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湖县政府的吊扇在溽热的午后慵懒地旋转，叶片搅动着凝滞的空气，发出低沉的嗡鸣。
暑气像化不开的浓墨，沉沉压在办公室里，驱不散半分燥热，只在姬永海摊开的《全县秋收工作调度方案》纸页上，投下晃动不安的光影。
密密麻麻的铅字在眼前浮动，却怎么也抓不住他的心神。
他的目光，被一束无形的丝线牵引，穿透明净的窗玻璃，掠过县城规整却略显生硬的柏油路，投向几十里外那片被南三河与淮河支流反复冲刷、滋养又捉弄的土地——河西。
那里，有他年少时赤脚踩出的泥泞印记，更有妹妹姬永美和妹夫田慧明如今用汗水浇灌出的、稳稳当当的“好日子”。
人到中年，端坐“县长”之位，听惯了程式化的汇报，签惯了盖着红章的文件，心肠早已被世事磨砺得硬朗。
可唯有想起河西，想起那片土地上挣扎又扎根的亲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才像被温热的洪泽湖水漫过，潮湿、熨帖，还带着熟悉的泥土腥甜气息。
他端起桌上那只印着褪色红五星的旧搪瓷杯，茉莉花茶的温凉滑入喉间，思绪却逆着时光的河流，溯洄到田慧明初入姬家视野的年月。
那时的田慧明，是河西村头一茬出了名的“娇秧子”——家中幺儿，上头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爹娘宠得他如同秧田里一株用苇席遮阳的嫩苗。
他只知朝着“考重点大学”这轮想象中的日头仰脸，全然不识脚下泥土的深浅，也不懂田埂上沟坎的险峻。
姬永海彼时已在相邻公社做农业经营管理会计，见多了想“跳农门”的年轻人，可从未见过谁像田慧明那般，把“考重点大学”几个字挂在嘴边，挂得比田埂上疯长的狗尾草还张扬，还扎眼。
“中专？那是没本事的人才去的窝囊地！我田慧明将来是要坐省城大办公室，吃国家粮的！”
媒人转述这话时，田慧明拍胸脯的豪言壮语仿佛还带着槐树梢被惊飞的麻雀扑棱声。
公社农经站的老助理磕着黄铜烟袋锅，吐出一口烟圈，嗤笑一声：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田家小子，怕是要摔个大跟头，啃一嘴泥！”
姬永海没应声，只是握笔的手在账本上顿了顿——他深知考学的千难万险。
自己当年搏命考中专，是怀揣着“背水一战”的狠劲，寒冬腊月凌晨就着冰碴子似的月光啃课本，手指冻得失去知觉也要攥紧笔杆。
哪像田慧明，白日里混在打谷场跟半大孩子滚铁环、斗蟋蟀，入夜才装模作样摸出课本，眼皮还没撑过三页纸，鼾声已震天响。
渴望的泡沫，终被现实的礁石击碎。
三次高考，田慧明的成绩一次比一次惨淡。
第三次放榜日，他像一尊失了魂的泥塑，从日头毒辣的晌午一直蹲到暮色沉沉的傍晚，死死盯着村头老槐树上那张红纸榜单，仿佛要将那些陌生的名字抠下来，换上自己的。
最终还是被他爹揪着耳朵，像拖一袋发霉的粮食似的拽回了家。
那晚，田家煤油灯豆大的火苗摇曳到后半夜，隐约传来父子俩的争执声。
翌日清晨，田慧明揣着两个硬邦邦的玉米窝头，深一脚浅一脚去了县城，回来时眼圈红肿得像烂桃，却梗着脖子对守在门口的姬永美嘶吼：“不考了！种地就种地！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永美后来向哥嫂哭诉时，嗓音沙哑得厉害：“他那哪叫种地？扛着锄头像扛根烧火棍，在田埂上瞎晃悠，要么就蹲在河汊子边钓鱼，钓不上来就发狠把竿子往水里砸！”
彼时的姬永美，已默默咽下了自己的委屈——她本已拿到了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却为了帮衬爹娘挣工分，也为了能多照拂田慧明，亲手将通知书叠好，藏进了箱底最深处。
“我跟他说，‘田慧明，你再这么混日子，这亲事就算吹灯拔蜡，咱各走各的阳关道，谁也别耽误谁！’”
姬永美说这话时，眼里迸射出姬永海从未见过的、带着河西芦苇般韧性的硬气。
谁曾想，这近乎绝望的通牒，竟成了田慧明命运的“醒酒汤”。
障碍，有时也能成为促人奋进的号角。
没过多久，他真的扛着锄头，跟在永美身后下了地。
姬永海回家探亲时，正值三伏酷暑，毒日头炙烤着大地，连空气都带着灼人的温度。
他看见田慧明赤着精瘦的脊梁，汗水如同断线的珠子，一串串砸在干涸开裂的泥块上，瞬间蒸腾起微弱的白汽。
他弯腰割稻的姿势笨拙生涩，镰刀柄与手掌的嫩肉剧烈摩擦，虎口处磨出的血泡破了又起，混着泥浆和汗水，他只是胡乱在裤腿上蹭蹭，咬紧牙关，继续埋头向前割。
永美在他身后捆扎稻子，偶尔抬头望他一眼，眼中的忧虑渐渐被一种新的东西取代——那是河西女人看自家男人终于肯“脚踩泥土，肩扛日月”的踏实与欣慰。
那之后的十几年，田慧明如同被南三河湍急的漩涡重塑过筋骨，彻底换了个人。
姬永海从母亲絮叨的家信中，从妹妹偶尔的电话里，拼凑出他挣扎向上的轨迹：开春，他跟着村里的壮劳力去几十里外的窑厂拉砖坯。
沉重的板车，粗糙的麻绳深深勒进他从未受过重压的肩膀，血肉模糊，夜里躺在土炕上疼得直抽冷气。
可第二天鸡叫头遍，他照样咬着牙爬起来，用破布条缠住伤口，继续拉起那仿佛重逾千斤的车辕，一步步朝着好日子挪动。
秋收后的农闲，他不肯歇息，东拼西凑借来一笔钱，与人合伙淘换来一台锈迹斑斑的二手印刷机，盘踞在村小学废弃的教室里。
浓烈刺鼻的油墨味呛得人睁不开眼，他却能守着那台老旧的机器熬到后半夜，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将印歪斜、染墨点的纸页一张张仔细挑拣出来，唯恐耽误了次日清晨给供销社送货的时辰。
生活的重负，像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他曾经飘忽的“河西”心性，逼他沉入泥土，扎根生长。
最让姬永海心头震颤的，是永美讲述的“南京卖毛鸡蛋”的往事。
那年的寒冬格外凛冽，南三河结了厚厚的冰凌，走在上面能听见“咯吱咯吱”的声响。田慧明不知从哪打听到南京城里毛鸡蛋紧俏，能卖上好价钱。
他揣着家里仅有的、带着体温的五十块钱，咬牙买了两大筐毛鸡蛋。
凌晨三点，寒星寥落，北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他蹬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浑身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后座两侧沉甸甸的竹筐压得车梁吱呀呻吟。
他顶着刺骨的寒风，一路颠簸到县城码头，再搭上早班那艘四面透风的木船。
永美说，他走时怀里揣了六个冻得梆硬的冷馒头，那是他路上的口粮。
几天后回来时，他嘴唇冻得乌紫，破棉裤的膝盖处结着厚厚的冰碴，走起路来哐当作响。
可当他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哆嗦着从贴身的破棉袄里掏出一卷被汗水、寒气浸得皱巴巴的毛票，小心翼翼摊在炕桌上时，竟咧开冻僵的嘴，露出两排白牙，声音嘶哑却透着光：
“挣了！够给念念买两本厚字典，再添支好钢笔，还能给你扯块布做件新棉袄！”
永美说这话时，眼角泛着泪光，语气里满是骄傲：
“哥，你是没瞧见，那时候他冻得连筷子都拿不稳，却还想着我和孩子。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这男人靠得住，再苦再难，跟着他日子总能好起来。”
如今的田慧明，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眼高手低的“娇秧子”。
他在河西办起了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把家乡的稻米、莲藕、鸭蛋加工包装后，卖到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带动了村里十几户贫困户就业。
姬永海偶尔回乡，总能看见他穿着沾满灰尘的工装，在厂房里忙前忙后，说话办事干脆利落，眉宇间是历经生活磨砺后的沉稳与坚毅。
可好日子刚有起色，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
田慧明的加工厂最近接到了一笔大订单，可生产设备老旧，急需更新换代，资金却周转不开。
更让人头疼的是，邻县的一家加工厂恶意压价，抢了不少客户，还到处散播谣言，说田慧明的产品质量有问题。
田慧明没有经商的经历，也没读过几本商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业务书籍，无论是对负正经商人还是奸商他基本上是空白。
面对这些商业上的尔虞我诈，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他不想麻烦当县长的大舅哥，可看着厂里几十号等着发工资的工人，看着妻子期盼的眼神，他陷入了两难。
姬永海得知消息后，心里五味杂陈。他既想帮妹妹妹夫一把，又怕别人说闲话，影响自己的声誉。
田慧明会不会放下身段向他求助？
姬永海又该如何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为他提供帮助？
而那个恶意竞争的邻县加工厂，背后会不会有更深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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