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椅才暖未及温，刀光已近殿前门。
从厚仓皇离洛邑，从珂苦战守长安。
权似火，命如尘，兄弟相残最断魂。
五代烽烟催短寿，后唐江山两朝昏。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十一月，后唐洛阳皇宫里哭声震天——不是百姓哭穷，是大臣们哭先帝李嗣源。这位靠兵变上位、还算靠谱的皇帝一咽气，皇宫里的气氛就变了：一边是哭丧的假眼泪，一边是藏在袖子里的算盘——新皇帝该是谁？
按规矩，该立太子李从厚。可这位太子，实在让人提不起信心。
李从厚是李嗣源的三儿子，打小就没继承老爹的半点英气。《旧五代史·末帝纪上》（注：此处因从厚无单独本纪，附于末帝纪前）里说他“性仁厚，美姿容，未习治道”——简单说就是：人长得帅，心肠软，脑子却没装半点治国的法子。他当太子时，每天不是跟儒生们吟诗作对，就是琢磨怎么把东宫的花种得更艳，朝堂上的勾心斗角、地方上的藩镇威胁，他连想都懒得想。
可架不住“规矩”二字。李嗣源临死前，专门把宰相冯道叫到床边，指着李从厚说：“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千万别让我失望。”冯道一边磕头一边应承，心里却直犯嘀咕：就这主儿，能扛住后唐这烂摊子？
果然，李从厚登基没几天，就开始“作死”。他没想着怎么安抚百姓、稳住藩镇，反而先对自己人下了手——不是因为有人谋反，是因为他“怕”。
当时后唐有几个实权人物，个个都让李从厚坐立不安：一个是他的义兄李从珂，任凤翔节度使，手里握着西北兵权，打仗猛得能吓哭敌人；一个是他的姐夫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镇守北方，跟契丹关系还不一般；还有一个是他的弟弟李从益，虽然年纪小，但身边围着一群想攀高枝的大臣。
李从厚越想越怕，夜里总做噩梦，梦见这些人提着刀冲进皇宫。于是他找来了两个“心腹”——朱弘昭、冯赟。这俩人是靠拍李从厚的马屁上位的，没别的本事，就会顺着皇帝的意思说瞎话。
“陛下，这些人手里有兵，早晚是祸害！”朱弘昭搓着手，眼里闪着坏水，“不如把他们调走，换咱们自己人去管军权？”
李从厚一听，觉得这主意太妙了，立马下旨：把李从珂从凤翔调到太原，石敬瑭从河东调到镇州，再把几个忠心耿耿的大臣派去当节度使。他以为这是“釜底抽薪”，却不知道这是“捅马蜂窝”——五代十国的节度使，兵权就是命根子，你抢人家的兵权，跟要人家的命有啥区别？
最先炸毛的是李从珂。他接到圣旨时，正在凤翔府里跟部将们喝酒，一看内容，酒杯“哐当”砸在地上：“我跟先帝出生入死，打下这片江山，现在这毛头小子刚登基，就想卸我的兵权？没门！”
部将们也跟着起哄：“节度使，咱们不能任人拿捏！不如反了，打进洛阳，让这糊涂皇帝退位！”
李从珂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被这么一撺掇，当场就扯了诏书，竖起了“清君侧”的大旗——说白了就是：我不是反皇帝，是反朱弘昭、冯赟那两个奸臣。
消息传到洛阳，李从厚慌了。他赶紧召集大臣开会，可满朝文武要么低着头不说话，要么说“陛下三思”，没一个人愿意领兵去平叛。最后还是老将王思同硬着头皮领了命，带着五万大军去打凤翔。
王思同的军队很快就把凤翔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城墙上的箭跟下雨似的往下射，李从珂的士兵死伤惨重。眼看凤翔就要被攻破，李从珂急了——他知道硬拼不行，得玩“感情牌”。
这天傍晚，李从珂穿着一身旧战袍，登上凤翔城头，对着城外的唐军大哭起来：“兄弟们！我李从珂跟先帝打了半辈子仗，身上的伤能数出几十处！先帝驾崩前，还拉着我的手说‘要好好辅佐新君’，可现在朱弘昭、冯赟这两个奸臣，挑拨咱们兄弟相残，你们忍心看着我死吗？忍心让先帝的江山毁在奸臣手里吗？”
这一哭，还真管用。城外的唐军大多是李嗣源的旧部，跟李从珂要么一起打过仗，要么见过他的勇猛，再想想李从厚的昏庸、朱冯二人的跋扈，心里顿时不平衡了。有几个将领带头喊：“我们跟节度使反了！杀回洛阳，清君侧！”
没过多久，五万大军倒戈了一半，王思同吓得连夜逃跑，凤翔之围一下子解了。李从珂趁热打铁，带着倒戈的士兵和自己的老部下，一路往洛阳杀去，沿途的守军要么投降，要么逃跑，根本没人阻拦。
李从厚在洛阳听说李从珂快到了，吓得魂都没了。他再也没心思当皇帝，连夜带着几个亲信逃出洛阳，往魏州方向跑。逃跑前，他还不忘把朱弘昭、冯赟叫来，哭着说：“都怪你们出的馊主意，现在怎么办啊？”
朱弘昭知道自己跑不了，回家就自杀了；冯赟想逃，刚出家门就被乱兵砍了头。可李从厚的麻烦还没完——他跑到卫州时，遇上了姐夫石敬瑭。
石敬瑭当时正带着兵往洛阳去，名义上是“勤王”，实际上是想看风向。李从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拉着石敬瑭的手哭：“姐夫，你快救我，李从珂要杀我！”
石敬瑭皱着眉头，心里盘算着：李从厚这皇帝肯定当不成了，我要是帮他，就是跟李从珂作对，不如卖个人情给李从珂。于是他假装安慰李从厚，转头就暗示自己的部将刘知远“处理”掉李从厚的亲信。
刘知远心领神会，当场就把李从厚身边的几个太监、侍卫砍了。李从厚吓得瘫在地上，看着石敬瑭，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到死都没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最信任的姐夫背叛。
天成元年（公元934年）四月，李从珂打进洛阳，登基称帝，改元清泰。他没忘了那个逃跑的“前皇帝”，派人去卫州，给李从厚送了一杯毒酒。李从厚看着毒酒，哭着说：“我要是当初不调兵，不疑神疑鬼，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可后悔没用，他最终还是喝了毒酒，死时才二十一岁，当了不到半年皇帝。
《新五代史·唐废帝纪》里评价李从厚：“从厚为人柔弱，无谋断，在东宫，事皆决于左右，及为帝，朱弘昭、冯赟用事，而从厚不能制，遂至于亡。”一句话点透了他的悲剧：不是敌人太强大，是自己太窝囊。
李从珂登基那天，洛阳皇宫里热闹得很。他穿着崭新的龙袍，坐在太极殿的龙椅上，接受大臣们的朝拜，心里别提多得意了——想当初他只是个小兵，跟着李嗣源打仗，现在居然成了皇帝，这人生简直跟做梦一样。
可得意归得意，李从珂心里清楚：自己这个皇帝，坐得并不稳。
首先，他不是李嗣源的亲儿子，是养子。虽然五代十国不怎么讲究“嫡庶”，但“名不正则言不顺”，总有大臣在背后嘀咕他的皇位来路不正。其次，藩镇的威胁还在，尤其是姐夫石敬瑭——这家伙手里有兵，还跟契丹有勾结，看着就不是善茬。最后，朝廷没钱——李从厚逃跑时，把皇宫里的珍宝差不多都带走了，现在国库空空如也，连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
李从珂思来想去，觉得先解决“钱”的问题最要紧。他召集大臣们开会，说：“现在国库空虚，士兵们打仗辛苦，咱们得想办法凑点钱，给士兵发军饷。”
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说话——谁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李从珂见状，干脆自己带了个头，把皇宫里剩下的珠宝、绸缎都拿了出来，还让皇后、妃子们也捐点私房钱。可这点钱远远不够，李从珂急了，下了一道圣旨：让洛阳城里的官员、富商都“自愿”捐款，要是不捐，就派兵去抄家。
这一下，洛阳城乱了。官员们哭穷，富商们藏钱，有的甚至假装上吊，就为了少捐点。《旧五代史·末帝纪》里记载：“帝令京城士庶助军，百姓皆苦之，多有亡窜者。”意思是李从珂让京城的百姓捐钱助军，老百姓都苦不堪言，很多人都逃跑了。
好不容易凑够了军饷，李从珂又开始琢磨怎么对付石敬瑭。他知道石敬瑭有野心，可又不敢直接动手——石敬瑭的河东军战斗力强，还跟契丹关系好，真打起来，自己不一定能赢。
于是，李从珂又想起了李从厚的“老办法”——调兵。他下旨，把石敬瑭从河东调到郓州。他以为石敬瑭会像自己当初那样，要么乖乖听话，要么起兵反抗，到时候自己就能名正言顺地收拾他。
可石敬瑭比李从珂想的更狠。他接到圣旨后，没立马反，而是先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写了封信，说：“只要您帮我打败李从珂，我就把幽云十六州献给您，还认您当爹！”
耶律德光一看，这买卖太划算了——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的门户，拿了这里，以后进中原就方便多了。于是他立马率领十万契丹大军，南下帮石敬瑭。
消息传到洛阳，李从珂傻了。他没想到石敬瑭居然会勾结契丹，更没想到契丹军来得这么快。他赶紧派大将张敬达率领三万大军去河东，阻拦石敬瑭和契丹军。
可张敬达根本不是契丹军的对手。两军在晋阳城外一交手，唐军就败了，张敬达带着残兵退守晋安寨，被契丹军和石敬瑭的军队团团围住。李从珂又派了几路援军，可要么被打败，要么不敢上前，晋安寨成了一座孤城。
这时候，李从珂本该亲自带兵去解围——他毕竟是打了半辈子仗的猛将，只要他亲自出马，说不定能鼓舞士气，扭转战局。可李从珂却怂了。
他怕了。他怕契丹军的勇猛，怕石敬瑭的狠辣，更怕自己像李从厚一样，当了没几天皇帝就被杀。于是他整天躲在皇宫里，要么喝酒，要么跟妃子们哭，根本不提领兵出征的事。大臣们天天劝他：“陛下，您得亲征啊！不然军队就完了，洛阳也保不住了！”
李从珂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可第二天一醒，又缩在宫里不出来。有次他都穿上战袍了，准备出发，可一看外面下雨，又说：“下雨天不适合打仗，等天晴了再说。”就这样拖来拖去，晋安寨的唐军粮尽援绝，张敬达的部将杨光远杀了张敬达，带着全军投降了石敬瑭。
晋安寨一丢，洛阳就暴露在石敬瑭和契丹军的面前。李从珂彻底绝望了，他知道自己没机会了。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十一月，石敬瑭的大军逼近洛阳，李从珂带着皇后、妃子、儿子们，登上了洛阳的玄武楼。
站在楼上，李从珂看着远处逼近的敌军，又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凤翔城头的哭声——那时候他哭来了军队，哭来了皇位，可现在，再哭也没用了。他拿出皇宫里最后一点酒，跟家人喝了起来，喝着喝着就哭了：“我这辈子，打了无数仗，没想到最后会落到这个地步……”
哭完，李从珂点燃了玄武楼。大火很快就蔓延开来，浓烟滚滚，遮住了半个洛阳城。这位靠“哭”上位、靠“勇”起家的皇帝，最终在火海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死时三十九岁，当了不到三年皇帝。
石敬瑭打进洛阳后，找到了李从珂的尸骨，随便找了个地方埋了，连个像样的陵墓都没给。后唐，这个只存在了十四年的王朝，也随着李从珂的死，彻底灭亡了。
先说说李从厚的“致命伤”——优柔寡断，信错了人。他登基后，本该先稳住局面，安抚藩镇，可他却因为“怕”，盲目听从朱弘昭、冯赟的馊主意，强行调走李从珂和石敬瑭的兵权，把能打的人都逼成了敌人。《新五代史》里说他“无谋断，事皆决于左右”，这话一点不假。他就像个没主见的孩子，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最后被自己的“怕”和“蠢”坑死了。
再看李从珂的“死穴”——勇猛有余，智慧不足，还贪于享乐。他靠兵变上位，却没想着怎么治理国家，反而一上来就靠搜刮百姓凑军饷，把民心都给丢了。对付石敬瑭时，他明明有机会亲征，却因为“怂”和“懒”，错失了最后的机会。他以为自己的勇猛能解决一切，却忘了五代十国的乱世里，光靠勇猛是不够的——还得有谋略，有民心，有眼光。
而他们共同的悲剧，在于没看清后唐的“致命隐患”——藩镇太强，皇权太弱。从李嗣源开始，后唐的藩镇就手握重兵，不听朝廷号令。李从厚和李从珂，都想通过“调兵”来削弱藩镇，可他们没意识到，在藩镇势力大于皇权的时代，这种做法只会引火烧身。李从厚逼反了李从珂，李从珂又逼反了石敬瑭，本质上都是在“以卵击石”。
更讽刺的是，李从珂当初靠“清君侧”反了李从厚，可他自己登基后，也没比李从厚好多少——一样的猜忌藩镇，一样的搜刮百姓，一样的昏庸无能。他以为自己能改变后唐的命运，却没想到自己只是后唐灭亡的“第二块垫脚石”。
石敬瑭建立后晋后，追封李从厚为“鄂王”，却没给李从珂任何封号——在他眼里，李从珂只是个“乱臣贼子”。可不管是“鄂王”还是“乱臣贼子”，他们都成了五代十国烽烟里的一抹尘埃，只留下一段兄弟相残、身死国灭的悲歌。
参考《新五代史》《旧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