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海探七号”在完成亚非海域联合考古后，率先返回泉州湾——这片孕育了中国古代航海文明的海域，藏着宋代横渡印度洋技术最关键的实物证据。程远站在后渚港遗址的指挥船上，望着水下考古平台缓缓下潜，手里攥着一本刚整理完的《宋代海船技术档案》，书中“广舶用松木为骨，桐油封缝，可抗印度洋风浪”的记载，即将迎来沉船实物的验证。
“我们之前在亚非找到的航标、瓷片，都是横渡航线的‘路标’，而真正能还原宋代航海技术的，是这艘沉睡在泉州湾的‘通远号’沉船，”林珊展开泉州湾水下遗址分布图，红色标记的“通远号”位于后渚港东南五公里处，“2018年勘探时发现它的船体轮廓，2024年我们终于有足够技术提取关键构件，看看宋代海船究竟凭什么横渡大洋。”
郑海峰操控着“深海蜈蚣”水下机械臂，小心翼翼地穿透两米厚的淤泥层。当机械臂将一块长约三米的船体龙骨缓缓吊出水面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龙骨用整块福建松制成，表面还残留着宋代特有的“鱼鳞式”拼接痕迹，接缝处的桐油与糯米灰浆混合物依然坚韧。“碳十四检测显示，龙骨年代为1192±3年，正是南宋绍熙年间，”郑海峰用游标卡尺测量龙骨厚度，“15厘米厚的龙骨，比我们之前发现的宋代沿岸贸易船厚了5厘米，这就是为抵御印度洋巨浪设计的！”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带领团队清理船舱时，在货舱底部发现了一组青铜构件——三枚锚链扣和一个残破的罗盘盘面。罗盘盘面虽已锈蚀，但二十四向刻度的轮廓仍清晰可辨，边缘还刻着“市舶司监制”的小字。“这是宋代早期罗盘的实物！”方美怿用软毛刷清理盘面，“虽然指针已缺失，但刻度精度达到1度，比文献记载的‘宋罗盘粗定方位’更先进，说明宋代海船已有初步的罗盘导航能力，为横渡印度洋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沉船的生活区，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本用桑皮纸写的《航海手记》残卷。残卷上用宋楷记录着“淳熙九年，自兰里返广，遇逆风，凭星象调航向，三十日至泉州”，旁边还画着简单的星图，标注着“北斗七星”“南极星”的位置。“这是宋代横渡航海者的操作手册！”程远激动地说，“它证明宋代海船是‘星象为主、罗盘为辅’的导航模式，而郑和船队后来将两者结合，实现了技术飞跃。”
在沉船的驾驶舱区域，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骸骨。骸骨蜷缩在舵轮旁，右手仍保持着握舵的姿势，牙齿里残留着高粱和咸鱼的成分，骨骼上有多处旧伤——左手腕的骨折痕迹已愈合，右腿骨有长期劳损的骨质增生。“这位舵手年龄约45岁，从骨骼损伤来看，他至少有20年航海经验，”法医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分析，“他的死亡时间与沉船年代一致，应该是在返航时遭遇风浪，坚守岗位直至最后一刻。”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为这位无名舵手设立了纪念展区，将他的骸骨（经科学处理后）与《航海手记》残卷、罗盘残片一同展出。开展当天，许多泉州海商后裔前来祭拜，一位老人抚摸着展区玻璃，哽咽道：“我们祖先的船，就是这样闯过印度洋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2024年5月，“海探七号”考古团队转战南京，在龙江船厂遗址展开发掘——这里是郑和船队的建造基地，也是宋代航海技术被继承并发扬的核心场所。程远站在船厂的船台遗址前，脚下的青石板上还残留着明代造船时的凿痕，手里捧着一本《龙江船厂志》，书中“造宝船，取宋船之坚，革宋船之缓”的记载，即将被考古发现验证。
“宋代海船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但航速较慢；郑和船队在继承船体结构的同时，对船型和推进系统进行了革新，”林珊指着船台旁的滑道遗迹，“我们这次要找的，就是明代船台与宋代船台的技术关联，看看郑和是如何在宋代基础上升级的。”
郑海峰的团队在船台西侧的废料坑中，发现了一组明代船用构件——一枚长约80厘米的铜钉和一块船板残件。铜钉的钉帽上刻着“永乐五年造”的字样，钉身的螺纹密度比宋代铜钉高出30%；船板残件的榫卯结构采用“燕尾式”拼接，比宋代的“鱼鳞式”更牢固，且表面涂有两层桐油，防水性能更优。“这就是技术继承与革新的直接证据，”郑海峰说，“铜钉螺纹加密，能让船板连接更紧密；榫卯结构改良，提升了船体抗风浪能力；双层桐油则延长了船体寿命，这些都是在宋代技术基础上的突破。”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船台东侧的考古探方中，发现了一座明代工匠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一本《造船图谱》，图谱中详细绘制了宋代海船与明代宝船的对比图，标注着“宋船宽深比1:2.5，明船宽深比1:3”“宋船用四桅，明船用五桅”等关键数据。“这本图谱太珍贵了！”方美怿兴奋地说，“宽深比优化，能让船型更适合远洋航行；增加桅杆数量，能提升航速——这些改良正是郑和船队航速远超宋代的关键，完美印证了《郑和航海图》中‘三十日抵木骨都束’的记载。”
南京考古研究所的老研究员王建国，带着一本祖传的《郑和造船手记》来到考古队。手记是明代龙江船厂工匠的后人所藏，里面记录了郑和亲自指导造船的场景：“永乐四年，和至船厂，见宋船模型，曰：‘船坚可学，速慢当改。’遂令工匠增一桅，改船型，试航时较宋船快三成。”
“这本手记填补了文献空白！”程远小心翼翼地翻阅，“它证明郑和不仅继承了宋代造船技术，还亲自参与技术革新，这种‘实践型’的继承，才是郑和船队成功的关键。”王建国笑着说：“我们家族世代相传，郑和是‘站在宋人肩膀上的航海家’，现在有了船台遗址、《造船图谱》和这本手记，终于能让更多人知道这段技术传承史了。”
2024年7月，“海探七号”再次启程，前往印度西南部的科泽科德——《岭外代答》中记载的“古里佛”，宋代亚非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也是郑和船队“发扬”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程远站在古里港的宋代贸易站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宋代青瓷碗残片，碗底的“泉州窑”款识与《岭外代答》中“宋船至古里，以瓷易胡椒”的记载相互印证。
“宋代亚非贸易是‘点式’的，以单个港口为中心；而郑和船队将这些‘点’连成‘网’，形成了覆盖亚非的贸易网络，”林珊展开宋代与明代古里港贸易范围对比图，“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宋代贸易站的遗迹，看看郑和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贸易规模的。”
郑海峰的团队在贸易站遗址的货栈区，发现了一处宋代陶瓷窖藏。窖藏中除了大量泉州窑青瓷、广州窑白瓷外，还有少量的阿拉伯玻璃器和印度象牙制品。“碳十四检测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集中在12世纪中期，”郑海峰说，“陶瓷与玻璃器、象牙的共存，证明宋代古里港已是亚非商品的集散地，为郑和后来建立‘朝贡贸易’网络奠定了基础。”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贸易站的石碑亭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宋代双语石碑。石碑的中文部分写着“绍兴十二年，泉州舶商于此设栈，通商互市”，阿拉伯文部分则记载了当地酋长与中国商人的贸易约定。“这是宋代亚非贸易的官方凭证！”方美怿说，“它证明宋代贸易已得到当地政权的认可，不是零散的民间交易，这种‘官方背书’的模式，被郑和船队继承并发展为‘朝贡贸易’。”
当地的科泽科德文化部门为了配合考古工作，举办了“宋代古里与中国”民俗展，展出了大量当地民众收藏的宋代陶瓷。一位名叫拉吉夫的老人，带着一件祖传的宋代青瓷瓶来到考古队：“这是我的祖先从中国商人手里换来的，瓶身上的花纹是印度的莲花，说明是专门为我们定制的。”
程远看着青瓷瓶上的中印合璧花纹，感慨道：“宋代贸易已经有了‘定制化’的雏形，而郑和船队则将这种文化融合推向极致，带去的瓷器上既有中国龙纹，也有当地的宗教图案。这种文化互鉴，正是贸易的最高境界。”
2024年9月，“海探七号”抵达东非桑给巴尔岛——《岭外代答》中记载的“层拔国”，宋代横渡印度洋航线的最南端，也是郑和船队“发扬”航线的重要节点。程远站在桑给巴尔的基尔瓦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宋代青瓷残片，残片上的“广州窑”款识与《岭外代答》中“层拔国产象牙、生金，宋船至，以瓷易之”的记载相互印证。
“宋代横渡航线虽然抵达了东非，但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摩加迪沙和桑给巴尔；而郑和船队则将航线延伸到了南非的厄加勒斯角，形成了完整的东非航线网络，”林珊展开宋代与明代东非航线对比图，“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宋代瓷片遗址，看看郑和是如何在宋代航线基础上扩大范围的。”
郑海峰的团队在基尔瓦遗址的住宅区，发现了大量的宋代陶瓷残片，其中包括泉州窑青瓷、越窑青瓷和广州窑白瓷，部分瓷片上还残留着使用痕迹。“碳十四检测显示，这些瓷片的年代集中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郑海峰说，“瓷片的分布范围很广，从贵族住宅到平民小屋都有，证明宋代瓷器已深入东非社会，为郑和后来的‘赏赐贸易’打下了文化基础。”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遗址的墓葬区，发现了一座宋代商人的古墓。墓中出土了一枚宋代“淳熙元宝”铜钱和一块刻有“张”字的木牌，铜钱的边缘还残留着阿拉伯文的刻痕。“这枚铜钱是宋代商人与阿拉伯商人交易的证据，”方美怿说，“阿拉伯文刻痕说明铜钱在东非和阿拉伯地区都能流通，这种‘货币互通’的模式，被郑和船队继承并发展为‘以物易物+货币交易’的双轨制。”
就在考古队准备对瓷片遗址进行系统性发掘时，三名盗墓者试图用洛阳铲盗挖墓葬区的文物。欧阳宗明立刻带领安保人员上前阻拦，与盗墓者发生肢体冲突。盗墓者见势不妙，丢下挖到的瓷片残片仓皇逃窜。
“这些盗墓者想把宋代瓷片走私到海外，”程远看着被追回的瓷片，气愤地说，“桑给巴尔的宋代瓷片是横渡航线延伸的关键证据，一旦流失，我们就无法完整还原宋代东非贸易的规模。”随后，考古队与当地警方合作，加强了遗址的安保巡逻，确保文物安全。
2024年12月，“从宋代到明代：中国横渡印度洋技术的继承与发扬”全球巡回展在泉州启动首站，随后将前往阿曼、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索马里、印度等国展出。展厅内，泉州湾“通远号”沉船的龙骨、南京龙江船厂的明代铜钉、印度古里的宋代双语石碑、桑给巴尔的宋代瓷片等文物，通过全息投影技术重现了中国横渡印度洋技术的演进历程，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学者和游客。
程远在首展开幕式上致辞：“2024年的联合考古，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郑和下西洋不是偶然的奇迹，而是建立在宋代航海者百年探索的基础上——从宋代的航标、罗盘、海船，到明代的牵星板、优化船型、贸易网络，每一步都是继承中的突破，发扬中的创新。这种‘站在前人肩膀上创新’的精神，是中国海洋文明的核心，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视频致辞中说：“中国考古人通过2024年的重大发现，还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传承链，证明了文明的进步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继承中发展的。这些文物不仅见证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更为当今世界的海洋合作提供了历史借鉴。”
展览期间，“亚非海洋考古联盟”正式成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阿曼国家博物馆、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等12个机构成为首批成员。联盟计划在2025-2030年开展“宋代至明代印度洋航线专项考古”，重点发掘南非厄加勒斯角的明代沉船、阿拉伯半岛的宋代贸易站等遗址，进一步还原中国横渡印度洋技术的完整传承脉络。
2024年的考古之旅虽已结束，但中国海洋文明“继承与发扬”的故事，还在继续——在亚非海域的每一块礁石下，在沉船的每一根龙骨中，在考古人的每一次发掘里，这段跨越千年的传承，正以崭新的方式，走向更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