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父遗志守东溟，力挽狂澜抗满清。
治岛兴农开景运，挥师跨海振威名。
奈何内耗伤元气，终究尘缘付逝英。
一代雄才虽落幕，犹留青史记征程。
公元1642年，福建厦门的郑府内，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郑成功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看着小家伙皱巴巴的脸蛋，想起自己刚被隆武帝赐姓“朱”不久，意气风发地说：“就叫‘经’吧，望他能继承家业，经世济民，完成我抗清复明的大业！”彼时的郑成功不会想到，这个儿子未来确实接过了他的旗帜，在台湾撑起了南明最后的火种，却也因内忧外患，让这份事业一步步走向黄昏，活成了明末清初海峡两岸史上“守成者”的复杂缩影。
郑经的童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却裹着一层争议”。作为郑成功的嫡长子，他从小就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四岁跟着父亲学骑马，六岁开始读《孙子兵法》，十岁就能熟练背诵儒家经典，妥妥的“天之骄子”配置。可偏偏在私生活上，他捅了个大篓子，差点断送了自己的继承之路。
公元1659年，17岁的郑经娶了南明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唐氏为妻。唐氏出身名门，端庄贤淑，可郑经就是不喜欢，反而跟自己的四弟郑睿的乳母陈氏暗生情愫，还偷偷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郑克臧。这事要是放在普通人家，顶多是家庭纠纷，可放在郑成功这样的“抗清领袖”家里，就是天大的丑闻。
唐显悦得知后，气得差点背过气，直接写信给郑成功，把郑经骂得狗血淋头：“你自己是国姓爷，天天讲忠孝节义，怎么教出这么个儿子？跟乳母私通生子，简直是败坏门风！你要是不管，以后谁还会跟你抗清？”（《台湾外记》）郑成功本就因为北伐南京失败心情郁闷，看到这封信后，更是火冒三丈，当即下令让厦门的部将处死郑经、陈氏和刚出生的郑克臧。
可厦门的部将们哪敢动手——郑经是郑成功的唯一嫡子，要是杀了他，郑成功的事业就没人继承了。他们只能阳奉阴违，把郑经软禁起来，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劝郑成功消气。就在这僵持的时候，公元1662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逝的消息传来，厦门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当时郑成功的弟弟郑袭（郑芝龙的第五子）在台湾，想趁机夺取继承权，就散布谣言说“郑经品行不端，不配继承王位”，还拉拢了台湾的一些将领，准备自立为“延平郡王”。郑经得知后，也顾不上软禁了，赶紧在厦门召集父亲的旧部，哭着说：“我爹一生抗清，现在他走了，我弟弟却想夺权，咱们不能让我爹的心血白费！”
好在郑成功的老部下大多支持郑经——毕竟郑经是嫡长子，再怎么说也比旁支的郑袭名正言顺。公元1662年十一月，郑经率领大军从厦门出发，横渡台湾海峡，去讨伐郑袭。郑袭的军队根本不是郑经的对手，没打几仗就投降了。郑经顺利进入台湾，在热兰遮城（今安平）正式继承“延平郡王”之位，还追谥父亲郑成功为“武王”，算是正式接过了抗清守台的大旗。
刚上台的郑经，面临的局面堪称“地狱难度”。一方面，台湾刚从荷兰人手里收复不到一年，很多地方还是荒山野岭，老百姓大多靠打猎、捕鱼为生，粮食根本不够吃；另一方面，清军已经占领了福建、广东等地，对台湾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大陆的商船跟台湾贸易，台湾的物资供应成了大问题。
更头疼的是，军队里人心惶惶——很多士兵是跟着郑成功从大陆来的，想家想得厉害，还有人觉得跟着郑经没前途，偷偷逃跑。郑经知道，要是不解决这些问题，别说抗清了，台湾能不能守住都成问题。他咬着牙说：“我爹能收复台湾，我就能把台湾建好！”
首先，郑经解决了“吃饭问题”。他沿用了父亲郑成功的“屯垦政策”，把军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防守，另一部分跟老百姓一起开垦荒地。他还规定，士兵开垦的土地，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军队，一半归自己，老百姓开垦的土地，前三年不用交税。这政策一出来，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士兵们觉得“有奔头”，老百姓觉得“能活命”，很快，台湾的西部平原就种满了水稻、甘蔗，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不仅够军队和老百姓吃，还能存下不少。
然后，郑经解决了“钱的问题”。清军搞“海禁”，不让大陆商船来台湾，郑经就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他派船队去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地，跟当地的商人做生意，把台湾的蔗糖、樟脑、鹿皮运出去，换回丝绸、瓷器、药材等物资。为了方便贸易，他还在台湾铸造了“永历通宝”铜钱，统一了货币。很快，台湾就成了东南亚的贸易重镇，商船来来往往，热闹得不行。
除了经济，郑经还特别重视教育。他在台湾设立了“国子监”，让台湾的贵族子弟和优秀的平民子弟能读书；还在各个府县设立了“府学”“县学”，请大陆来的儒生来当老师。他说：“要想让台湾长久，就得让老百姓有文化，知道忠孝节义。”（《台湾府志》）在他的推动下，台湾的文化教育发展得很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读书写字，不再是以前荷兰人统治时的“蛮夷之地”。
短短几年时间，台湾就从一个荒凉的岛屿，变成了“粮仓满、商船多、学堂兴”的乐土。连清朝的官员都在奏折里说：“郑经在台湾搞得有声有色，要是再让他发展下去，恐怕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清圣祖实录》）
公元1673年，清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的孙子）因为不满康熙帝削藩，纷纷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这消息传到台湾，郑经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等这个机会等了十几年了！
当时清军的主力都被三藩叛军牵制在云南、广东、福建等地，东南沿海的防守非常薄弱。郑经觉得，这是收复大陆的最好机会，就对部下说：“我爹当年北伐没成功，现在三藩反清，咱们要是能跟他们联手，一定能打败清军，恢复明朝！”
公元1674年，郑经率领大军从台湾出发，横渡海峡，进攻福建。当时福建的清军守将是耿精忠（靖南王），他本来就反清，见郑经来了，就跟郑经结盟，约定“一起打清军，打下的地盘一人一半”。郑经的军队士气大振，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克了漳州、泉州、厦门等重镇，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这是郑经抗清生涯中最高光的时刻——他不仅收复了父亲当年失去的厦门、漳州等地，还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广东的潮州、惠州一带。当时南明的残余势力都把郑经当成“希望”，纷纷派人来跟他联络，有的还表示愿意归顺他。郑经也意气风发，在厦门设立了“中书省”，任命官员，处理政务，大有“恢复明朝故土”的架势。
可好景不长，郑经很快就跟盟友耿精忠闹掰了。原因很简单——分地盘的时候，两人都想多占一点。耿精忠觉得，福建本来是他的地盘，郑经只是“帮忙”，不该占那么多；郑经觉得，自己的军队打了很多硬仗，占点地盘是应该的。两人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开始互相攻打。清军趁机派大军进攻福建，郑经和耿精忠都被清军打败，郑经只能率领残兵败将退回台湾。
这次北伐失败，对郑经的打击特别大。他回到台湾后，整天闷闷不乐，有时候还会对着父亲郑成功的画像叹气：“爹，儿子没用，没能完成您的大业。”（《台湾外记》）更糟糕的是，这次北伐不仅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物资，还让台湾的老百姓对他产生了不满——很多士兵是老百姓的亲人，战死在了大陆，老百姓觉得“郑经为了自己的野心，让我们家破人亡”。
北伐失败后，郑经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首先是“外患”——清军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开始把精力放在台湾上。康熙帝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让他训练水师，准备进攻台湾。施琅原本是郑成功的部将，后来因为跟郑成功有矛盾，投降了清朝，对台湾的情况非常了解，是郑经最害怕的对手。
然后是“内忧”——台湾的官员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大陆派”，大多是跟着郑成功从大陆来的老臣，主张继续抗清；另一派是“台湾派”，大多是台湾本地的官员和士绅，觉得抗清没希望，主张跟清朝议和。两派经常吵架，有时候还会互相陷害，把台湾的朝政搞得一团糟。
更让郑经头疼的是“继承人问题”。他的长子郑克臧是跟乳母陈氏生的，虽然聪明能干，却因为母亲的身份，一直不被“大陆派”的老臣认可；他的次子郑克塽是跟正妻唐氏生的，出身名门，却性格懦弱，没什么本事。“大陆派”的老臣支持郑克塽，“台湾派”的官员支持郑克臧，两派为了继承人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郑经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其实更喜欢长子郑克臧，觉得郑克臧有自己年轻时的样子，能守住台湾；可他又不敢得罪“大陆派”的老臣，这些人都是父亲的旧部，要是得罪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就不稳了。这种焦虑让郑经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开始沉迷于酒色，想通过这种方式逃避现实。
公元1680年，清军进攻厦门，郑经的军队再次战败，厦门、漳州等地又被清军占领。郑经彻底放弃了抗清的念头，回到台湾后，就把朝政交给了长子郑克臧和大臣陈永华（郑成功的谋士陈近南的原型），自己则躲在府里，天天喝酒、看戏，身体越来越差。
公元1681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的安平古堡病逝，年仅39岁，跟他父亲郑成功去世时的年龄一模一样。他临死前，拉着郑克臧的手说：“台湾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守住，别让我和你爷爷的心血白费。”可他没想到，自己死后，台湾很快就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大陆派”的老臣冯锡范、刘国轩等人，不满郑克臧继位，就伪造遗诏，杀死了郑克臧，立郑克塽为“延平郡王”。台湾的实力因为这次内乱，大大削弱，为后来清军收复台湾埋下了伏笔。
郑经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和遗憾。他继承了父亲郑成功的遗志，在台湾坚守了19年，把台湾从一个荒凉的岛屿，建设成了“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乐土，这是他的功绩；可他在抗清过程中，因为战略失误和内部分裂，多次错失良机，最终没能完成父亲的大业，这是他的遗憾。
历史学家对郑经的评价，一直不高，很多人觉得他“不如父亲郑成功有远见，也不如儿子郑克臧有能力”，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可实际上，郑经的贡献被严重低估了——要是没有他在台湾的19年治理，台湾可能早就因为粮食短缺、物资匮乏而崩溃了；要是没有他多次抗清，南明的火种可能早就熄灭了。
郑经在台湾的治理，对后世影响深远。他推行的“屯垦政策”，让台湾的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为后来台湾成为“东方粮仓”奠定了基础；他推动的对外贸易，让台湾跟东南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他重视教育，让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了传播，增强了台湾老百姓的民族认同感。这些贡献，都值得被铭记。
当然，郑经也有很多缺点。他在私生活上不检点，差点断送了自己的继承之路；他在抗清过程中，跟盟友耿精忠闹掰，导致北伐失败；他晚年沉迷酒色，荒废朝政，让台湾陷入了内乱。这些缺点，也让他成为了一个“不完美的英雄”。
参考《台湾外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