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畔的血腥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但一场无声的战争——争夺人心与舆论的战争——已然随着北秦铁骑的西进脚步，在广阔的关中大地上迅猛展开。陈衍深知，军事上的胜利固然重要，但要真正收复并统治这片饱经战乱、胡汉杂居的土地，必须赢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心，尤其是占据人口多数、却长期被压抑的汉人民心。
就在独孤信的轻骑如同尖刀般直插长安东面屏障的同时，另一支特殊的“队伍”也从北秦大营中派出。他们不是精锐的战兵，而是由慕容月亲自挑选、组织的文吏、士人以及声音洪亮的宣令兵。他们携带着的不是刀剑，而是一卷卷刚刚印制完毕、墨迹未干的檄文，以及盖有北秦王大印的安民告示。
这些文书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驿马、快船以及随军商队，像蒲公英种子般飘向渭水两岸的城镇、乡亭、以及最为关键的——那些星罗棋布、拥兵自守的汉人豪强坞堡。
檄文的内容，由慕容月亲自执笔，徐祚等文臣润色，陈衍最终审定。文辞骈散结合，既不失典雅以争取士人之心，又力求通俗以晓谕黎民百姓。
开篇便以磅礴之气宣告黄河大捷：
“北秦王陈，敬告关中士民：伪魏拓跋，暴虐无道，屡寇我疆。今春亲率豺狼之众三十万，犯我河防。赖将士用命，天地垂佑，已于黄河之畔，大破其军，斩俘无算，焚其舟车，遗弃辎重如山！拓跋焘匹夫，仅以身免，狼狈北遁，今已窜逃百里，龟缩孤城！”
这胜利的消息本身，就是最具冲击力的宣言。许多闭塞地区的百姓和豪强，最初还半信半疑，但当看到一队队丢盔弃甲、惊慌失措的北魏溃兵真的从东面逃来，当他们听闻北秦轻骑已然兵临灞桥的消息时，所有的怀疑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震惊和窃喜。
紧接着，檄文笔锋一转，直指华夷之辨与血泪仇恨：
“伪魏鲜卑，僭称帝号，实乃胡虏丑类。窃据中原以来，视我汉民如刍狗，役我子弟如牛马，掠我财富，淫我妻女，毁我宗庙，此诚不共戴天之仇！凡我华夏遗民，岂可屈膝事虏，忘祖宗之血食？”
这番话，如同重锤，狠狠敲打在无数忍气吞声已久的汉人心头。那些被强行征发劳役、被苛捐杂税压榨、被胡人官吏欺辱的记忆纷纷涌上心头，激起了深埋的民族情绪。
然后，檄文亮出了北秦的旗帜与承诺：
“本王陈衍，本晋臣子，世受国恩。今举义兵，非为割据，实为吊民伐罪，光复汉家旧疆，存续华夏衣冠！凡我关中父老，豪杰义士，若能幡然醒悟，共击胡虏，或献城以来，或起兵响应，或输粮以助，皆乃国家之功臣，民族之义士！功成之日，必论功行赏，绝不吝惜爵禄田宅！”
“即或力有未逮，但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紧闭坞堡不为虏用，亦是我北秦之子民，一律秋毫无犯，待光复之后，行均田令，使耕者有其田；施仁政，使百姓得安居！”
均田令！这三个字对于在门阀和胡族双重压迫下艰难求生的平民百姓而言，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而对于豪强坞堡主来说，北秦承诺的“论功行赏”和承认其地位，也提供了远比给北魏当顺民或被动抵抗更有诱惑力的选择。
檄文最后，是严厉的警告：
“若有冥顽不灵，甘为胡虏鹰犬，阻我义师，害我百姓者，城破之日，必以国法从事，绝不宽贷！勿谓言之不预也！”
恩威并施，有理有据，既有大义名分，又有现实利益。这篇檄文如同一颗投入死水的巨石，在关中各地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靠近前线、消息灵通的汉人豪强坞堡。他们本就对北魏的统治心怀不满，只是迫于其军事压力而不得不虚与委蛇。如今，强大的北魏军团竟然一战崩溃，不可一世的拓跋焘狼狈北逃，而新兴的北秦政权又明确发出了招揽的信号。
武功城周边的一些较小坞堡，几乎在收到檄文的第一时间，就立刻派人联络老魏率领的北秦步军主力，表示愿意归附，并提供粮草，甚至派出族中子弟组成的私兵协助北秦军清剿附近的北魏散兵游勇。
稍远一些的、规模更大的豪强，则显得更为谨慎，但态度也明显软化。他们或许还在观望，但已经不再抗拒与北秦接触，甚至主动约束部众，不与北秦军为敌，并暗中送来粮食以示友好。
更令人振奋的是民间的反应。许多饱受战乱和压迫之苦的百姓，听闻北秦大胜和檄文内容后，如同久旱逢甘霖。一些胆大的青壮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埋伏袭击小股的北魏溃兵，夺取其武器马匹，然后前去投奔北秦军。更有被北魏抓来的壮丁和民夫，成批地逃亡，纷纷向西寻找北秦军队，要求加入。
慕容月坐镇后方，不断接收着从各地传来的好消息，并迅速予以回应：承认归附者的身份，给予临时官职的许诺，接收粮草并登记造册，妥善安置投奔的流民和壮丁。一套初步的行政体系，随着军事推进和政治号召，开始迅速在收复区建立起来。
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望风归附。仍有部分与北魏绑定过深、或对北秦心存疑虑的城池和坞堡选择了闭门坚守。但对于北秦而言，局面已经打开了。军事胜利结合政治攻势，产生了奇效。
传檄而定，不战而屈人之兵。北秦不仅是在用刀剑开拓疆土，更是在用人心构筑根基。关中这片古老的土地，在经历了漫长的胡尘笼罩后，终于开始显现出回归华夏怀抱的迹象。而这一切，都为最终的目标——长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