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这首源自迦南、糅合了东西方思想困惑与追求的歌曲，如同插上了无形的翅膀，迅速越过地中海，在西方各国的宫廷、市集与学者书斋中流传开来。其歌词中蕴含的对现实与理想、强权与公义、继承与自我实现的深刻悖论，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心中，激起了迥异的波澜与回响。而在日耳曼尼亚，尤其是在那位已整合高卢、手握重兵的元帅伽尔巴心中，这首歌更像是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彻底唤醒了他血脉深处沉睡的力量。
一、 日耳曼的解读：铁与血的祖国定义
对于素来崇尚勇武、重视血缘与土地，且政治结构尚带浓厚部落联盟色彩的日耳曼诸部而言，《两个世界》中关于“现实世界”遵循“漠然法则”的描述，非但没有引起反感，反而被视为一种冷酷的真理。他们鄙夷软弱，信奉力量与征服。
而歌词中最触动他们心弦的，无疑是那句：“在这里，有亚伯拉罕做父亲是没用的，有十七个祖宗也没有用……而想要劳作的人，则生产出自己的父亲。”
日耳曼的战士们和首领们，以一种近乎本能的直白方式理解了这句话。他们将其诠释为：“荣耀不靠继承，疆土不靠赐予！哪里我是征服者，是统治者，是让土地结出果实、让法令得以推行的人，那里就是我的祖国！我就是这片土地新的‘父亲’！”
这种理解，将“生产出自己的父亲”这一充满哲学思辨的隐喻，彻底具象化为对领土、权力和自身族群认同的主动塑造。它极大地煽动了日耳曼人骨子里的扩张欲望和民族自豪感，为他们向四方（无论是衰落的罗马，还是东方的斯拉夫土地，或是南方的意大利）的征伐，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合理化依据。一首歌，竟成了凝聚日耳曼扩张意识的战歌。
二、 伽尔巴的重燃：侵略性与正义感的交织
这股思潮，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日耳曼尼亚的实际统治者伽尔巴耳中。这位曾与赵桓签署《巴黎协议》、展现出一定政治实用主义的元帅，其内心深处，从未真正熄灭过日耳曼英雄时代传承下来的熊熊火焰。
当《两个世界》的歌词，特别是日耳曼人的那种解读传入他的帅帐时，伽尔巴沉默了。他屏退左右，独自立于巨大的欧陆地图前，目光深邃。
侵略性的复苏：歌词中“落在谁的手里就是谁的”、“那有着世界之宝藏的人，他就是拥有这些宝贝，不管他是怎样得到它们的”，如同战鼓般敲打在他心上。他想到了罗马元老院对他的猜忌与制约，想到了莱茵河对岸那些富庶却防御松弛的罗马行省，想到了北方广袤无主（在他看来）的森林与平原，更想到了东方那传说中蒙古人留下的权力真空……一股久违的、开疆拓土的强烈欲望，如同岩浆般在他胸中奔涌。“凭什么罗马人可以躺在祖先的功业上享受，而我日耳曼的勇士，就要被束缚在这片土地上？” 他内心的猛兽在咆哮。
正义感的点燃：然而，伽尔巴并非纯粹的野蛮征服者。他与大宋的接触，与维吉尔（代表罗马法治理念）的合作，都让他对“秩序”和“正义”有了更深的理解。歌词中关于“精神世界”的“神圣秩序”——“雨点并非同时既落在公正者头上也落在不公正者头上”——深深触动了他。他渴望的征服，并非蒙古式的纯粹毁灭与掠夺。他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要建立一个属于日耳曼人的、更强大、更公正的新秩序！一个能让他的族人在阳光下昂首挺胸，让法律取代强权，让劳作真正换来面包与荣耀的“新世界”！ 这种将侵略性与某种“正义”使命感结合的构想，使得他的野心变得更加危险，也更具凝聚力。
三、 新的战略与抉择
伽尔巴召来了他最信任的将领和幕僚，其中也包括代表罗马秩序的维吉尔。他没有直接提及那首歌，而是指着地图，声音沉雄而充满力量：
“诸位，这个世界，正在重新划分。东方的巨人（指大宋）已然觉醒，南方的老狮子（指罗马）爪牙渐钝，东方的风暴（指蒙古）暂时西移……这是我们日耳曼人的时代！”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但我们不能像强盗一样，只知破坏。我们要征服，更要建设！我们要让被征服的土地，因我们的到来而变得更加富庶、更有秩序！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能让子孙后代为之骄傲的帝国，而不是一片堆满骸骨的废墟！”
维吉尔眉头微蹙，他听出了伽尔巴话语中那难以抑制的扩张冲动，但也捕捉到了其中对“秩序”和“建设”的强调。这让他感到一丝复杂，既担忧又怀有一线希望。
伽尔巴最终下令：加强军备，密切监视罗马动向，同时派遣更多使者与商人向东，不仅要了解蒙古的虚实，更要设法与大宋建立更直接、更深入的联系。“我们需要东方的智慧，也需要东方的货物。”他意味深长地说。
《两个世界》的歌声，如同一个引信，重新点燃了伽尔巴血脉深处的侵略性与正义感。这股被点燃的力量，将不再满足于偏安一隅。它渴望在欧陆乃至更广阔的舞台上，实践其“以征服开创，以秩序守护”的独特理想。西方世界的政治天平，因这首来自东方的歌谣，开始发生新的、难以预测的倾斜。日耳曼的战车，在思想的催化下，即将再次启动，其方向，或将改变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