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高大的城墙，在北府军日益紧缩的包围和持续不断的器械骚扰下，依然屹立。然而，坚固的砖石能抵挡炮石弩箭，却难以阻挡另一种无形武器的侵蚀——那就是在人心中蔓延的恐惧、猜疑和绝望。刘裕深谙“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道理，在军事压力已然足够的情况下，一场精心策划、多管齐下的心理战，悄然拉开了序幕，目标直指长安城内已然脆弱不堪的人心。
寂静的深夜，或是雾气弥漫的清晨，总有一些被削尖、绑着纸条的箭矢，或被偷偷放置的细小竹管，越过城墙，落入长安的坊市之中。纸条上写的，并非是劝降的官样文章，而是种种精心编织、真假掺半的谣言：
“姚泓已密遣心腹，携珍宝欲降晋，独留满城军民送死！”
“宋公（刘裕）有令：只诛姚氏一族，献城者赏千金，封万户侯！抵抗者，城破之日，尽屠！”
“北地姚弼旧部欲开宣平门迎晋军，清除异己！”
“城中粮尽，官仓之米只供姚氏亲军，我等皆饿死耳！”
这些谣言，如同致命的病毒，在饥饿、恐慌的人群中飞速传播。它们利用了城中早已存在的矛盾：皇族与普通将士的矛盾、不同派系的矛盾、军官与士卒的矛盾、甚至饥民与官府的矛盾。
起初，还有人斥之为晋军的诡计。但当有人发现官仓发放的粮食确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差，当看到某些将领的亲兵依旧面色红润，当一些神秘的火灾和械斗真的在夜间发生……谣言便逐渐被当成了真相。
猜忌如同瘟疫般滋生。士兵不再信任长官，百姓怨恨军队，甚至军中不同派系之间也互相提防，见死不救的情况时有发生。一种“末日即将来临，只能各自求生”的阴暗心态，笼罩了整个长安。
除了散布谣言，刘裕更注重精准打击。他充分利用了王懿等一批投降的后秦高级将领和官员的价值。
王懿亲自修书数封，射入城中， 那些他熟知、且如今仍在城中担任要职的旧日同僚。信中并非空泛的劝降，而是具体分析利害：
“姚秦气数已尽，兄长岂不见渭水之败？徒守孤城，无异于抱薪救火。宋求贤若渴，如弟虽不才，亦得重用，保全身家富贵。兄之才远胜于弟，若能审时度势，献门以降，非但无过，反有大功于新朝！若执迷不悟，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些信件的杀伤力极大。收到信的人，往往陷入巨大的煎熬。他们与王懿共事多年，知根知底，王懿的现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信中所言，句句戳中他们内心最深的恐惧和贪念。是陪着姚泓这艘破船一起沉没，还是抓住机会，成为新朝的功臣？
甚至有一些胆大心细的北府细作，通过各种渠道，与城内的某些实权人物取得了联系，许以更具体的承诺和保证。
军事行动也成为了心理战的一部分。北府军的攻击开始变得富有选择性。
对于抵抗激烈的区域，炮石弩箭毫不留情，进行毁灭性打击，展示其无可抗拒的武力，强化守军“抵抗必死”的认知。
而对于一些抵抗意志明显薄弱、或者有暗中联络迹象的防区，北府军的攻击则雷声大雨点小，有时甚至故意网开一面，允许少量人员“侥幸”逃脱，让其将恐慌情绪带回城内。
对于试图出城投降的个别士卒或小股部队，北府军则严格遵守诺言，予以接纳，给予食物，并对其进行简短“教育”后，有时甚至会放其回城，让他们成为活的广告，讲述晋军的“宽大”和“守信”。
这种区别对待的策略，进一步加剧了城内的分化。那些遭受猛攻的部队怨气冲天，认为自己是替死鬼；而那些被“放过”的部队则心存侥幸，抵抗意志更加薄弱。
而所有心理战术能够生效的终极基础，依旧是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
围城日久，城内的存粮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最初还能保证军队的口粮，后来只能减半发放，稀粥能照见人影。普通百姓更是早已断粮，只能挖掘草根树皮，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饿殍随处可见，呻吟哭嚎之声日夜不息。
饥饿，是最有效的瓦解剂。它剥去了人性最后的尊严和忠诚。什么国仇家恨，什么君臣大义，在空空如也的肚腹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人们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食物，活下去。
当北府军偶尔用抛石机将一些热腾腾的饼饵投入城中时，引发的不再是嘲笑，而是疯狂的争抢和踩踏。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比千言万语的劝降书更直接地击垮了人们的心理防线。
长安城，从内部开始腐烂、发臭。城墙依旧高大，但守城者的意志已经千疮百孔。军队纪律涣散，逃亡事件与日俱增。将领们各怀鬼胎，有的暗中联络准备献城，有的则抓紧最后时间搜刮财富，准备后路。姚泓躲在深宫，发出的诏令几乎无人听从，他的朝廷已经名存实亡。
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刘裕的策略，正在一点点地抽干长安最后抵抗的底气。这座巨大的城市，虽然还没有被物理攻破，但其精神内核早已崩溃。它像一颗被蛀空的大树，外表看似完好，只需最后一阵微风，便会轰然倒塌。北府军的最终总攻，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只是去接收一个早已在心理上投降了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