同意了弟弟的请求，于是即位，号称是狐鹿姑单于。而左大将就成为了左贤王，过了几年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先贤掸没能继位，而是被立为了日逐王。随后单于就立自己的儿子为左贤王。左大将和左贤王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权力的交接中应秉持谦逊让贤的美德，信守承诺方能服众，随意打破约定容易埋下隐患。
公元前95年，御史大夫杜周去世，光禄大夫暴胜之就继任了御史大夫。??
这时赵中大夫白公向朝廷上奏，他请求沿着泾水的方向开凿一条水渠，用来灌溉农田，水渠的起点为谷口，终点为栎阳，最后注入渭水当中，水渠全长二百里，可以灌溉农田四千五百余顷，随后这条水渠就被命名为“白渠”，百姓也因此受益。白公的故事告诉我们为官者应心系民生，敢于担当作为，以务实的举措兴利除弊，方能造福百姓、泽被后世。?
公元前94年，春天正月，汉武帝巡幸甘泉宫。二月，又去巡幸东海，这次还捕获了一只红色的雁。随后，汉武帝又巡幸琅邪，还在成山祭祀太阳，随后登上了之罘山看风景，最后乘船返回长安。?
这一年，刘弗陵出生了，刘弗陵的母亲是河间的赵婕妤，居住在钩弋宫，神奇的是她怀孕十四个月后才生下了刘弗陵。看到这情形，汉武帝就高兴的说：听说古时候尧帝也是怀孕十四个月才出生的，如今钩弋宫的孩子也是如此。于是就将赵婕妤所居住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
这时司马光对这件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作为君主，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谨慎，内心的想法必然会表现在外，这一点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当时的情况是，皇后和太子都安然无恙，而汉武帝却将钩弋宫的门命名为“尧母门”，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朝中的奸臣们就开始揣测武帝的心思，揣测了一番后，觉得武帝很是偏爱这个幼子，想要立他为继承人，于是就产生了危害皇后和太子的念头，最终导致了巫蛊之祸，真是可悲啊！?
我们要明白身居高位者的言行举止绝非个人小事，尤其是领导者的细微举动，往往会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成为权力博弈的风向标。汉武帝将钩弋宫命名为 “尧母门”，本是出于对幼子的偏爱，却在皇后、太子尚在的情况下，无意中释放了可能动摇储君地位的信号，给心怀不轨的人制造了揣测圣意、构陷政敌的机会。司马光的评论深刻指出，领导者需时刻保持言行审慎，避免因个人情感或随意之举打破权力结构的稳定。在政治生态中，任何看似微小的暗示都可能被放大为野心家兴风作浪的借口，唯有秉持公心、严守分寸，才能防止因细节失察而引发全局动荡，这对身处权力核心者而言是深刻的警示。
就在这个时候，赵国人江充被朝廷任命为水衡都尉。说起来，江充这个人一开始只是赵敬肃王的门客，但由于他不小心得罪了太子丹，没办法只能逃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后，他居然向朝廷告发了赵太子的一些隐秘之事，结果导致太子被废黜。汉武帝在听说了这件事后，就对江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下令召见了他。当汉武帝见到江充时，发现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而且穿着十分华丽，心中不禁对他多了几分好感。随后在与江充交谈的过程中，汉武帝还发现他对政事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且言辞犀利，于是就更加高兴了。汉武帝对江充的表现非常满意，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就对他更加宠信了。不久之后，汉武帝就任命江充为直指绣衣使者，专门负责督察贵族和近臣们的奢侈行为。江充在接到朝廷的任命后，工作起来那是毫不手软，他举报弹劾那些有违法行为的人时，一点也不避讳，完全不顾及对方的身份和地位。汉武帝看到江充在工作中如此尽心尽力，心里对他的评价也是越来越高，认为他是个忠诚正直的人。而对于江充提出的各种建议，武帝几乎都非常满意，并一一采纳。有一次，江充跟随武帝去甘泉宫，半路上恰好遇到太子的家使在驰道上乘车马行驶。这驰道可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道路，其他人是绝对不允许在上面行走的。江充看到这一幕后，立刻就将此事报告给了武帝。而太子在得知这件事后，心里非常着急，就赶紧派人去给江充道歉，并解释说：我并不是舍不得那几匹马和车子，实在是不想让皇帝知道这件事，以免他责罚那些不懂规矩的人，希望江君能够高抬贵手，宽恕他们这一次。然而，江充根本不听太子的解释，还是坚持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汉武帝。随后汉武帝就说：作为臣子，就应该这样！从此以后就更加的信任江充了，江充的威势也震动了整个京城。
从以上内容我们要知道领导者在用人时应审慎考察其动机与品德，不可仅凭表面印象或一时表现就过度宠信。江充虽然因为告发、执法严苛获得了汉武帝信任，但其行为背后可能夹杂着个人的投机心理 —— 早年为了自保告发旧主，后续对太子家使的处置看似刚正不阿，实则可能暗藏树立权威、迎合帝王的意图。汉武帝因欣赏其 “忠诚正直” 而忽视了其行事的偏激与潜在危害，最终为权力斗争埋下了隐患。这警示我们：在职场或权力场中，绝对的 “刚直” 若缺乏对大局的考量，可能沦为党争的工具；上位者更需警惕 “快意恩仇” 式的用人逻辑，避免因偏爱某类特质而纵容投机者，导致制度性失衡与矛盾激化。?
公元前92年的三月份，赵敬肃王刘彭祖去世了。刘彭祖娶了江都易王宠幸的淖姬，淖姬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淖子。当时淖姬的哥哥是朝廷的宦官，武帝召见他询问：淖子这个人怎么样？他就说：淖子这个人欲望很多，武帝说：欲望多的人不适合治理国家和百姓。随后又问武始侯刘昌的情况，他回答说：他没有什么过错，也没有什么声誉，武帝笑着说：这样就可以了，于是派使者前去立刘昌为赵王。?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要明白，领导者在选拔人才时要洞察本质，避免以偏概全。汉武帝以 “欲望多” 否定淖子、以 “无过无誉” 认可刘昌，体现出对 “守成型” 官员的偏好，却也隐含对进取精神的忽视，警示我们用人应兼顾德行与能力，避免陷入 “无过便是功” 的平庸逻辑当中。
汉武帝在建章宫居住的时候，有次他看到一个男子佩带着剑进入了中龙华门，就怀疑他是刺客，命人前去将他抓捕归案。这名男子吓得丢下剑就逃跑了，武帝派来的人就没有追上。武帝一生气就斩杀了守门的官员。到了冬天十一月份，朝廷下令征调三辅地区的骑兵前去大规模搜查上林苑，还下令关闭长安城门进行搜捕，这次搜捕持续了十一天才解除。而巫蛊之祸也由此开始。丞相公孙贺的夫人君孺是卫皇后的姐姐，公孙贺因此得宠。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接替了父亲的职位担任太仆，但他在位期间骄奢淫逸，不守法度，而且擅自挪用北军的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情败露后，就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朝廷下令紧急追捕阳陵大侠朱安世，公孙贺看到这个机会，就上书朝廷请求亲自追捕朱安世以赎儿子的罪，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公孙贺也没让朝廷失望，很快就抓到了朱安世。被抓之后，朱安世笑着说：丞相的祸患要牵连到全族了！于是在狱中给朝廷上书，告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的事；在武帝即将去甘泉宫时，公孙敬声派巫师在驰道上埋下木偶，诅咒皇帝，口出恶言。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要明白，权力运作中需警惕 “蝴蝶效应” 与利益关联。公孙贺因裙带关系得宠，他儿子因骄纵犯法后，他试图通过追捕朱安世来赎罪，却因朱安世的告发而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家族覆灭。这揭示出：身居要职者需严于律己、约束亲属，避免因私利或侥幸心理让自己涉足险局；同时，恶性事件的发酵往往始于细微，权力斗争中 “以恶制恶” 的手段易引火烧身，需坚守制度底线，防止个人行为演变为政治动荡的导火索。
公元前91年，春天正月，公孙贺就被抓进了监狱，就在案件还在审理的时候，父子二人都死在了狱中，接着全族被诛杀。公孙贺死后，朝廷就下令任命涿郡太守刘屈氂为左丞相，并把他封为澎侯。刘屈氂是中山靖王的儿子。?
到了夏天四月，突然就刮起了大风，大风把屋顶都掀翻了，把树木都折断了。?
闰月，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长平侯卫伉都因巫蛊之罪被诛杀。?
起初，汉武帝二十九岁才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儿子—戾太子刘据。由于这个孩子出生的比较晚，汉武帝对他也是格外的珍视和疼爱。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子刘据逐渐长大成人。他的性格仁厚温和，与汉武帝的刚猛果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的汉武帝开始觉得太子的才能略显不足，似乎并不像自己那样具有雄才大略。与此同时，汉武帝对其他妃子所生的儿子们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宠爱。其中，王夫人生下了刘闳，李姬生下了刘旦和刘胥，李夫人生下了刘髆。这些儿子们各有特点，有的聪明伶俐，有的勇猛善战，相比之下，太子刘据的光芒似乎逐渐被掩盖。皇后和太子的宠爱逐渐减少，这让太子心里感到十分不安。他意识到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不如其他兄弟，很快，这种不安情绪就逐渐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举止。然而，汉武帝并非没有察觉到太子的不安，他深知太子的性格和能力，也明白皇后和太子在宫廷中的处境。有一天，汉武帝特意召见了大将军卫青，对他说道：如今汉朝的各项制度刚刚建立，还需要不断的进行完善和巩固，再加上四夷时常侵扰中原，朕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改变制度、加强军备，后世恐怕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度了；如果不派兵征伐，天下就难以安定，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朕不得不劳民伤财啊。说到这里，汉武帝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但朕也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非议，如果后世的皇帝也像朕这样行事，恐怕就会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了。不过，太子为人敦厚稳重，喜欢安静，他必定能够以温和的方式治理国家，使天下安定，不会让朕为此担忧。想要找一个守成的君主，哪有比太子更贤能的呢！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不安的情绪，难道真有这种事吗？你可以用朕的意思去开导开导他们。大将军卫青赶忙叩头谢恩。皇后听说后，就摘下了自己的首饰向武帝请罪，太子每次劝谏武帝不要征伐四夷，而武帝只是笑着说：朕来承担这些劳苦，把安逸留给你，不也很好吗！?
武帝每次出巡，都把朝政交给太子处理，宫内事务交给皇后去处理。太子处理完事务后，就把处理的结果向武帝汇报，武帝看完也没有异议，有时甚至都不亲自过问。武帝执法严厉，任用了很多执法苛刻的官吏。而太子宽厚，常常平反冤案，虽然深得百姓之心，但也惹得执法的大臣们不高兴了。此时的皇后担心太子长期这样会获罪，于是就常常告诫太子，应该多顺从皇帝的意思，不要擅自宽恕罪犯。皇帝听说后，就认为太子做得对，而皇后做的不对。朝中那些宽厚的长者都依附太子，而那些执法严酷的官员则诋毁太子，朝中的那些奸臣们也开始干起结党营私的事，这样一来就导致太子之前美好的声誉逐渐减少了，与之相反的是诋毁他的人越来越多了。等到卫青去世后，朝臣们失去了外戚的支持，就想要陷害太子。?
此时的武帝与儿子们开始疏远，皇后也很少见到武帝。有次太子去拜见皇后，过了很久才出来。黄门苏文就向武帝报告说：太子在后宫与人嬉戏玩耍。武帝就下令将太子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了二百人。后来太子才得知此事是苏文向皇帝报告的，心中就十分的怨恨苏文。而苏文也开始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人常常暗中监视太子的过失，随后就添油加醋地向武帝报告。皇后在知道这几个人的小动作后，就非常的愤怒，随后就让太子去向皇帝报告，请去诛杀苏文等人。但是太子说：只要我不犯错，又何必怕苏文等人！皇上如此聪明，怎么会相信谗言呢，所以不必担心。有次，武帝身体不适，就派常融去召太子前来，常融回来向武帝报告说“太子面带喜色”，武帝听到他这么说就沉默了下来。等到太子到来时，武帝就一直观察他的神色，发现他的脸上有泪痕，却强颜欢笑，武帝就感到奇怪；于是就进一步询问，这才得知实情，于是就诛杀了常融。而皇后的自我防范也做的很到位，避免沾染到嫌疑之事，虽然现在不受武帝的宠爱了，但作为皇后所受到的礼遇一点也没少。?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要明白，在权力的传承中需要平衡好个性与制度之间的差异，避免因为治理风格方面的冲突而给未来埋下隐患。汉武帝深知太子 “守成” 的特质与自身 “开拓” 路线的互补性，但是没能构建出一个信任屏障，导致太子在奸臣的构陷与权力的倾轧中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太子仁厚却在防范上面有所疏忽，他过于依赖帝王的明辨而忽视了主动破局的能力，最终因谗言累积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而武帝后期疏远亲族、纵容酷吏，使权力的监督出现了失衡，这就为小人操弄舆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警示后人：领导层需重视接班人的成长环境，既要有明确的支持态度，也要建立抵御谗邪的机制；身处权力核心者，既要坚守本心，亦不可天真放任，需要对潜在的风险保持警觉，避免因性格弱点或沟通缺位而引发信任危机，最终危及全局稳定。
当时，天下的方士和神巫们大多聚集在京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邪术迷惑民众，行为也是变幻莫测，做起事来也是无所不为。而女巫们时常出入宫中，用邪术教宫中的美人们如何躲避灾祸，她们在每间屋子都埋下木人并进行祭祀。由于嫉妒和怨恨，那些宫人们就互相告发，指控对方诅咒皇帝，做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武帝一怒之下就下令处死了数百名的后宫嫔妃和大臣。此时的武帝心中疑虑重重，有一次在白天睡觉时梦见有数千个木人手持棍棒要打他，惊醒后就发现身体不适，出现了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的情况。江充因为之前就与太子和卫氏有矛盾，看到武帝年老多病，就担心皇帝去世后自己会被太子诛杀，于是就趁机作乱，声称皇帝的病是因为宫中有巫蛊在作祟。于是武帝就任命江充为使者，前去负责审理巫蛊案件。江充受到武帝的任命，就带着胡巫在宫中到处挖掘地面，寻找木偶，抓捕那些在夜间进行祭祀和视鬼的人，他故意制造出有巫蛊出没的痕迹，然后对那些人实施逮捕并进行严刑拷打，强迫他们认罪。百姓们也开始互相诬告，官吏们则指控他们大逆不道，从京城、三辅地区再到各郡国，因为巫蛊被处死的人数以万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理性思考，对重大议题应秉持审慎核查的态度，避免因个人情绪或偏信宠臣而开启酷吏政治的潘多拉魔盒；更要建立多元制衡机制，防止权力被别有用心者劫持，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因 “莫须有” 的罪名引发社会动荡，守护制度与人性的底线。
当时的情况是，武帝年事已高，一直怀疑身边的人都在用巫蛊诅咒他，所以不管有没有证据，也没有人敢为冤屈者申辩。这时的江充知道武帝的心思，于是就通过胡巫檀何向武帝说：依我看来，此时的宫中有蛊气在流动，如果不除掉的话，皇帝的病就不会好。武帝就派江充进入宫中，到省中拆毁御座，还命人挖掘地面寻找蛊物；武帝还派了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去协助江充。而江充就先从后宫那些不受宠的夫人开始搜查，逐渐就查到了皇后和太子的宫中，随后开始挖掘地面，导致太子和皇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时江充说：通过搜查，最终在太子宫中发现了大量的木人和帛书，帛书上面写满了大逆不道的话；此事应当向皇帝报告。太子一听，心里就感到十分的害怕，赶忙询问少傅石德该怎么办。而石德担心自己作为太子的师傅会被牵连诛杀，于是就对太子说：之前的丞相父子、两位公主以及卫氏家族都因此被诛杀，如今巫蛊的罪证已经被挖出，不知道是巫蛊自己放的，还是真的存在，太子已经无法自证清白了。现在可以假传圣旨，派人前去逮捕江充等人，随后彻底追查他们的奸诈行为。再说了皇上如今病重在甘泉宫休养，皇后和家吏前去请安，都迟迟没有得到回复。此时皇上的生死尚未可知，而那些奸臣却如此猖狂，太子难道就不记得秦朝扶苏的事了吗？太子听闻此言，眉头微皱，沉凝片刻后说道：我身为皇帝之子，又岂能擅自诛杀大臣！这样做恐怕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倒不如我亲自前往甘泉宫，向父皇请罪，或许还能免去皮肉之苦。太子主意已定，就想动身前往甘泉宫见皇上。然而，江充却如影随形，一直紧逼不放。此时太子虽然心中焦急，却也无良策应对。正在此时，石德献计道：如今形势危急，若不果断行事，恐有不测，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将江充等人一举擒获，以免夜长梦多。太子略作思索，觉得石德所言不无道理。于是，在这个秋天的七月，壬午之日，太子毅然决然地派遣门客假扮使者，前往江充府邸，想要将其逮捕归案。可这时的按道侯韩说，本来就就对这使者心存疑虑，现在看他们来意不善，那更是不肯轻易接受诏令。眼看双方陷入了僵持的境地，门客见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出手一刀结果了韩说。此时太子闻知此事，心想事已至此，也没了退路，于是就亲自监斩江充。只见那江充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脸上布满了惊恐之色。太子怒目圆睁，指着江充大骂道：你这个赵国的奴才！昔日你害死赵国的国王父子还不够吗！如今竟然还敢来谋害我们父子！话音刚落，刽子手已是手起刀落，江充的首级也应声落地。随后，太子又在上林苑中，将那胡巫活活烧死，以泄心头之恨。
搞掉江充后，太子就立马派舍人无且举着节杖，摸黑溜进了未央宫的长秋门，通过长御倚华给皇后报信，然后调动中厩的车马，载上射手，取出武库的兵器，再调遣长乐宫的卫兵。长安城里一下子就乱套了，到处都在传太子要造反。而苏文就撒丫子逃出长安，跑到甘泉宫，向武帝打起了小报告。武帝说：太子肯定是害怕了，又恨江充他们，所以才干出这种事。于是派使者去叫太子过来，使者哪敢进长安啊，赶忙跑回来报告说：太子已经造反了，还想杀了我，我好不容易才逃回来。武帝一听，那火“噌”就上来了。丞相刘屈氂听说出了事，那是拔腿就跑，连丞相的印绶都丢了，随后赶紧派长史骑快马去向皇帝报告。武帝愤怒的问：丞相在干嘛呢？长史回答说：丞相把消息瞒得死死的，不敢发兵啊。听长史这么说，武帝直接就怒了：事情都闹这么大了，还瞒个啥！丞相一点周公的样子都没有，周公不还诛杀了管叔和蔡叔嘛！于是武帝大笔一挥，就给丞相写了道诏书：赶紧去抓那些反贼，这次赏罚分明！你们要用牛车当盾牌，别傻乎乎地跟他们短兵相接，能少死几个人就少死几个！你们要把城门关得紧紧的，别让反贼跑了！太子也赶紧贴出告示，对百官下令：如今皇上在甘泉宫病得不轻，可能有危险；那些奸臣想趁机捣乱。武帝一听，立马从甘泉宫赶回，跑到城西的建章宫去了，还下诏让三辅附近各县的军队都过来，由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带队，丞相当统帅。太子也派使者假传圣旨，把长安城里的囚徒都给放了，让少傅石德和门客张光他们分别带着；又派长安的囚徒如侯拿着节符去调动长水和宣曲的胡骑，让他们全副武装集合起来。这时侍郎马通跑到长安，就去追如侯，随后对胡人说：这节符是假的，别听他的！然后一刀就把如侯给砍了，随即带着骑兵就冲进了长安；又把楫棹士交给大鸿胪商丘成。一开始，汉朝的节符是纯红色的，因为太子拿着红色节符，所以就改成黄旄来区分结符的真假。
从以上故事我们要明白，在权力体系中若是缺乏稳固的信任基石与良性的沟通机制，那朝堂就很容易沦为阴谋家的角斗场。汉武帝晚年的猜忌与集权，使江充等奸佞之人得以利用信息差来操纵局势，而太子刘据在 “莫须有”的罪名下既无法面见父皇自证清白，又因长期处于道德约束与现实危机的矛盾中犹豫不决，最终从被动自保走向极端反抗，陷入了 “造反”的泥潭。这暴露了在绝对皇权下继承人制度的脆弱性，当最高决策者与储君因性格、治国理念差异产生裂痕时，又加之奸臣从中构陷，信任的崩塌会以惊人速度引发连锁反应，他告诉我们在权力传承时需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与监督制衡的机制，身处漩涡中的决策者既要有明辨是非的清醒，也需在危机中把握刚柔并济的平衡，避免因偏执或优柔寡断让个人恩怨与权力博弈拖垮全局，最终酿成至亲相残、政权动荡的悲剧。
此时的太子在北军南门外立车，召见护北军使者任安，给他节符，命令他发兵。任安拜受节符；但他在进入军营后，就不出来了。太子只能带兵离开，驱赶四市的百姓，总共数万人，等他们到达长乐宫西阙下的时候，就与丞相的军队进行了一番交战，这场战斗持续了五天，死了数万人，导致长安城内血流成河。因为民间都传言太子谋反了，所以众人也不依附太子，相反的是丞相的军队逐渐在增多。?
庚寅日，太子的军队就战败了，太子向南逃到了覆盎城门。司直田仁负责关闭城门，他认为太子是皇上的儿子，也不想把他逼得太急，就打开了城门，太子这才得以逃脱。田仁放走太子后，丞相就想要杀了他，这时御史大夫暴胜之对丞相说：司直可是二千石的官员，怎么能擅自斩杀，应当先请示皇上！丞相于是就释放了田仁。武帝听说后大怒，就责问御史大夫说：司直放走了反叛者，丞相斩杀他是依法办事；你为什么要擅自阻止？听到皇上的责问，暴胜之惶恐不安，就自杀了。随后武帝就下诏派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持策书收回皇后的玺绶，这时皇后也自杀了。这时的武帝认为任安是老吏，看到兵变发生，想要坐观成败，看到胜利者就依附，怕他怀有二心，于是就将他和田仁一起腰斩了。武帝因为马通抓获了如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抓获了石德，商丘成力战抓获了张光，于是就封马通为重合侯，景建为德侯，商丘成为秺侯。对那些曾经出入宫门的太子宾客，全部实行诛杀；而那些跟随太子起兵的，一律按谋反罪灭族，官吏和士兵中有参与劫掠的都被流放到敦煌郡。因为此时太子还在外逃亡，朝廷就开始在长安各城门设置关卡。?
此时的武帝非常的愤怒，朝中大臣害怕的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众人处在惶恐不安的情绪中时，壶关三老茂上书说：臣听说父亲像天，母亲像地，儿子像万物，所以天平和，地安宁，万物才能茂盛生长；父亲慈爱，母亲仁爱，儿子才能孝顺。如今皇太子是汉朝的嫡长子，应当继承万世基业，肩负祖宗的重托。他是陛下的亲儿子，而江充不过是一个平民，他的出身低微；他得到了陛下的宠幸，不想着好好报答陛下的恩德，却手持陛下的诏令逼迫太子，还制造奸邪之事，导致诉说亲情的道路被阻塞。太子进不能见皇帝，退则被乱臣困扰，蒙受冤屈而无处申诉，心中愤懑，这才杀死了江充，最后因恐惧逃亡，甚至借用父亲的军队，只是为了自救而已呀。臣私下里认为太子并无邪心。《诗经》中说：嗡嗡的苍蝇，停在篱笆上；和乐的君子，不随便听信谗言，若是谗言无休止，那么就会扰乱四方国家的安宁。过去江充进谗言害死了赵太子，这是天下无人不知的事。陛下若是不仔细考察，还过分责备太子，又发怒让三公带兵去追捕。此时天下的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私下感到十分痛心！希望陛下宽心，不要担心太子的过错，尽快撤回派出的兵马，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臣不胜恳切，愿以一己之命，待罪于建章宫下！这份上书奏报后，武帝虽然有所感悟，但还是尚未公开赦免太子。?
此时的太子仓皇出逃，一路向东狂奔，最终逃到了湖边，藏匿在泉鸠里。这户人家家境贫寒，常常靠着卖鞋来勉强维持生计，但他们心地善良，见太子可怜，便收留了他。太子在湖边还有一位故人，据说此人颇为富有。太子心想，或许可以向他求助，于是就派人前去传唤。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去却引来了杀身之祸。八月辛亥日，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吏突然包围了太子的藏身之所。太子眼见无路可逃，心知大限将至，于是毅然决然地走进屋内，紧闭房门，随后悬梁自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山阳男子张富昌恰好路过。他本是一名普通士兵，见此情景，毫不犹豫地飞起一脚，踹开了房门。紧接着，新安令史李寿也闻声赶来，急忙抱住太子，将其解救下来。可惜的是，这户人家的主人为了保护太子，与官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最终不幸惨死。而主人的两个孙子，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惨遭毒手。皇上在得知太子的死讯后，悲痛欲绝。他念及与太子昔日的情分，决定对李寿和张富昌予以嘉奖。于是，李寿被封为邘侯，张富昌则被封为题侯。想当年，皇上还特意为太子设立了博望苑，让他广结宾客，任其自由发展。也正因如此，太子的宾客们大多以奇谈怪论、异端邪说进献，这或许也是导致太子最终悲剧收场的原因之一吧。
这段历史悲剧给我们带来了多方面的思考。首先就是在权力的斗争中。如果冷漠的制度与人性的温度出现了失衡，那必然会导致灾难的发生。司直田仁放太子出城，本是出于对父子亲情的体谅，却因武帝 “依法严惩” 的冷酷逻辑被诛杀；暴胜之因谏言触怒了皇权的威严而自杀；任安却因 “坐观成败” 被腰斩。这暴露出了专制体制下法律沦为皇权工具的残酷性，当制度缺乏对人性与伦理的包容时，当执法沦为了帝王情绪的延伸时，必然会导致官僚体系的恐惧与扭曲，人人自危下再没敢说真话的 “田仁”，唯有迎合圣意的 “酷吏”。其次就是信息的隔绝与信任崩塌是摧毁权力传承的致命毒药。太子在逃亡期间，壶关三老茂的上书直指问题核心：“太子进不能见皇帝，退则被乱臣困扰”，父子间因奸佞阻隔失去了沟通的机会，最终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兵戎相见。这告诉我们在权力体系中必须建立制度化的信息通道，避免最高决策者被谗言包围，尤其是在继承人问题上，更需以制度保障亲子、君臣间的良性互动，防止 “信息茧房” 催生猜忌与仇恨。再者就是平民在政治漩涡中的无辜牺牲，收留太子的贫民一家因 “庇护反贼” 被杀，李寿、张富昌等因 “平叛有功”被封侯，凸显出了在政治博弈中底层百姓的命运如蝼蚁般任人践踏。这提醒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任何的权力争斗都不应以牺牲无辜性命为代价，制度设计需守住保护平民的底线，避免 “上层博弈，底层买单” 的恶性循环。最终结果就是太子的悲剧深刻的告诉我们，若是权力失去了监督与约束，即便雄才大略如汉武帝，也终会因个人偏执毁掉半生基业；唯有构建多元制衡的制度框架，平衡权威与温情、法治与人性，才能避免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悲剧” 的历史覆辙。
司马光说：古代的明君教养太子，会为他们选择正直敦良的人士，作为保傅、师友，让他朝夕与他们相处。太子的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出入起居都遵循正道，这样还有可能放纵邪僻而陷入祸败，现在却让太子自己结交宾客，随他的喜好发展。这时正直的人就难以亲近，而谄媚的人则容易结交，这本是常情，难怪太子不能善终！?
九月，商丘成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公元前90年，春天正月，武帝又巡幸雍地，这次武帝的车驾到达了安定、北地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