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我又遇到了一位让我记了好多年的老人。老人姓赵，住在老城区的平房里，独门独户，听说老伴去世十几年了，一直一个人过。
我们去的时候，是个周末的上午，阳光特别好，赵阿姨正在院子里晒被子，浅蓝色的被单在风里飘着，上面印的小碎花都褪色了。看见我们，她赶紧放下手里的竹竿，笑着招呼：“同志，快进屋坐，我刚烧了开水。”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桌子上铺着块格子桌布，虽然有点旧，却平平整整的。桌子中间摆着个相框，里面是赵阿姨和老伴的黑白照片，照片的边角都磨圆了，却擦得一尘不染。老爷爷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看着特别精神；赵阿姨梳着两条辫子，笑得眼睛都弯了。
我拿出表格，刚问了一句：“赵阿姨，您家现在就您一个人吗？”老人脸上的笑突然就没了，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不是！还有我老伴呢！你们得把他也写上！”
我愣了愣，没敢接话。赵阿姨颤巍巍地走进里屋，抱出一个木盒子，盒子是红漆的，漆皮掉了不少。
她打开盒子，里面装着老伴的结婚证、死亡证明，还有几张泛黄的老照片。
“我老伴是1970年走的，走的时候才五十八岁，”她用手指轻轻摸着死亡证明上的名字，声音有点哽咽，“他走了这么多年，我天天都想他。你们不记他，他这辈子不就白来了？我这屋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你看，那把椅子是他当年最喜欢坐的，那台收音机还是他攒钱买的，就连这院子里的石榴树，都是他亲手种的。怎么能算就我一个人呢？”
我看着赵阿姨通红的眼睛，心里一阵发酸。对于她来说，老伴从来没离开过，他还在这屋里陪着她，陪着她看日出日落，陪着她过每一天的日子。我跟同行的普查员小吴对视了一眼，轻声说：“阿姨，我们在备注栏里，把叔叔的名字和生卒年写上，您看行吗？”
赵阿姨听了，脸上一下子就有了笑，连连点头：“行，行，这样就好，这样他就没白来这世上一趟。”
离开的时候，赵阿姨站在门口，挥着手跟我们说再见，阳光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是镀了一层金边。走在巷道里，听见身后传来“吱呀”一声，是赵阿姨关上了院门。
我心里想着，有些思念，能抵得过岁月，能让一个人，在孤独里也过得有盼头。这思念，是深埋在心底的一颗种子，在岁月的土壤中悄然生根发芽，虽不见其形，却能感受到它蓬勃的生命力。
孤独的日子，虽然如同一幅单调的画卷，没有色彩，没有生机。而思念，便是那画笔，为这画卷添上了绚丽的色彩。它让孤独的人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不再感到寒冷与无助；让她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能找到生活的意义。
我想，赵阿姨是否学会了在孤独中与思念对话，倾听老伴那低沉而又温柔的声音。告诉她，不要害怕孤独，因为在这孤独的背后，隐藏着一份深深的牵挂与爱意。这份思念，让她懂得了珍惜，珍惜曾经与对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珍惜每一个与思念相伴的瞬间。
有时，她是否会在旧物中寻找思念的痕迹。一件旧衣服，一张旧照片，都能勾起她无尽的回忆。
那些回忆，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放映，让她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她知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无法再回到从前，但这份思念，却能让那些美好的瞬间永远定格在她的心中。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会带着这份思念，坚定地走下去。无论前方的道路有多么崎岖，无论会遇到多少困难与挫折，她都不会放弃。因为她知道，思念的那一端，有一个人，也在同样地在天上关注着她，这份相互的牵挂，将成为她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直到永远，伴她走完余生。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九月初遇到的一个“失踪者”。那天我在整理户籍档案，翻到一本泛黄的册子，里面有个叫陈明的人，备注写着“1970年失踪，户籍未销”。档案里还夹着一张纸条，是当年派出所写的：陈明当年是红卫兵，参加武斗后就没了消息，最后有人看见他躲进了城北的一座废弃的庙宇里。
我把这事告诉了汪主任，汪主任跟派出所打了招呼，让我跟着民警小张一起去看看。废弃的庙宇在城北的半山腰上，是民国时期游走到这里的僧人所建，后来僧人圆寂之后，无人打理，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门口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风一吹，“沙沙”地响，看着有点冷清。我们推开虚掩的大门，里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阳光透过破碎的玻璃，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撒了一把五颜六色的碎玻璃。
宇宙的阁楼在二楼，楼梯扶手都朽坏了，有的地方还缺了一截，我们扶着墙，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上走。刚走到阁楼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轻微的咳嗽声。
“有人吗？我们是街道办和派出所的，想跟您了解点情况。”小张喊了一声，声音在空荡的庙宇里回荡着。
门慢慢开了，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和尚长袍，袖口都磨破了；剃了光头，看着有点沧桑，可眼神却特别平静，像一潭没波澜的水。他看见我们，没有惊讶，只是点了点头：“进来吧，里面有点乱。”
阁楼里很简陋，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稻草，盖着块旧毯子；还有一个旧木箱，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本《华严经》，封面都破了，书角卷得厉害；旁边摆着个木鱼，是用木头做的，打磨得很光滑。男人给我们倒了两杯白开水，杯子是搪瓷的，上面印的字都看不清了。他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轻声说：“我就是陈明。”
民警小张说明了来意，陈明沉默了一会儿，慢慢说起了往事。1970年，他才十八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跟着一群红卫兵到处闹，参加武斗。有一次，他亲眼看见自己最好的朋友被人打死了，躺在地上，流了好多血。“那时候我才知道怕，”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疯的，我不想再跟他们一起闹了，就跑了出来，躲进了这里。”
他在这里一躲就是十二年。刚开始的时候，靠在山下帮人砍柴、种地换点吃的；后来找到了一本《华严经》，就天天读，慢慢就想通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打打杀杀，是为了心里的平静。
这些年，他没跟家里联系过，也没出去过，他说：“我对不起家里人，可我现在这样，回去了也只会给他们添麻烦。在这里挺好的，安安静静的。”
我拿出笔记本，认真地记录着，写下“发现失踪人员陈明，现状：自愿隐居，宗教信仰佛教”。写完后，我看着这行字，心里沉甸甸的。这短短的十几个字，怎么能概括他十二年的孤独？怎么能说清他心里的痛苦和释然？离开的时候，陈明送我们到教堂门口，手里拿着那本《华严经》，说：“谢谢你们，不用告诉我的家人，我在这里，真的很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跟这些人打交道多了，我心里的那些苦闷，慢慢也就淡了。说句心理话，时间真的是治愈心病的良药。
我看着李嫂用红墨水守护孩子，看着赵阿姨用思念留住老伴，看着陈明用信仰找到平静，他们都在用力地活着，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世上找一个能安身的地儿。
跟他们比起来，我的这点挫折算什么呢？高考没考上，招工没选上，爱情走了，可我还有能走路的腿，还有疼我的父母家人，还有一份能让我吃饭的活儿。
我不再整天琢磨自己的苦，而是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普查员有不懂的地方，我就耐心讲；居民有不配合的，我就上门跟他们聊家常，慢慢说。有时候晚上加班，看着办公室里亮着的灯，看着桌子上堆得整整齐齐的表格，心里突然就明白了：每个人都想在这世界上留下点痕迹，证明自己来过、活过。而我，能帮他们把这些痕迹记下来，这本身就是件有意义的事啊。
十月底，人口普查工作终于快结束了。我们把所有的表格都整理好，按社区分类，装订成厚厚的名册，每一本都有砖头那么厚，上面盖着街道办的红色公章，看着特别郑重。
汪主任拿着名册，笑着说：“这些都是咱们的战果，得好好保存。将来后人翻开这些册子，就能知道1982年的时候，咱们这座城市有多少人，大家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我是最后审核的人之一，负责翻阅最终的名录表。表格是那种厚实的牛皮纸封面，翻开时能听见纸张摩擦的“沙沙”声，里面的名字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像春天里刚冒芽的麦田，一眼望不到头。
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几串简短的字：年龄是冰冷的数字，性别是简单的“男”或“女”，职业是“工人”“教师”“家庭主妇”这类概括性的词——可我知道，这寥寥几字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日子。
比如那个写着“纺织厂挡车工”的名字，或许是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赶去车间，手指被棉纱磨出茧子的女人；那个标着“退休干部”的，可能正每天提着鸟笼去公园，偶尔还会对着老照片叹气。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指尖划过粗糙的纸面，偶尔会触到前几人留下的、没干透的墨迹，带着点温热的潮气。翻到“迎江社区”那一页时，目光突然被一行字钉住了——“张毅，男，1960年生，汉族，高中文化，健康状况：残疾，职业：社居委工作人员”。
这是我的名字。
钢笔写的字迹很工整，是我自己填的，可此刻看着，却像第一次认识这几个字。“残疾”两个字格外扎眼，比旁边的“年龄”“职业”都要重似的，压得我指尖微微发颤。
我想起之前总怕别人盯着我的腿看，怕招工办的人那句“影响形象”，怕女友字条里“不是一个世界”的暗示——我总觉得自己是“特殊”的，是被人群落在后面的那一个。
可现在，我的名字混在这么多人里，跟“王秀英，女，1945年生，汉族，小学文化，职业：家庭主妇”“李建国，男，1958年生，汉族，初中文化，职业：汽修工”挨在一起，没有任何不同。我们都是这张纸上的一个名字，一个数字，一份构成这座城市的微小分量。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一会儿，手指无意识地在名字旁边蹭了蹭。或许是纸上的墨迹还没完全干透，或许是手心出了汗，指尖沾到的墨痕轻轻晕开一点，像一滴墨掉进了河里，慢慢融在水里，没了原本的形状。
那一刻，心里突然松了口气——原来我不是什么“特殊”的存在，我只是这千万人中的一个，像路边的一棵树，河里的一滴水，安安稳稳地长在属于自己的地方。之前那些纠结的、痛苦的，觉得自己“多余”的念头，好像也跟着那点晕开的墨迹，慢慢淡了下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