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乱世起蒿莱，义举湖湘志未衰。
大圣天王威赫处，却叹末路亦堪哀。
这首诗，便是杨幺跌宕起伏一生的缩影。在南宋那个风云变幻、内忧外患的时代，杨幺从一个平凡雇工崛起，搅弄风云，成为令朝廷头疼不已的义军首领，最终却在权力与命运的旋涡中走向悲壮结局，他的故事，犹如一部精彩绝伦的传奇大剧。
公元1108年，杨幺出生在龙阳（今湖南汉寿）祝家岗的一个贫苦家庭，本名杨太。小时候，父母咬着牙送他去私塾读了两年书，可生活的重担实在太重，家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哪还有余钱供他读书呢？没办法，杨幺只能辍学，跟着家人艰难度日。
为了生计，杨幺去商船上当了雇工。在船上，他每日起早贪黑，干着最累最脏的活，不仅要忍受船主的呵斥，还要面对恶劣的天气和未知的风浪。但这些磨难并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让他见识到了世间的种种不公和百姓的困苦。在闲暇之余，他总会听商人们谈论各地的奇闻轶事，其中宋江在水泊梁山的故事让他热血沸腾，心中暗暗向往着有一天也能像宋江一样，为受压迫的百姓出一口气。
南宋初年，朝廷偏安一隅，对百姓横征暴敛，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钟相瞅准时机，在湖南一带振臂一呼，发起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瞬间就点燃了广大百姓心中反抗的火焰。杨幺听闻后，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钟相的义军。
在义军中，杨幺虽然年纪小，可他脑子灵活、身手敏捷，还特别有胆识，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了钟相的得力助手。钟相也十分看重他，常常对身边人说：“杨幺这小子有谋略，能担大任，日后继承我志向的，肯定是他。”杨幺也没辜负这份信任，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出谋划策时也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在义军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好景不长，公元1130年三月，起义军遭到了南宋朝廷的残酷镇压，钟相不幸被俘牺牲。义军群龙无首，一时陷入混乱。杨幺站了出来，他联络龙阳的夏诚、杨钦、杨广，以及慈利的陈寓信、松滋的李合戎、澧阳的英宣等数十名首领，重新举起义旗。他们集结了8万起义将士，在洞庭湖区利用河湖港汊的险要地形，伐木为船，垒土成寨，构建起了坚固的防线，继续与朝廷抗争。《宋史》中虽未对这一集结场景有详细记载，但从后续义军的行动来看，这次凝聚人心的举措至关重要，让农民军的声威再度振作起来。
南宋朝廷自然不会对义军坐视不管，频繁派兵围剿。公元1130年6月，朝廷任命程昌寓为鼎、澧州镇抚使兼鼎州知府，让他去镇压杨幺起义军。程昌寓带着大军气势汹汹地赶来，结果在鼎口被杨幺的水寨义军打得落花流水，他自己差点都没能逃掉。这一战，让杨幺和义军的名声更响亮了，也让朝廷意识到，这群农民军可不好对付。
吃了败仗的程昌寓不甘心，回去后就琢磨着怎么报仇。说来也巧，他偶然得到水手木匠高宣献上的车船图样（这车船可是个厉害玩意儿，以脚踏木制机轮为动力，大型的战船高两三层楼，能容纳近千人，在当时的水战中优势巨大），立马就下令按图打造，还招募水军，训练水战，准备一雪前耻。
公元1131年正月，程昌寓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就率领新造车船及海鳅船队向下沚江夏诚水寨发起进攻。可他没想到，夏诚早就严阵以待。下沚江地形复杂，窄狭不说，江水涨落还不定。程昌寓急于炫耀车船威力，不顾这些危险，督军疾进。到了寨前，夏诚大开寨门，程昌寓心里直发毛，搞不清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愣是不敢进去。结果天公也不作美，突然下起阴雨，士兵们在泥淖里泡了好几天，等天晴的时候，都疲惫不堪了。程昌寓一看这情况，想撤军，可下沚江水已经渐落，沚江口滩浅，车船根本出不去。杨幺和义军抓住机会，奋力冲杀，打得官军大败。程昌寓只能灰溜溜地乘海鳅船逃脱，他辛苦打造的车船和工匠高宣都被义军缴获了。
这下，义军可捡到宝了。他们利用鼎州、德山、澧州、钦山、药山、夹山盛产的木材，在高宣的帮助下，改制创新出十余种车楼大船，还配上轻便的海鳅船，在洞庭湖区神出鬼没，把官军打得晕头转向。每次水战，义军的车船就像威风凛凛的水上巨兽，踏车击水，往来飞快，再加上拍竿、木老鸦、鱼叉、弩拿子等各种厉害的武器，官船根本就靠近不了。《宋史纪事本末》虽未详细描述车船的战斗细节，但对义军凭借车船在水战中取得优势有所提及，足见这些战船在当时的威慑力。
公元1133年，杨幺的势力越来越大，洞庭湖区各县起义军一致推举他为总首领，称“大圣天王”，还立钟相的少子钟子义为太子，封黄诚为军师、左仆射，杨钦为军马太尉，在宝台山设立总寨，在关口要隘分置水寨70余个，建立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权。这可把南宋朝廷吓得不轻，宋高宗赶忙启用李纲为帅，四路合击杨幺。李纲那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面对杨幺精心布置的防线和英勇善战的义军，他的“四路围剿”就像纸糊的一样，被轻易粉碎。宋高宗又改派龙图阁直学士折彦质及荆南制置使王燮率兵镇压，结果还是被杨幺打得丢盔弃甲。
同年十月，王燮卷土重来，率领水军到岳州，打算从水路下游进兵，还派统制官右世达率2000兵去鼎州，和程昌寓在上游会合，想两面夹击义军。杨幺可不是吃素的，他将计就计，先把上游诸寨的民众、牲畜转移到酉港隐蔽起来，然后用部分水军牵制上游宋军，自己则带着数千人潜乘车船数只，偃旗息鼓，放流东下。王燮一看湖中飘流着几只车船，以为义军溃败了，高兴得不得了，赶忙让崔增、吴全率领舟船数百，争相入湖。等宋军到了阳武口，水面宽阔，义军突然擂鼓呐喊，踏车回旋，车船横冲直撞，把宋军的舟船全部撞沉，崔增、吴全及属下万余人被尽数歼灭。这一战，杨幺巧施疑兵之计，利用车船的水上优势，大获全胜，成为义军击败官军的一次经典水上战役，在洞庭湖区威名远扬。
公元1134年正月至八月，在社木寨之战中，杨幺的义军再次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当时，南宋荆南、潭鼎澧岳制置使王燮围剿义军失败后，留统制官王渥、赵兴等四军，转隶程昌寓节制，移驻上让江口。义军乘胜出击，集结8只车船，满载精锐铁甲士卒出酉港进击上游宋军，双方在金风口交战，宋军溃逃。程昌寓害怕义军攻打鼎州，就在德山沅水对岸、社木寨、船场寨各派兵500人戍守。
七月，江水暴涨，社木寨地势低平，水被灌进寨中，还冲断了新陂桥，守寨宋军没船转移，被困在里面。杨钦率领车船水军趁机直入寨中猛攻，守将许筌被杀，守寨官兵五六百人疲惫无援，被全部歼灭。这一战让南宋朝廷颜面尽失，王燮也因为出战无功，屡战屡败，连贬三官。而杨幺的义军则士气大振，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东越岳阳，西至鼎澧，北抵公安，南至长沙界内，席卷洞庭湖区7州19县，拥众达到20万，成了南宋朝廷的心腹大患。
随着义军势力的不断壮大，南宋朝廷坐不住了，决定下血本剿灭杨幺。1135年2月，宋高宗任命右仆射张浚为监军，把岳飞从抗金前线调回来，担任荆湖南北襄阳府路置使，发起对义军的第七次“围剿”。
岳飞那可不是一般人，他深知强攻不是办法，就采用了招安和军事威胁双管齐下的策略。他先是派降人杨华为间谍，潜入义军内部，暗中结交杨幺的部下，诱降义军。同时，他在湖区各要道屯驻重兵，缩小包围圈，加紧经济封锁，还在夏季进兵，践踏义军的庄稼，让起义地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一招确实厉害，义军内部开始出现动摇。
在岳飞的引诱下，黄佐、杨钦等义军将领先后叛变投敌。杨钦还献上毒计，建议岳飞掘闸放水，伐木塞港，再把杂草漂浮在水面上。这样一来，义军的车船就失去了往日的威力，无法在水中自由行驶。
公元1135年6月11日，宝台山总寨被攻破，杨幺拒不降宋，他跳进水里企图突围。可惜，他还是被牛皋抓获。面对敌人，杨幺宁死不屈，最终英勇就义。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圣天王”，就这样落下了人生的帷幕，他所领导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杨幺领导的这次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反映了当时广大百姓对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励着无数受压迫的百姓奋起反抗。在起义过程中，他采用“陆耕水战”“兵农相兼”的政策，豁免义区钱粮赋税，发展生产，让境内百姓过上了一段相对安稳富足的日子，使得洞庭湖区出现了“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景象，深受百姓拥戴。他和义军在水战中展现出的智慧和勇气，以及对车船等先进武器的运用，也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然而，杨幺的起义也并非完美无缺。随着权力的增长，他和一些领导层渐渐背离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初衷。他们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衣食住行无不穷奢极欲，连睡觉的床都要金玉镶嵌，可部下士卒和治下百姓却依旧困苦潦倒。这种反差，让不少人感到失望，也为起义的失败埋下了隐患。而且，在战争过程中，义军的一些行为也给洞庭湖地区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他们焚烧宅院庙宇，滥杀官吏书生僧道，把滥杀无辜称为“行法”，将反抗朝廷压迫和野蛮烧杀混为一谈，使得民不聊生。直到岳飞平定杨幺军后，当地才渐渐恢复元气。
杨幺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是充满争议的一生。他是那个乱世中的英雄，为了百姓的利益挺身而出，与腐朽的朝廷抗争；他也是权力和欲望的牺牲品，在成功和失败之间徘徊。
参考《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