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擒孟获：诸葛武侯南征记略与攻心定边之智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车辚马啸踏破益州郡的晨雾，一场关乎蜀汉南疆稳定的战事就此拉开帷幕。
彼时的南中，山川纵横如屏障，部族错杂似棋局，叛乱的余烬尚未熄灭，而诸葛亮的行军帐中，很快便收到了一喜一忧两则消息，恰似这南地气候般，骤晴骤雨间牵动着战局走向。
喜的是建宁人李恢以过人智谋解自身之困。身为蜀汉庲降都督，李恢彼时正身陷重围，麾下兵力远逊于叛军，又与诸葛亮主力失去联络，陷入“众少敌倍，声息断绝”的危局。
危急之际，他借同乡之谊设下诈降之计，对南中叛军道：“官军粮秣已尽，决意北还。我久离乡梓，今得归故里，不愿再返北方，愿与诸君共图生计，故以实情相告。”
这番言辞恳切如乡音，竟让叛军卸下了戒备。待敌营松懈之际，李恢率部突袭，如惊雷破阵，一举扭转颓势，反败为胜——这般“老乡破老乡”的智谋，既显其临危不乱的胆略，更暗合南征战事中“以智破局”的核心脉络。
然忧绪亦随之而来。雍闿死后，其部众共推建宁大族孟获为主，这位在南中“为夷汉所服”的首领，聚合残部据险而守，成了诸葛亮平定南中的最大阻碍。
孟氏家族在南中经营数代，根基深植于夷汉各族之间，其威望非寻常叛将可比；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南征的目标从来不止于“平叛”，而是要“定边”——既要以军事手段压制叛乱，更要以政治智慧安抚部族，将南中的人力、物力纳入蜀汉版图，为日后北伐提供稳固后方。
此前，他以雷霆手段剿灭夷王高定，是为震慑叛乱势力；而今面对孟获，却需另寻良策——若贸然诛杀，恐激起南中各族反弹，此前的军事成果或将付诸东流；若任其割据，则南疆永无宁日。
这般考量，早在诸葛亮出征之前，便已被心腹谋士马谡点破。彼时马谡相送于成都城外，进言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这番话如明灯，照亮了诸葛亮南征的战略方向——南中之乱，乱在人心不齐，若能收服大族之心、部族之心，便如断去叛乱的根源。
是以，当诸葛亮以横扫越巂、斩杀高定的赫赫军威震慑南中后，如何降服孟获这颗“关键棋子”，便成了整场战事的重中之重。
此时的南中，山水间还留存着古老的习俗与传说，而诸葛亮的到来，也为这片土地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后世画家戴敦邦曾作《孔明祭泸水》，以浓墨重彩再现了那段往事：当蜀军行至泸水（今金沙江支流），见当地部族以活人祭祀河神，以求渡河平安。诸葛亮不忍见此惨状，遂命人以面粉裹肉，塑成假人头状，命名为“馒头”，用以祭祀泸水之神。
这一举动，既避免了生灵涂炭，更以仁厚之心赢得了当地部族的好感——所谓“攻心”，从来不是空洞的谋略，而是藏在这些体恤民生的细节里，如春雨般润物无声。
而另一位画家金协中所绘《识诈降三擒孟获》，则聚焦于诸葛亮与孟获的正面交锋。画中“云中建圣”的图案，传为诸葛亮为提防叛军诈降所留的记号，虽出自《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却也暗合历史上两军的周旋之势。
史载孟获确曾多次聚合残部，凭借南中复杂的地形与蜀军周旋——或据山险设伏，或引河谷断粮，然每次交锋，皆因诸葛亮用兵如神而败北。
汉军的连胜，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碾压，更是战略智慧的彰显：诸葛亮深知孟获虽勇，却不善谋略，是以每次作战皆留有余地，为日后的“七擒七纵”埋下伏笔。
孟获或许未曾想到，自己会成为诸葛亮“攻心战略”中最关键的一环。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以细腻的笔触记载了这段戏剧性的战事：“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
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第一次被擒，孟获仍心有不服，认为自己是因不察蜀军虚实而败；诸葛亮便顺水推舟，放其归去，许他整军再战。
此后，便有了流传千古的“七擒七纵”。
第一次，孟获依山据守，诸葛亮派军迂回其后，断其粮道，孟获兵败被擒；
第二次，孟获诈降设伏，却被诸葛亮识破，反遭包围；
第三次，孟获引部族勇士出战，诸葛亮以逸待劳，待其疲惫之际一举破之；
第四次，孟获求助邻近部族，诸葛亮遣使游说，部族倒戈，孟获孤立无援而被擒；
第五次，孟获退至深谷，欲借瘴气阻敌，诸葛亮命人研制解药，率军深入，生擒孟获；
第六次，孟获诈称愿献城池，实则暗藏杀机，诸葛亮将计就计，再度擒获；
第七次，孟获退守最后的据点，诸葛亮围而不攻，派使者陈说利害，孟获部众人心涣散，最终束手就擒。
这般“七擒七纵”，在今人看来或许过于传奇，然与习凿齿同时代的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亦有相似记载：“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
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两部史料相互印证，且《资治通鉴》亦将其完整收录，足见此事并非空穴来风。
诸葛亮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深知：南中地处偏远，若仅凭武力征服，一旦蜀军北还，叛乱必卷土重来；唯有让孟获从心底臣服，让南中各族看到蜀汉的实力与仁厚，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若循着史料中的蛛丝马迹，还能勾勒出诸葛亮南征的行军轨迹。《水经注》载：“叶榆水自泽，又东北径滇池县南，又东径同并县南，又东径漏江县，伏流山下，复出蝮口，谓之漏江……诸葛亮之平南中也，战于是水之南。”
这叶榆水畔的战场，即今云南省泸西县一带；又载“诸葛亮东径汉兴县……北入叶榆水，诸葛亮入南，战于盘东是也”，盘东便是今南盘江北岸的路南彝族自治县、弥勒等地。
而《云间志》中提及的石城川（今云南省曲靖市），更是诸葛亮与孟获交锋的关键之地——城中曾有诸葛亮所立二碑，碑背篆文曰“此碑如倒，蛮为汉奴”，虽言辞略带威慑之意，却也彰显了他定边的决心。
这些散落于史料中的地名，串联起诸葛亮南征的路线，也印证了“七擒孟获”的真实性。
彼时的南中，山路崎岖，瘴气弥漫，蜀军行军之难可想而知；而孟获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与蜀军展开游击战，更让战事迁延日久——从夏五月渡泸，到秋末才告结束，半年多的缠斗，既是军事的较量，更是意志的比拼。
而诸葛亮始终坚持“擒而不杀”，便是要在这场较量中，让孟获看清蜀汉的实力，更感受到蜀汉的诚意。
值得一提的是，古文中的“擒”，并非仅指“擒获敌酋”，亦有“击败、制服”之意。是以“七擒七纵”中，或许并非每次都将孟获亲自擒获，更多时候是诸葛亮击败其部众后，有意放其重整旗鼓——这般“欲擒故纵”，比单纯的军事打击更具震慑力。
正如第七次被擒时，孟获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倔强，对诸葛亮叩首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一声臣服，不仅是孟获个人的认输，更是南中各族对蜀汉的认可。
平定南中后，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固统治：
任用当地大族为官吏，保留部族原有习俗，鼓励垦荒屯田，发展盐铁产业……
这些举措，让南中从叛乱之地变成了蜀汉的“后方粮仓”，为日后的北伐提供了充足的物资支持。而孟获及其家族，也真正融入了蜀汉的体系——11年后，五丈原之战中，南中孟氏的杰出代表孟琰，以蜀汉大将的身份，在诸葛亮的指挥下直面司马懿的铁骑。
彼时的两军阵前，孟琰或许会想起当年泸水之畔的交锋，想起那位七擒七纵却始终未伤他性命的诸葛丞相——正是那份“攻心为上”的智慧，让曾经的敌人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岁月流转，诸葛亮南征的故事早已沉淀为历史的瑰宝，而“七擒孟获”所蕴含的智慧，却历久弥新。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胜利，不是摧毁敌人，而是收服人心；真正的定边，不是武力压制，而是恩威并施。正如泸水之畔的“馒头”传说，诸葛亮以仁厚之心化解了部族的陋习；亦如石城川的石碑，他以威慑之力彰显了蜀汉的威严。
一柔一刚，一仁一威，共同铸就了南中数十年的和平，也让诸葛武侯的形象，在南地的山水间愈发清晰。
时至今日，当我们漫步于云南的泸水之畔、曲靖古城，仍能感受到那段历史的余温。
那些散落在史料中的文字，那些流传于民间的传说，都在诉说着一个道理：唯有以心换心，以智破局，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这，便是“七擒孟获”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