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
谁能想到，这小子会是大明的新主人？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春天，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的兴王府里，总能看到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少年，捧着本线装书坐在石榴树下，连春风吹落花瓣飘到书页上，都舍不得拂开。这少年便是朱厚熜，兴献王朱佑杬的独子，当时刚满十六岁。
没人把这个藩王世子当回事——在大明的宗室体系里，藩王就是“圈养的金丝雀”，一辈子只能在自己的封地晃悠，不能干政，不能领兵，最多读读书、养养花，混个“贤王”的虚名。朱厚熜的爹朱佑杬还算安分，没搞过什么“争储”的幺蛾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当了一辈子兴王，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病逝后，朱厚熜按规矩承袭了爵位，日子过得平静得像安陆的护城河，没一点波澜。
他那时的生活，说好听点是“潜心治学”，说难听点就是“无所事事”。每天早上起来先给嫡母蒋氏请个安，然后就扎进书房，读《论语》《孟子》，也读《孙子兵法》《武经总要》——别以为他是个只会死读书的呆子，兴王府里藏着不少兵书，都是他爹当年从京城带过来的。有次府里的老管家看到他对着兵法地图发呆，笑着问：“世子爷，您又不是要带兵打仗，看这些干啥？”朱厚熜抬起头，眼神里带着点少年人特有的认真：“就算不当兵，知道天下的山川地形，总不是坏事。”
谁也没料到，这平静的日子，会被一封来自京城的急诏彻底打破。
正德十六年三月，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豹房驾崩的消息传到安陆，兴王府上下一片慌乱——倒不是为正德皇帝的死难过，而是为“国无储君”的局面担忧。可没等大家慌几天，第二封诏书就到了，这次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亲自拟的，开头第一句就惊得蒋氏手里的茶碗差点摔了：“奉宪宗皇帝遗诏，迎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大统。”
“入继大统”？朱厚熜拿着诏书，手指都在抖。他不是没听过京城的事：那位堂兄正德皇帝，一辈子玩得疯，建豹房、养猛兽、带兵亲征，最后死在女人怀里，连个子嗣都没留下。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皇位”的馅饼，会砸到自己头上——按《明史·世宗本纪》的记载，他是“宪宗孙，兴献王佑杬子也”，论血缘，确实是当时最亲近的宗室继承人，可这距离“皇帝”的位置，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蒋氏抱着儿子哭了半天，又是喜又是怕：喜的是儿子要当皇帝，怕的是京城水深，那些文官个个精明，少年人去了怕是要被欺负。朱厚熜倒是比嫡母冷静，他先让人把诏书抄了好几份，确认不是假的，然后才对着蒋氏磕了个头：“娘，儿子去京城，定不会丢了兴王府的脸。”
出发北上那天，安陆的百姓都来送行，朱厚熜穿着藩王的蟒袍，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内阁派来的迎驾官员。走的时候，他特意把那本翻得卷了边的《论语》塞进了行李——他不知道，这本教他“仁礼”的书，很快就会成为他和整个文官集团交锋的“武器”。
从安陆到北京，走了整整二十天。越靠近京城，朱厚熜就越谨慎。迎驾的官员里有个叫梁储的，是杨廷和的老部下，一路上总想跟他“聊规矩”，说“到了京城，得先从东华门进，去文华殿当皇太子，再登基”。朱厚熜每次都笑着打岔，心里却早有了主意：我是来当皇帝的，不是来给人当儿子的，想让我认别人当爹，没门！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的队伍到了北京城外的良乡。杨廷和派来的礼部官员早早在那等着，递上一份“登基流程”，核心还是“先当太子”。朱厚熜拿着流程单，直接扔给了身边的侍从：“告诉杨首辅，遗诏写的是‘入继大统’，不是‘入继东宫’，要改流程，就按遗诏来，不然我就回安陆去。”
这话传到杨廷和耳朵里，老首辅差点气笑了：一个十六岁的藩王，刚到北京就敢跟我叫板？可他也没办法——国不可一日无君，真把朱厚熜逼走了，他没法跟天下人交代。最后还是慈寿太后出来打圆场，说“先从大明门进，在奉天殿登基，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穿着龙袍，一步步走上奉天殿的丹陛。当太监喊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看着殿下跪着的文武百官，心里突然明白了：这皇帝的位置，不是靠血缘来的，是靠自己争来的。从这天起，“嘉靖”这个年号，开始书写属于它的四十四年历史。
嘉靖帝刚登基没半个月，杨廷和就带着礼部的官员找上门了，手里捧着一份《议礼疏》，开门见山：“陛下，按‘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规矩，您现在是孝宗皇帝（正德的爹）的嗣子，得认孝宗为‘皇考’，您的亲爹兴献王，只能叫‘皇叔父兴献大王’。”
这话一出口，嘉靖帝刚端起来的茶杯就停在了半空。他盯着杨廷和，半天没说话——他知道文官讲“礼法”，可没想到会这么不讲理：我亲爹养了我十六年，刚当了皇帝就不认爹了？这算哪门子规矩？
“杨首辅，”嘉靖帝放下茶杯，声音不算大，却带着股倔劲，“遗诏让我‘入继大统’，没让我‘入继人子’。我爹就是我爹，怎么能改成叔父？”
杨廷和早有准备，从袖子里掏出本《礼经》，翻到某一页递过去：“陛下，这是孔圣人定的规矩，‘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您现在是大明的皇帝，就得顾天下的‘公礼’，不能只讲自己的‘私情’。”
旁边的礼部尚书毛澄也跟着帮腔：“首辅说得对，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矩，陛下要是不认孝宗为皇考，就是违背祖制，天下人会说闲话的。”
嘉靖帝拿起《礼经》，翻了几页，突然问：“那要是先帝（正德）有儿子，我还用得着来当皇帝吗？既然是因为先帝没儿子，我才来继位，怎么就要不认亲爹了？”
这话把杨廷和问住了。可老首辅毕竟是官场老油条，很快就缓过神来：“陛下，祖制就是祖制，不能因为您的情况特殊就改。要是今天改了，以后宗室继位，个个都要认私亲，朝堂就乱了。”
就这么着，“认爹”的事，成了嘉靖朝第一个“烫手山芋”。朝堂上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杨廷和带头的“护礼派”，都是些老臣，占了朝堂的大多数，天天递奏折劝嘉靖“遵祖制”；另一派是嘉靖自己，加上几个敢说真话的小官，势单力薄，却硬着头皮跟“护礼派”扛。
最开始，嘉靖还想跟文官们讲道理。他让翰林院的人查史料，看看有没有“继位后不认亲爹”的先例。结果查来查去，还真有几个，可都是些亡国之君的例子，“护礼派”拿着这些例子天天怼他，说“陛下要是学那些昏君，大明就危险了”。嘉靖气得没法，只能把这事搁下来，心里却憋着一股劲：你们等着，我肯定要让我爹堂堂正正地被尊为皇考。
转机出在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的冬天。有个叫张璁的南京刑部主事，因为得罪了上司，被贬到南京当闲官，天天没事干就研究“礼仪”。他看到朝堂上为“认爹”的事吵得不可开交，觉得杨廷和他们那套不对，就写了篇《大礼疏》，派人送到北京，直接递到了嘉靖帝手里。
这篇《大礼疏》，可把嘉靖帝乐坏了。张璁在疏里说：“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陛下以兴献王子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也。夫为人后者，谓大宗无子，以小宗之子为之后，今大宗（孝宗）已有武宗（正德），陛下乃以武宗无子而继之，非以孝宗无子而继之也，故陛下仍当认兴献王为父。”
简单来说，张璁的意思是：孝宗有儿子（正德），你是因为正德没儿子才继位的，不是给孝宗当儿子的，所以认亲爹天经地义。这话句句说到嘉靖帝心坎里，他拿着疏文，当天就召集群臣，说“你们看，张璁懂规矩，你们不懂”。
杨廷和看到《大礼疏》，气得拍桌子：“一个小官也敢妄议朝政！”当即就想把张璁贬到更远的地方，可嘉靖帝护着张璁，说“张璁说得有道理，你们不能罚他”。杨廷和没办法，只能跟嘉靖帝耗着，说“只要我还在首辅的位置上，就不能让陛下认私亲”。
就这么耗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杨廷和见嘉靖帝死活不肯让步，干脆递交了辞呈。嘉靖帝早就看杨廷和不顺眼了，当即就准了——没了杨廷和这个“领头羊”，“护礼派”虽然还在闹，可已经没了之前的气势。
可“护礼派”里的硬骨头不少。杨廷和走后，吏部尚书乔宇、刑部尚书赵鉴等人接着带头反对，还组织了两百多个官员，天天在朝堂上哭谏，说“陛下要是不认孝宗为皇考，我们就撞死在朝堂上”。
嘉靖帝一开始还忍着，派人去劝，说“这事可以商量，你们别闹了”。可这些官员跟吃了秤砣似的，不仅不撤，还跑到左顺门去哭，有的拍门，有的喊“先帝（孝宗）饶命”，声音大得整个紫禁城都能听见。
嘉靖帝彻底火了。他把内阁大臣召来，问：“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觉得我不敢治他们的罪？”内阁大臣里有个叫蒋冕的，是杨廷和的门生，还想劝：“陛下，他们也是为了礼法，您别生气。”嘉靖帝瞪了他一眼：“为了礼法就敢在皇宫里哭闹？这是以下犯上！”
当天下午，嘉靖帝下了一道圣旨：“左顺门哭谏者，为首八人，抓起来下狱；其余人等，罚廷杖三十。”
廷杖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用几十斤重的大棍子打屁股，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死亡。可那些“护礼派”官员还不服，被抓的时候还喊“陛下无道”。嘉靖帝更怒了，又下了道圣旨：“再抓一百三十人，廷杖五十！”
那天的紫禁城，惨叫声此起彼伏。左顺门外的广场上，锦衣卫按着官员打，血溅得到处都是，有十六个官员当场被打死，剩下的也都打得站不起来。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左顺门事件”。
经此一役，“护礼派”彻底被打怕了。没人再敢跟嘉靖帝争“认爹”的事。嘉靖三年七月，嘉靖帝正式下旨，尊亲爹朱佑杬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孝宗为“皇伯考”；嘉靖七年（1528年），又把朱佑杬的牌位请进了太庙，排在正德皇帝前面。
这场持续三年的“大礼仪之争”，最终以嘉靖帝的完胜告终。十六岁登基的少年，用一场血淋淋的“廷杖”，让整个文官集团明白了：这大明的天下，我说了算，就算是“礼法”，也得按我的规矩来。
打赢了“大礼仪之争”，嘉靖帝总算能安安心心处理朝政了。其实他刚登基的时候，就不是个只想“认爹”的糊涂蛋——他知道正德朝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宦官专权、吏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所以从正德十六年登基到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这十几年里，他确实干了不少实事，史称“嘉靖新政”。
先说整顿吏治。正德朝的宦官，那可是出了名的嚣张——刘瑾、谷大用、张永这些人，把持朝政，卖官鬻爵，甚至敢私吞国库的钱。嘉靖帝刚登基，就拿宦官开刀。他先把正德朝的大太监谷大用贬到南京，又把那些在豹房里伺候正德的小太监全部赶走，还下了道圣旨：“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不得兼任外廷官职，违者斩。”
有个叫张锐的太监，在正德朝的时候负责东厂，手上沾了不少血，嘉靖帝登基后，他还想靠着给嘉靖帝送钱保命。结果嘉靖帝直接把他抓起来，让刑部审了三个月，最后判了个“凌迟处死”，还把他的家产抄了，充入国库。这事传开后，宫里的宦官再也不敢嚣张了，连说话都小心翼翼的。
除了整宦官，嘉靖帝还改革了“选官制度”。正德朝选官，要么靠关系，要么靠钱，真正有本事的人根本没机会。嘉靖帝让人修改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再只考死记硬背的“八股文”，而是加了“策论”，让考生针对朝政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还规定，地方官要是想升官，必须得有“政绩”——比如减税多少、安抚了多少流民、修了多少水利，不然就算关系再硬，也不能提拔。
有个叫海瑞的举人（当时还没中进士），在福建南平当教谕的时候，因为教得好，学生考上科举的多，被当地知府推荐升官。嘉靖帝看到海瑞的政绩报告，觉得这人不错，就破格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当知县。后来海瑞能成为“大明第一清官”，跟嘉靖帝这次破格提拔，也有点关系。
再说经济，正德朝的时候，土地兼并特别严重——王公贵族、宦官、大地主，抢着占老百姓的土地，很多农民没了地，只能当流民，有的甚至被逼得造反。嘉靖帝知道，要想天下太平，就得解决土地问题。他让人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都丈量一遍，登记在册，谁要是敢隐瞒土地，就严惩不贷。
清丈土地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阻力。有个叫朱宸濠的宁王（虽然正德朝已经被平定，但他的残余势力还在），家里隐瞒了几千亩土地，当地官员不敢管。嘉靖帝知道后，直接派锦衣卫去查，不仅把土地收了回来，还把宁王的残余势力全部抄家，把土地分给了流民。这一下，全国的地主都老实了，清丈土地的工作顺利了不少。
除了清丈土地，嘉靖帝还减免赋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江南地区闹水灾，庄稼全淹了，老百姓没饭吃。嘉靖帝接到奏报后，当即下旨：“江南受灾州县，今年赋税全免，还从国库调粮十万石，赈济灾民。”他还怕地方官贪污赈灾粮，特意派了御史去监督，发现有贪污的，直接就地正法。
在军事上，嘉靖帝也没闲着。正德朝的时候，明朝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差——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数的，将领要么怕死，要么贪财，连蒙古人都敢时不时来骚扰一下。嘉靖帝上台后，开始整顿军队：首先是“选兵”，只选年轻力壮的，老弱病残全部淘汰；然后是“练兵”，让将领带着士兵天天训练，还从边关调了些有经验的老兵来当教官；最后是“赏罚”，打了胜仗的，重赏；打了败仗的，严惩。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蒙古小王子率军侵犯大同，大同总兵不敢打仗，想花钱买平安。嘉靖帝知道后，把总兵革职查办，派了个叫王宪的将领去代替他。王宪到了大同后，按嘉靖帝的要求练兵，没几个月，军队战斗力就上来了。蒙古小王子再来的时候，王宪带着军队主动出击，把蒙古人打得大败而逃，还缴获了不少牛羊和武器。这是正德朝以来，明朝军队第一次在和蒙古人的战斗中取得大胜，嘉靖帝高兴得不行，亲自在奉天殿设宴，赏赐了王宪和所有参战的士兵。经此一役，边关的将领们也不敢再敷衍了事，明朝的军事实力总算有了点起色。
不过，“嘉靖新政”也不是一帆风顺。比如在整顿吏治的时候，就有不少老臣反对——这些人大多是杨廷和的旧部，觉得嘉靖帝太“急”，动不动就杀官，不符合“仁君”的做法。有个叫林俊的吏部尚书，还专门递了奏折，说“陛下整顿吏治是对的，但不能太严，不然官员们都不敢做事了”。嘉靖帝虽然没听他的，但也稍微放缓了节奏，没再像之前那样“一刀切”。
总的来说，嘉靖帝执政前十年，确实是个合格的皇帝。《明史·世宗本纪》里说他“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意思就是他刚登基的时候，清除了正德朝的各种弊端，天下人都觉得大明要重新兴盛起来了。要是他能一直这么干下去，说不定能成为像朱元璋、朱棣那样的“明君”。可谁也没料到，从嘉靖十年开始，这位皇帝的心思，慢慢从“朝政”转移到了“修道”上。
嘉靖帝开始修道，跟一场“大病”有关。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冬天，他得了场重感冒，咳嗽不止，还发高烧，太医们治了半个月都没好。就在这时，有个叫邵元节的道士，自称能“驱邪治病”，被人推荐到了宫里。
邵元节也没开药方，就做了场法事，烧了几道“符”，让嘉靖帝喝了符水。没想到，第二天嘉靖帝的烧还真退了，咳嗽也轻了不少。这下可把嘉靖帝给迷住了——他觉得这道士有“仙气”，比太医还厉害。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信道教，天天跟着邵元节学修道，还把皇宫里的钦安殿改成了“道观”，天天在里面烧香、炼丹。
一开始，嘉靖帝只是把修道当“爱好”，还没耽误朝政。可到了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邵元节说“陛下要想长生不老，就得天天炼丹，还得少管朝政，保持心境平和”。嘉靖帝本来就觉得处理朝政太累，一听这话，当即就决定“放权”——把朝堂上的事交给内阁，自己躲在宫里炼丹。
他修道的“规矩”还特别多：首先是“吃素”，不能吃肉，不能喝酒，每天只吃些蔬菜和丹药；然后是“穿道服”，不管是上朝（后来干脆不上朝了）还是私下里，都穿道士的长袍，还让宫里的妃嫔、太监也跟着穿；最后是“写青词”，道教祭祀的时候要念青词，嘉靖帝觉得写青词能“通神”，不仅自己写，还让大臣们也写，谁写得好，就给谁升官。
青词这东西，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得用华丽的词藻，还得符合道教的教义，一般的大臣根本写不来。唯独他——严嵩，却写得特别好。严嵩当时是礼部侍郎，官不算大，可他脑子活，知道嘉靖帝喜欢青词，就天天研究，还专门请人教他写。他写的青词，不仅词藻优美，还能把嘉靖帝的心思揉进去，比如嘉靖帝想长生，他就写“愿陛下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早登仙班”；嘉靖帝想让丹药有效，他就写“丹炉烈火炼真金，陛下服之可成神”。
嘉靖帝每次看到严嵩的青词，都笑得合不拢嘴，说“还是严嵩懂我”。从那以后，严嵩就成了嘉靖帝身边的“红人”，一步步被提拔，最后当上了内阁首辅。而那些不会写青词的大臣，哪怕再有本事，也得不到重用——比如当时的内阁大臣夏言，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可他不喜欢写青词，还劝嘉靖帝“别沉迷修道”，结果被嘉靖帝越来越冷落，最后还被严嵩陷害，砍了头。
嘉靖帝修道，不仅耽误朝政，还花了很多钱。炼丹需要大量的药材，比如人参、灵芝、朱砂，这些都是稀有药材，特别贵；建道观、做道场也需要钱，嘉靖帝先后在宫里建了十几座道观，光材料费就花了几百万两银子；还有道士的赏赐，邵元节、陶仲文（后来的道士首领）这些人，个个都被封了官，赏了土地和金银，陶仲文甚至还被封为“恭诚伯”，成了明朝第一个被封爵的道士。
这些钱从哪来？自然是从老百姓身上刮。嘉靖帝让地方官增加赋税，还派太监去地方上“采买”——说是采买，其实就是强抢，比如要采买灵芝，就逼着老百姓上山去挖，挖不到就罚款，很多老百姓因为挖不到灵芝，被逼得家破人亡。《明史·食货志》里说，嘉靖朝的赋税，比正德朝增加了一倍还多，“百姓困苦，流离失所者十之三四”，意思就是十个老百姓里，有三四个都没了家，只能当流民。
大臣们看不过去，纷纷递奏折劝嘉靖帝“别修道了，多管管朝政”。可嘉靖帝根本不听，谁劝得厉害，就治谁的罪。有个叫杨最的御史，递了份奏折，说“陛下修道是假，贪图享乐是真，再这么下去，大明就要亡了”。嘉靖帝看了奏折，气得把杨最抓起来，打了一百廷杖，当场打死。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劝嘉靖帝修道了。
就这样，嘉靖帝从一个想做“好皇帝”的少年，慢慢变成了一个沉迷修道、不管朝政的“道士天子”。而他放权给内阁，也为“严党”的崛起埋下了伏笔——严嵩掌权后，拉帮结派，贪污受贿，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大明的“中兴”迹象，也慢慢消失了。
严嵩当上内阁首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帮结派”。他知道，要想在朝堂上站稳脚跟，就得有自己的势力。所以他一边讨好嘉靖帝，一边提拔自己的亲信——只要是愿意跟他走的，不管有没有本事，都能升官；要是敢跟他作对的，哪怕是忠臣，也得被他搞下去。
他的儿子严世蕃，更是个“敛财高手”。严世蕃没什么真本事，可会拍马、会捞钱，严嵩特别宠他，把朝廷的很多事都交给严世蕃处理，还让他当了工部左侍郎。严世蕃利用这个职位，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甚至还敢跟人说“朝廷无我家翁，安得至是”，意思就是“没有我爹严嵩，你们根本当不了官”。
当时的官员，要想升官，就得给严家送钱，送的钱越多，升的官越大。比如有个叫仇鸾的将领，想当宣大总督，就给严世蕃送了十万两银子，严世蕃收了钱，立马在严嵩面前说好话，仇鸾很快就当上了宣大总督。还有个叫鄢懋卿的御史，想当两淮盐运使（管盐的官，是肥差），给严家送了二十万两银子，还送了不少珠宝，严世蕃当场就拍板：“两淮盐运使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严家的敛财手段，可不止“卖官”这一种。他们还霸占土地——严世蕃在江苏、浙江一带，抢了老百姓几千亩良田，租给农民种，每年收的租子比国库的赋税还多；他们还垄断商业——严家控制了江南的丝绸、茶叶生意，谁要是敢跟他们抢生意，就会被严家的人打砸店铺，甚至还会被安上“通倭”的罪名，抓起来杀头；他们还贪污国库的钱——嘉靖帝要修宫殿、炼丹，需要钱，严嵩就跟严世蕃商量，把国库的钱挪一部分到自己手里，再从老百姓身上刮钱补国库，比如本来要给军队发的军饷，被严家贪污了一半，导致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战斗力越来越差。
严党不仅贪财，还特别“狠”。谁要是敢得罪他们，或者想揭发他们的罪行，就会被他们害死。比如之前提到的夏言，是严嵩的“老对手”，严嵩当上首辅后，一直想除掉夏言。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夏言推荐曾铣当三边总督，想让曾铣收复被蒙古人占领的河套地区。严嵩知道后，就跟嘉靖帝说“夏言和曾铣想谋反，他们收复河套是假，想拥兵自重是真”。嘉靖帝本来就多疑，一听这话，立马把夏言和曾铣抓起来，砍了头。
还有个叫沈炼的锦衣卫（小官），看不惯严党的所作所为，递了份奏折，揭发严嵩父子的十大罪状，说“严嵩父子贪污受贿，陷害忠良，要是再不管，大明就要亡了”。严嵩看了奏折，气得不行，让严世蕃找了个借口，把沈炼贬到保安（今陕西志丹），然后又让地方官诬陷沈炼“通蒙古”，把沈炼抓起来，打了一百廷杖，最后处死，还把沈炼的家人流放边疆。
严党掌权的二十年里，朝堂上的忠臣几乎被他们杀光了，剩下的要么是严党的亲信，要么是不敢说话的胆小鬼。《明史·严嵩传》里说“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意思就是严嵩掌权二十年，宠信严世蕃，害了天下人，所有人都把他们父子当成奸臣。
可嘉靖帝难道不知道严嵩父子贪吗？他当然知道。有一次，有个大臣递奏折，揭发严世蕃贪污了十万两银子，嘉靖帝看了奏折，却跟没事人一样，说“严嵩帮我处理朝政，辛苦这么多年，拿点钱也是应该的”。其实嘉靖帝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严嵩父子虽然贪，但他们听话，能帮自己处理朝政，还能帮自己背“黑锅”——比如老百姓骂朝廷腐败，骂的是严嵩父子，不是他这个皇帝；而且严党没有兵权，就算想造反，也造不了。所以只要严嵩父子不碰他的权力，不耽误他修道，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这么着，严党在嘉靖帝的默许之下，成了大明的“毒瘤”。他们贪污的钱越来越多，害的人越来越多，大明的国力也越来越弱——军队没了军饷，战斗力下降；老百姓没了活路，开始造反；地方官怕被严党陷害，不敢如实上报灾情。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严党已经成了天下人的公敌，就连嘉靖帝身边的太监，也开始看不惯严嵩父子了。
在严党专权的二十年里，不是没人想扳倒严嵩父子，可大多都失败了——夏言、沈炼、杨继盛（另一个揭发严党的忠臣，被严嵩害死），这些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直到徐阶的出现，情况才慢慢改变。
徐阶是个特别“隐忍”的人。他考中进士的时候，严嵩已经是内阁大臣了，徐阶知道自己斗不过严嵩，就一直忍着，不仅不跟严嵩作对，还时不时地讨好严嵩——比如严嵩过生日，徐阶会送贵重的礼物；严嵩写青词遇到困难，徐阶会帮忙修改。严嵩觉得徐阶“懂事”，就没怎么为难他，还把他提拔成了内阁次辅。
可徐阶心里，一直想扳倒严党。他知道，要想扳倒严嵩，不能硬来，得等机会。所以他一边讨好严嵩，一边暗中收集严党的罪证，还跟嘉靖帝身边的太监、道士搞好关系，了解嘉靖帝的心思。
机会终于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来了。这一年，嘉靖帝身边的道士蓝道行，跟徐阶关系不错，蓝道行知道嘉靖帝迷信“扶乩”（一种道教仪式，据说能通神），就跟徐阶商量，想通过“扶乩”来扳倒严嵩。
有一天，嘉靖帝让蓝道行搞“扶乩”，问“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蓝道行假装“神附体”，写下了几个字：“天下不太平，是因为有奸臣在朝。”嘉靖帝又问：“奸臣是谁？”蓝道行又写：“奸臣是严嵩。”嘉靖帝有点不信，说“严嵩帮我处理朝政这么多年，怎么会是奸臣”。蓝道行接着写：“严嵩父子贪污受贿，陷害忠良，老百姓都在骂他们，要是陛下再留着他们，大明就要有危险了。”
嘉靖帝听了，心里开始动摇。他虽然宠信严嵩，但也知道严党名声不好，而且最近几年，各地的流民造反越来越多，蒙古人也经常来骚扰边关，他也觉得可能是严党把朝政搞坏了。
徐阶看到嘉靖帝开始怀疑严嵩，立马抓住机会，让自己的门生邹应龙递了份奏折，揭发严世蕃的罪行——比如严世蕃贪污了几百万两银子，霸占了几千亩土地，还跟倭寇有勾结。奏折里还说“严世蕃罪大恶极，要是不杀他，老百姓就会造反”。
嘉靖帝看了奏折，终于下定决心要收拾严党。他先把严嵩革职，让他回江西老家养老；然后把严世蕃抓起来，关进了诏狱。可严世蕃一点都不怕，他在诏狱里还跟人说“我爹是严嵩，陛下不会杀我的，最多把我流放”。
徐阶知道，严世蕃要是不死，早晚还会出来作恶，所以他必须让严世蕃死。他又找了些严世蕃的罪证，比如严世蕃在老家盖的房子，规格跟皇宫一样（僭越之罪），还说严世蕃想“谋反”——这可是嘉靖帝最忌讳的罪名。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嘉靖帝下旨，判严世蕃“斩立决”，还把严家抄家。抄家的时候，从严家搜出了几百万两银子，几万匹丝绸，还有不少珠宝、古玩，这些财产加起来，比大明十年的国库收入还多。严世蕃被砍头那天，老百姓都跑到街上看热闹，还放鞭炮庆祝，说“严贼终于死了，大明有救了”。
严嵩得知严世蕃被砍头的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他回江西老家后，没人敢收留他，只能住在破庙里，靠捡垃圾为生。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严嵩在破庙里饿死了，死的时候身边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明史·严嵩传》里说“嵩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意思就是严嵩死的时候，住在别人的墓屋里，连棺材都没有，也没人来吊唁他。
严党的倒台，是嘉靖朝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清除了朝堂上的“毒瘤”，还让很多忠臣重新得到重用，比如徐阶当上了内阁首辅后，开始整顿吏治，减免赋税，大明的朝政总算有了点起色。可此时的嘉靖帝，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他天天吃丹药，丹药里含有大量的汞、铅等有毒物质，这些物质慢慢侵蚀了他的身体，让他变得越来越虚弱，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就在严党专权的时候，大明的东南沿海，正被“倭寇”搅得天翻地覆。这些倭寇，不是单纯的日本浪人，里面还有很多中国海盗，比如王直、徐海，他们跟日本浪人勾结在一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倭寇的起源，其实跟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明朝从朱元璋的时候就实行海禁，不让老百姓出海做生意，可东南沿海的老百姓，靠种地根本活不下去，只能偷偷出海，跟外国人做生意，这些人被称为“海商”。后来，明朝政府打击海商，一些海商就被逼成了海盗，再后来，他们又跟日本浪人勾结，形成了“倭寇”。
到了嘉靖朝，倭寇越来越猖獗。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倭寇攻破了浙江台州，杀了几千老百姓，还放火烧了整个台州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倭寇又攻破了江苏松江（今上海），抢走了几万两银子，还掳走了上千名妇女；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一小股倭寇（只有几十人）从浙江登陆，竟然一路打到了安徽南京，虽然没攻破南京城，但也杀了几千人，明朝的军队根本拦不住他们。
《明史》里形容当时的惨状：“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杀掠殆尽，村落为墟。”意思就是东南沿海几千里的地方，同时传来警报，老百姓被杀害、抢掠一空，村庄都变成了废墟。
嘉靖帝一开始也派兵剿倭，可效果不好。原因有三个：一是军队战斗力差，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数的，没经过训练，看到倭寇就跑；二是将领互相推诿，谁都不想打仗，怕打输了被治罪；三是倭寇行踪不定，他们都是小船，速度快，打完就跑，明朝的大船根本追不上。
直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宪被任命为浙直总督，全面主持东南抗倭事宜，这才让混乱的抗倭局面有了转机。
胡宗宪这个人，争议从来不小。他是严嵩的门生，早年靠着给严世蕃送礼才换来了晋升机会，身上贴着“严党”的标签，这也是后来他倒台的重要原因。但在抗倭这件事上，他却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魄力和智慧——他知道，对付倭寇不能只靠硬拼，得用“铁血手腕”加“灵活计谋”，既要打服倭寇，也要瓦解他们的内部。
上任第一天，胡宗宪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军纪，把那些贪生怕死、克扣军饷的将领全部革职，甚至直接砍了几个带头逃跑的千户，震慑全军；二是广招人才，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有抗倭的本事，他都敢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俞大猷、戚继光（此时尚为参将，未独当一面）等人被他纳入麾下，成了抗倭的核心力量。
俞大猷是个典型的“武痴”，这辈子就两件事：研究兵法、打仗。他出身武将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学武艺、读兵书，二十岁考中武举，后来在边关打了十几年仗，对付蒙古人很有一套。可到了东南沿海，他才发现，打水战跟打陆战完全不一样——倭寇的小船灵活，擅长近战，而明朝的大船虽然火力强，却不够灵活，经常被倭寇绕到后面偷袭。
为了对付倭寇的小船，俞大猷花了三个月时间，专门研究水战战术。他发现倭寇的小船虽然快，但不耐撞，而且船上没有火炮，只能靠士兵跳帮近战。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明朝的大船改成“福船”，这种船船体大、吃水深，还在船两侧装了几十门火炮，既能远程轰击倭寇的小船，又不怕被撞。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倭寇首领徐海率两万多人，乘坐几百艘小船，围攻浙江嘉兴。胡宗宪让俞大猷率领福船队，在嘉兴附近的王江泾设伏。等倭寇的小船进入伏击圈后，俞大猷一声令下，福船上的火炮同时开火，倭寇的小船瞬间被打得粉碎，很多倭寇还没反应过来就掉进了水里。徐海见势不妙，想率军突围，可俞大猷早就让士兵用铁链把河道拦住了，倭寇的小船根本跑不掉。
这场战斗，俞大猷率军斩杀倭寇五千多人，俘虏三千多人，徐海带着残部狼狈逃窜，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王江泾大捷”。这是嘉靖朝抗倭以来，明军取得的最大胜利，消息传到北京，嘉靖帝高兴得亲自下旨，赏赐胡宗宪和俞大猷，还把“王江泾大捷”的经过写进了《明实录》。
可倭寇的主力还在，尤其是海盗王直，他控制着日本到中国的海上通道，手下有几万弟兄，还有几十艘大船，被倭寇称为“老船主”，是东南沿海最大的隐患。胡宗宪知道，要想彻底肃清倭寇，必须搞定王直。
他没有直接派兵攻打王直，而是用了“招抚”的计谋。他先派人找到了王直在安徽的家人，不仅没有治他们的罪，还好吃好喝地招待着，然后让王直的家人给王直写信，劝他投降。接着，他又派了一个叫蒋洲的使者，去日本找王直谈判，说“只要你投降，朝廷就免你死罪，还让你负责管理海上贸易，让你当‘海防总兵’”。
王直一开始不信，他跟明朝政府打了十几年交道，知道官府的话不可信。可看到家人的信，又听到蒋洲说胡宗宪已经赦免了他的手下，还让他们在浙江舟山驻扎，他动心了。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带着几百个亲信，乘坐一艘大船，来到浙江杭州投降。
可王直刚上岸，就被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抓了起来。王本固是个“清流”，看不惯胡宗宪的“招抚”政策，觉得“倭寇就是倭寇，必须处死”。胡宗宪得知消息后，气得差点吐血——他本来想通过王直控制倭寇，现在王直被抓，倭寇群龙无首，肯定会更加疯狂。
果然，王直被抓后，他的手下在浙江、福建一带大肆作乱，甚至比之前更狠。胡宗宪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率军镇压。他让俞大猷率军在福建漳州围剿倭寇，自己则率军在浙江温州抵御倭寇的进攻。经过一年多的苦战，明军终于平定了王直残余势力的叛乱。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王直被押到北京，嘉靖帝下旨，将王直“斩立决”。临刑前，王直对着南方叹气：“我本来想投降报国，没想到还是落得这样的下场。”王直死后，胡宗宪虽然彻底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主力，但他“招抚王直”的事，却成了政敌攻击他的把柄——后来严党倒台，徐阶等人就用“私通倭寇”的罪名弹劾胡宗宪，导致他被抓进监狱。
除了王直、徐海，俞大猷还对付过一个叫吴平的倭寇首领。吴平是福建人，早年也是海商，后来被逼成了海盗，他手下有一万多人，擅长在福建沿海的岛屿之间流窜，明军多次围剿都没能抓住他。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俞大猷率军来到福建，他没有急着进攻，而是先派人摸清了吴平的行踪——吴平经常在福建诏安的梅岭岛驻扎，那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俞大猷决定用“火攻”的办法：他让士兵准备了几百艘小船，船上装满了干草和硫磺，趁着夜色，悄悄靠近梅岭岛。
等靠近岛屿后，俞大猷让士兵点燃小船，小船顺着风向飘向吴平的营寨。吴平的手下看到火船，顿时慌了神，纷纷四散逃跑。俞大猷率军趁机登陆，斩杀倭寇三千多人，吴平带着几百个亲信乘船逃跑。俞大猷没有放弃，率军追击了一个多月，最后在广东潮州附近的海上，将吴平的船队团团围住。
吴平见大势已去，跳海自杀，他的手下要么被斩杀，要么被俘虏。至此，福建沿海的倭寇也被肃清了。
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经过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努力，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被肃清，老百姓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明史·俞大猷传》里评价俞大猷：“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意思就是俞大猷作为将领，清正廉洁，对手下士兵很好，多次立下大功，在南方的名声非常响亮。
可胡宗宪的结局却很悲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严党倒台后，徐阶的门生邹应龙等人弹劾胡宗宪“私通严党，贪污军饷”，嘉靖帝虽然没有杀他，却把他革职，让他回安徽老家养老。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又有人弹劾胡宗宪“私通倭寇”，嘉靖帝大怒，下令把胡宗宪抓进北京诏狱。
在诏狱里，胡宗宪多次递奏折为自己辩解，说“我抗倭多年，杀了无数倭寇，怎么会私通倭寇”，可嘉靖帝根本不听。胡宗宪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在狱中写下了“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然后自杀身亡，年仅五十四岁。直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朝廷才为胡宗宪平反，恢复了他的官职。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此时的嘉靖帝已经二十年没上过早朝了。他天天躲在西苑的炼丹房里，跟道士们一起炼丹、做道场，坚信自己能长生不老。朝堂上，严党虽然倒了，但徐阶、高拱这些大臣，要么怕得罪嘉靖帝，要么忙着争权夺利，没人敢说真话——整个大明，仿佛都在陪着嘉靖帝“装睡”。
就在这时，一个叫海瑞的户部主事，站了出来。海瑞当时只是个从六品的小官，无权无势，却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写了一份《治安疏》，也就是后人常说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直接骂嘉靖帝。
这份奏折，堪称大明历史上最“胆大包天”的文书。开头先肯定了嘉靖帝早年的功绩，说“陛下御极之初，扫除奸邪，天下翕然称治”，可接着话锋一转，直接指出嘉靖帝的过错：“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陛下天资英断，即位初年，冠履之间，一言一动，都出于正道，天下翕然仰德。播迁以来，乃不克终厥美，好神仙，求长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
翻译过来就是：陛下您的错误太多了，最大的错误就是沉迷修道。您早年很英明，可后来却变了，天天炼丹求长生，花光了老百姓的钱，建了很多没用的宫殿，二十年不上朝，朝廷的法纪都废了。
更狠的是，海瑞还在奏折里说：“陛下不及汉文帝远甚。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天下富足；陛下在位四十五年，却让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这难道是明君该做的事吗？”甚至还说：“陛下要是再这么下去，大明就要亡了！”
海瑞写这封奏折前，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先是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变卖，给老母亲和妻子留了些生活费，然后买了一口棺材，放在家里，还跟家人、仆人一一告别，说“我这次上奏折，肯定会被皇帝杀了，你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别想我”。仆人吓得纷纷辞职，可海瑞却很平静，还特意把《治安疏》抄了几份，一份递交给朝廷，一份留给自己，一份送给了朋友。
嘉靖帝看到《治安疏》的时候，正在西苑炼丹。他一开始还没在意，可越看越生气，看到“陛下不及汉文帝远甚”的时候，气得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吼道：“赶紧把这个人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旁边的太监黄锦，跟海瑞有点交情，知道海瑞是个忠臣，就赶紧劝道：“陛下，海瑞这个人，是个出了名的‘死脑筋’，他早就买好棺材了，就等着您杀他呢。他要是想跑，早就跑了，不会等着被抓。”
嘉靖帝愣了一下，捡起奏折，又仔细看了一遍。这一次，他没有那么生气了，反而叹了口气，说：“这个人跟比干一样忠，可我不是商纣王啊。”《明史·海瑞传》里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
嘉靖帝虽然没杀海瑞，但也没放他，而是把他关进了诏狱。负责审理海瑞的官员，知道嘉靖帝不想杀海瑞，就没敢对海瑞用刑，只是把他关在牢房里，每天给饭给菜。海瑞在诏狱里，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一点都不害怕，还经常跟狱卒聊天，说“我骂皇帝，是为了让皇帝醒悟，只要能让大明变好，我死了也值”。
其实嘉靖帝不杀海瑞，有两个原因：一是海瑞说的是实话，嘉靖帝自己也知道沉迷修道不对，只是不愿意承认；二是嘉靖帝不想落个“杀忠臣”的名声——比干是商朝的忠臣，被商纣王杀了，商纣王成了亡国之君；要是嘉靖帝杀了海瑞，他就会被后人比作商纣王，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可经此一骂，嘉靖帝的心情彻底坏了。他本来就因为长期吃丹药，身体越来越差，加上气火攻心，没过多久就病倒了。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帝在西苑的玉熙宫驾崩，享年六十岁。
嘉靖帝驾崩的消息传到诏狱后，狱卒赶紧跑去找海瑞，说“陛下驾崩了，您有救了”。海瑞一开始不信，等确认消息后，他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甚至吐了血。狱卒很奇怪，问他“您不是骂陛下吗？怎么还哭这么伤心”。海瑞说：“我骂陛下，是希望陛下能醒悟，重新治理朝政，不是希望陛下死。陛下虽然有错，但他毕竟是大明的皇帝，他死了，我心里难受。”
嘉靖帝死后，隆庆帝朱载坖继位，他一上台就下旨，释放海瑞，还把海瑞提拔为大理寺丞（正五品）。海瑞出狱后，继续当他的“硬骨头”，弹劾贪官污吏，整顿吏治，成了大明历史上着名的“清官”，被后人称为“海青天”。
嘉靖帝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万历帝朱翊钧）。他的一生，就像一场充满矛盾的戏——他聪明绝顶，却用错了地方；他有能力成为明君，却因为私欲，让大明走上了下坡路。
他执政的前十年，确实是个合格的皇帝。他清除正德朝的宦官专权，整顿吏治，改革科举，清丈土地，减免赋税，还打退了蒙古人的入侵，史称“嘉靖新政”，让大明有了“中兴”的迹象。《明史·世宗本纪》里说“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这是对他早年政绩的肯定。
可从嘉靖十年开始，他沉迷修道，二十年不上朝，把朝政交给内阁，导致严党专权二十年。严嵩父子贪污受贿，陷害忠良，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嘉靖帝为了炼丹、修宫殿，大肆搜刮民财，导致老百姓流离失所，流民造反不断；东南沿海的倭寇，也因为朝政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肆虐了十几年，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不过，嘉靖帝也不是完全的“昏君”。他虽然不上朝，但对朝堂的掌控力却很强——他通过写青词、找道士扶乩等方式，了解朝堂动态，平衡内阁大臣的权力，不让任何一方势力过大。严党虽然专权，但始终在他的掌控之下，只要他想收拾严党，就能很快把严党扳倒；徐阶、高拱这些大臣，虽然有能力，但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
他在抗倭这件事上，也展现出了正确的判断力。他支持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人抗倭，给他们足够的兵权和军饷，让他们能专心对付倭寇，最终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患，保住了大明的半壁江山。要是没有嘉靖帝的支持，抗倭战争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东南沿海的老百姓也会继续受苦。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嘉靖帝在西苑驾崩后，隆庆帝朱载坖继位。隆庆帝虽然只在位六年，但他延续了嘉靖帝晚年的改革政策，减免赋税，开放海禁，整顿军队，还重用海瑞、张居正等人，让大明的国力有了一定的恢复，为后来的“万历中兴”打下了基础。
对于嘉靖帝的功过，历史上的评价一直很复杂。《明史·世宗本纪》里说他“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意思就是他虽然清除了奸臣，掌握着权力，但也只是个中等水平的皇帝。这个评价，其实很客观——他有能力，但没尽到皇帝的责任；他有政绩，但也犯了很多错误。
如果嘉靖帝能少点私心，多点责任感，把修道的心思用在朝政上，或许大明的历史会不一样。可历史没有如果，嘉靖帝终究还是成了那个“一半清明，一半荒唐”的皇帝。他留下的，不仅是四十五年的朝政痕迹，还有那些充满争议的故事——大礼仪之争的倔强，严党与清流的斗争，海瑞骂帝的勇气，抗倭英雄的热血。这些故事，构成了嘉靖朝的底色，也让大明的历史，多了几分复杂与精彩。
如今，当我们翻开《明史》，看到嘉靖帝的本纪时，或许会为他早年的英明而赞叹，为他晚年的荒唐而惋惜。但无论如何，他都是大明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的功过，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皇权的威严与荒唐，也照出了人性的复杂与无奈。而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参考《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