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秋老虎比往年凶，都十月了，丽民服装厂办公室的吊扇还得从早转到晚。铁制扇叶裹着灰，转起来“嘎吱”响，搅着空气里的油墨味、布料纤维和墙角暖气片上晾晒的咸菜味，闷得人心里发燥，连笔尖划过报表纸的声音都显得黏滞。
我刚把新一批的生产报表按车间分类好，用回形针别成三摞——一摞是裁剪车间的面料损耗率，一摞是缝制车间的工时记录，最后一摞是包装车间的合格品统计，指尖还沾着报表油墨未干的印子，办公室的门就被“砰”地推开。
吴厂长攥着张浅蓝色的订单纸，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纸角被他捏得发皱。他往常总爱穿的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今天领口沾着圈汗渍，脸色比窗外压得低低的阴云还沉。
我下意识把报表往桌角挪了挪，怕他进来时带的风把纸吹乱——上个月就有过一次，报表散在地上，被他踩了两个鞋印，最后还是我熬夜重新誊抄的。
“翁英英！你给我过来！”吴厂长的声音震得窗玻璃嗡嗡响，连吊扇的“嘎吱”声都被压下去几分。
正在隔壁整理样品的翁副厂长闻声过来，浅灰色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上一块小巧的梅花牌手表——那是她丈夫去年去上海出差时给她带的，表盘上的碎钻在日光下闪着细弱的光。
她手里还捏着块米白色的蕾丝面料，指尖轻轻捻着边缘，那是她上周去南通谈外贸订单时带回来的样布，经纬里织着极细的银丝，边缘绣着细巧的缠枝纹，在日光下泛着柔润的光，凑近了闻，还能闻到淡淡的茉莉花香——是南通那边特意做的面料预熏处理。
“吴厂长，您找我？”翁英英把样布轻轻放在办公桌上，动作轻得像怕碰坏了什么宝贝，指尖还沾着点蕾丝的线头，她随手捻掉，落在桌角的玻璃烟灰缸里。
吴厂长“啪”地把订单拍在她面前，红笔圈住的“蕾丝连衣裙”几个字格外扎眼，墨水都洇透了纸背：“南通外贸的单子？就这料子？”他用手指戳了戳蕾丝，布料被戳得凹陷下去，又弹回来，“轻飘飘的不顶穿，洗两次就得变形，还绣这些花里胡哨的，不是资产阶级情调是什么？咱们厂是给工人做衣裳的，是给纺织厂、机床厂的师傅们做耐穿的工装，不是给资本家做摆设的！”
翁英英拿起订单，指尖沿着红笔圈过的地方划了一圈，眉头轻轻皱了皱，语气却没软，声音里还带着点南通之行的疲惫：“吴厂长，现在外贸订单要的就是设计感，这蕾丝面料是南通那边新引进的德国设备织的，抗皱性比普通棉布还好，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我在南通见了个法国客商，他说这种款式在巴黎的百货公司里都抢着要。”
她顿了顿，把订单翻到背面，指着上面的数字：“您看，这一单的利润能顶咱们三个月的内销利润。而且这工艺要求不高，咱们车间的缝纫机调整下针距就能做，既能打开销路，还能让工人多挣奖金——上个月二车间的李师傅还跟我说，想多挣点钱给儿子买台录音机呢。”
“多挣奖金？”吴厂长打断她，手指重重地点着订单上的“定制生产线”几个字，指甲盖都泛了白，“定制生产线要额外采购锁边机、绣花机，工人要重新培训，这笔钱从哪儿来？厂里的流动资金就那么多，万一这洋玩意儿卖不出去，咱们的钱都得砸进去，到时候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他顿了顿，又沉声道，“私人定制生产线的事，我不同意，风险太大，咱们稳扎稳打才是正道。”
翁英英的脸瞬间涨红，从耳根一直红到脖子，她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个银色的计算器——那是她托人从广州带的，比厂里会计用的算盘快多了——“啪嗒啪嗒”按了几下，按键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她把屏幕转向吴厂长：“设备成本能分摊到三批订单里，第一批订单的预付款就能覆盖一半，培训费用从外贸预付款里扣，我算过了，三个月就能回本！”她往前凑了凑，声音里带着点急切，“您总想着稳，可现在市场在变，隔壁红星服装厂上个月接了个外贸单子，现在工人的奖金都比咱们厂高，再这么下去，咱们的技术骨干都得被挖走，早晚得被淘汰！”
吴厂长瞥了眼计算器屏幕上的数字，没接话，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着，发出“笃笃”的声。翁英英急了，手里的计算器“咚”地砸在办公桌上，按键弹起来又落下，发出“咔嗒”的响：“您这是穷酸样办什么厂！守着老一套不敢动，工人跟着咱们喝西北风吗？去年冬天车间的暖气坏了，工人冻得手都握不住针，您说等开春再修，结果开春又说资金紧张——现在有赚钱的机会，您又不敢抓！”
这话像根刺扎进吴厂长心里，他猛地站起来，桌腿蹭着水泥地面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桌上的搪瓷缸被震得晃了晃，里面的茶水洒出来几滴，落在报表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我赶紧上前两步，把手里的报表往旁边挪了挪，又抽了张纸巾擦桌子，轻声劝道：“吴厂长，翁厂长，您俩别激动。我最近在电大上管理学课，老师说过，管理既要控制风险，也得激励创新——翁厂长的订单能打开销路，是创新；吴厂长考虑成本，是控制风险，咱们能不能再算算，看看有没有折中的办法？比如先小批量生产，试试市场反应？”
两人都没说话，办公室里只剩吊扇转动的“呼呼”声，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缝纫机“哒哒”声。
过了会儿，吴厂长哼了一声，抓起订单纸往兜里一塞，中山装的口袋被撑得鼓鼓的：“这事再议，反正私人定制生产线，绝不能搞！”说完就摔门走了，门板撞到墙上，又弹回来，发出“哐当”的响。
翁英英看着他的背影，深吸了口气，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水——那杯子是她刚进厂时发的，杯身上印着“劳动最光荣”的红字，现在字都快磨掉了——指尖还在微微发颤，大概是刚才太激动了。
我递过去一张纸巾，她接过时，手肘不小心蹭到了我放在桌边的报表，报表滑下去几页，我赶紧伸手去扶。
等她走后，我才发现最上面那张报表的右上角沾了个淡红色的印子——是她口红蹭上去的，颜色很淡，像朵小小的花，落在“车间产量”那栏的数字上，把“500”的“0”遮了小半。
我赶紧拿橡皮蹭，可印子越蹭越明显，红色的痕迹晕开，反倒像块污渍。正想着怎么处理，吴厂长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个蓝色的文件夹，大概是刚才忘了拿。他一眼就瞥见了报表上的口红印，脚步顿住了。
他拿起报表，手指捏着纸边，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声音里带着刺：“张毅，你这办公室现在成什么地方了？报表上都能沾着这种东西，是谈工作还是谈别的？翁英英刚在这儿待过吧？上班时间涂脂抹粉，还把这些玩意儿弄到报表上，像什么样子！”
我脸一下子热了，从脖子一直热到耳朵尖，想解释说不是故意的，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只能攥着报表，指尖捏得发白，指节都疼了。
吴厂长把报表扔回我桌上，文件夹“啪”地拍在上面：“下次注意点，报表是厂里的重要资料，不是你随便乱涂乱画的玩意儿！”说完转身又走了，这次门没摔，可那脚步声越来越远，却像压在我心上一样沉。
等吴厂长走后，我抱着报表走到碎纸机前——那台碎纸机是去年买的，有时候还会卡纸。我把沾了口红印的那张报表抽出来，塞进碎纸机的入口，按下开关，机器“嗡嗡”地转起来，纸张被一点点吞进去，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带着口红印的那页也混在其中，变成细碎的纸片，纷纷扬扬落在垃圾桶里，像撒了一把五颜六色的彩纸。我盯着那些碎屑，心里却没半点轻松——办公室的空气里，好像藏着看不见的硝烟，刚才是吴厂长和翁厂长的争执，现在又落到了我身上，这硝烟正一点点漫开来，而我站在中间，连呼吸都得格外小心，生怕下一秒就被卷进去。
我把剩下的报表放回桌上，重新整理好，又抽了张纸巾，把刚才洒了茶水的地方擦干净。
窗外的阴云还没散，吊扇还在“嘎吱”转着，油墨味和布料纤维的味道又涌了上来，闷得人胸口发紧。
我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凉水，冰凉的水滑过喉咙，却没让心里的烦躁少一点——明天上班，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事等着我，这办公桌下的硝烟，怕是一时半会儿散不了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