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下午，乐居研发部的工位区一片死寂。大部分同事都低着头，要么对着电脑发呆，要么偷偷刷招聘网站——投资方要撤资的消息像瘟疫一样传开，没人知道自己下周还能不能坐在这个工位上。建军坐在角落，面前的旧电脑屏幕亮着物联网终端的后台管理界面，他正逐台检查商户终端的在线状态，试图用工作麻痹心里的焦虑。
鼠标划过“福田区商户列表”，停在“王姐超市”那一行时，屏幕突然弹出一个红色的“离线消息”提示——这是终端在断网时缓存的消息，联网后会自动上传到后台。建军心里一动，点开消息框的瞬间，王姐带着哭腔的文字像针一样扎进他眼里：
“李工，求求你帮帮我！我登不上后台，查不了今天的销售额，问张昊他不接电话，后来直接把我拉黑了！我找律师咨询了，他们说乐居拖欠补贴、虚假宣传，已经构成违约，我可以起诉！但律师需要之前的销售数据当证据，你能不能帮我导出我超市这三个月的终端销售记录？我这超市快交不起房租了，要是拿不到证据，连起诉的底气都没有……”
消息下面还附着一张照片，是律师函的扫描件——标题写着“关于乐居公司违约的律师函”，日期是2012年3月15日，右下角盖着律师事务所的红色公章，里面清晰地列着乐居的两项违约行为：“未按合同提供每月500个精准客流”“拖欠‘1元购’活动补贴5000元”。
建军的心跳瞬间加快，手指赶紧点“回复”按钮，想告诉王姐“我帮你导出数据”，可屏幕却弹出“权限不足，无法发送消息”的提示——他这才想起，昨天陈总在后台设置了“禁止员工与投诉商户私下联系”，所有物联网团队成员的账号都被限制了发送权限，只能接收消息，不能回复。
“怎么会这样……”建军低声骂了一句，赶紧掏出手机，找到王姐的手机号，手指颤抖着按下拨号键。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响了十几秒后，突然跳转到语音提示：“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他不死心，挂了再拨，反复试了五次，每次都是同样的忙音。建军盯着手机屏幕上王姐的名字，想起去年冬天，王姐硬塞给他一袋陕西苹果，说“李工，你帮我修好了终端，这是自家种的，甜得很”；想起她超市里收银台旁放着的《物联网终端实战》，封面被摸得有些发毛——她那么信任乐居，信任他，现在却被逼到要起诉的地步，而他连回复一条消息都做不到。
“李总，陈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行政部的小姑娘敲了敲他的工位隔板，声音很小，“好像是说……关于商户终端权限的事。”
建军心里一紧，赶紧关掉消息界面，起身走向陈总办公室。推开门，陈总正对着电脑，屏幕上是商户终端的权限管理页面，他抬头看了眼建军，语气冰冷：“刚才后台提示，你查看了投诉商户的离线消息？我跟你说过，别跟投诉商户私下联系，尤其是王姐他们，现在正准备起诉，你要是敢帮他们，就是跟公司作对。”
“我只是想告诉她，数据导出需要流程……”建军试图解释。
“不需要流程！”陈总打断他，“所有投诉商户的数据，都由行政部统一保管，你不用管，也别想管。要是让我发现你私下给他们数据，后果你自己承担。”
建军看着陈总冷漠的脸，突然觉得很陌生——这个曾经说“商户是公司根基”的人，现在为了保住自己，居然能对商户的困境视而不见，甚至阻止别人帮忙。他没再争辩，转身走出办公室，心里却已经做了决定：就算违规，他也要帮王姐。
晚上回到家，秀兰正在厨房煮面条，李梦正小桌上刷题。“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秀兰端着一碗面条走出来，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是不是公司又有事？”
“嗯，处理了点终端的事。”建军接过面条，勉强笑了笑，没敢提王姐的事，怕秀兰担心。吃完晚饭，他借口“还有工作要处理”，躲进了书房，反锁了门。
他打开私人笔记本电脑，插上从公司带回来的U盘——里面是他白天趁陈总不注意，偷偷导出的王姐超市近三个月的销售数据（包括终端扫码记录、客流统计、补贴计算明细）。他把数据压缩加密，然后拿出私人手机（不是公司配的手机），找到王姐的手机号，慢慢编辑短信：
“王姐，我是建军。1. 保存好所有证据：合同、补贴承诺函、律师函，还有每次跟张昊沟通的记录（哪怕是未接来电截图）；2. 我帮你导出了近三个月的销售数据和客流统计，压缩包密码是你的超市开业日期（），明天早上我会把U盘放在小区超市前台，你去拿；3. 联合其他商户一起起诉，人多力量大，胜诉率更高，我可以帮你联系其他几家投诉的商户；4. 别担心，数据我已经加密，只有你能打开。”
打完短信，他反复检查了几遍，确认没有遗漏，才按下发送键。短信发送成功的提示弹出来时，他赶紧删掉短信记录，拔掉U盘，把U盘放进一个旧信封里，写上“王姐亲启”，压在书房的抽屉最下面。
做完这一切，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夜色——小区里的路灯亮着，暖黄色的光透过窗户，落在书桌上的《物联网终端实战》样书上。他伸手拿起样书，翻开扉页，上面“献给每一个用技术解决问题的普通人”的字迹格外清晰。
“我没做错。”他小声对自己说，手指拂过书页，心里的沉重慢慢散去了一些——他或许没办法改变公司的决定，没办法阻止危机的爆发，但至少，他能守住一个技术人的良心，能帮那些信任他的人，多争取一点希望。
第二天早上，建军提前半小时出门，手里攥着那个旧信封。走到小区超市门口时，门还没开，他把信封塞进门缝里，确认不会掉出来，才转身走向公交站。阳光慢慢爬上来，照在超市的玻璃门上，映出“王姐超市”四个红色的字——他不知道王姐拿到数据后，能不能顺利起诉，能不能保住她的超市，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