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中旬，辰时的日头刚漫过紫禁城的角楼，永定门外已列开了十里长的仪仗。朱常洵勒着胯下“踏雪乌骓”的缰绳，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这匹从漠北贡来的良驹，是父皇万历特意赏他的，可此刻他看着那明黄伞盖下的“福”字旗，只觉得刺眼。
“王爷，时辰到了，该启行了。”王忠躬身回话，声音压得极低。这位老太监是万历特意派来的，说是“照料起居”，实则谁都清楚，是替宫里盯着这位刚定了封地的福王——国本之争闹了十五年，郑党一案让万历把最疼的三儿子打发去了广东就藩。
朱常洵没回头，目光还黏在远处宫墙的轮廓上。昨夜里乾清宫的烛火亮到三更，父皇拉着他的手，指腹磨着他腕上那只和田玉扳指——那是他满月时父皇给的。“洵儿，别怨父皇。”万历的声音比往常沙哑，“广东不是苦寒地，是‘天子南库’，有珠池、有市舶、有稻田。你去了，别学那些个藩王只知收租享乐，得替朕看着——劝课农桑，让百姓有饭吃；盯着那些税监，别让他们把地方刮空了。”
“劝课农桑”四个字，像块石头砸在朱常洵心里。他自小在宫里养尊处优，见惯了御花园的牡丹、文华殿的字画，哪懂什么农桑？可父皇说这话时，眼神里的疲惫不像装的——他虽不管朝政，却也听母妃郑贵妃提过，这些年矿监税使闹得凶，江南、山东都有民变，广东的李凤更是臭名昭着。
“走吧。”朱常洵终于扯了扯缰绳，乌骓踏起蹄子，溅起地上的霜花。仪仗队跟着动起来，锣声、鼓声敲得震天响，可他总觉得那声音闷得慌，像堵在胸口的气。随行的除了太监，，还有三百名锦衣卫、二十名翰林院编修——说是“辅佐政务”，倒更像监视。母妃特意派来的表哥郑养性，正骑着马跟在侧后方，时不时递来个“安心”的眼神，可朱常洵只觉得烦躁：母族的势力再大或再小，能拦得住他离京的路吗？
黄河岸的哭声：初遇人间苦
出京三日，仪仗行至黄河渡口。十月的黄河已褪去汛期的汹涌，水色浑浊，岸边的芦苇荡白花花一片，风一吹就发出“沙沙”的响，像有人在哭。
朱常洵掀开车帘，刚探出头就被一股腥气呛得皱眉——不是宫里熏香的味道，是水腥、土腥，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他顺着陈矩指的方向看去，渡口边的土坡下，挤着几十号衣衫褴褛的人，男女老少都有，怀里抱着破碗、烂席子，有的靠在树干上咳嗽，有的蹲在地上啃着发黑的窝头。
“那是河南来的灾民，”随行太监低声解释，“今年夏天黄河决了口，淹了开封府三县，官府赈灾的粮被层层克扣，他们只能往南逃，想投奔广东的亲友——听说广东有饭吃。”
朱常洵的目光落在一个老妇身上。她头发全白了，裹着件露出棉絮的破棉袄，怀里抱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孩子脸黄肌瘦，嘴唇干裂，正扯着老妇的衣角要水喝。老妇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个小陶罐，倒了半天只滴下几滴浑浊的水，孩子“哇”地就哭了。
就在这时，远处来了几个穿皂衣的差役，手里拿着鞭子，嘴里骂骂咧咧：“滚滚滚！这是福王殿下的渡口，哪容得你们这些叫花子待着！”说着就扬鞭往人群里抽。老妇吓得赶紧把孩子护在怀里，踉跄着往后退，脚下一滑，连人带孩子摔在泥里。
“住手！”朱常洵几乎是脱口而出。他自己都愣了——往日在宫里，见了宫监打骂小太监，他从不多管，可此刻看着老妇怀里孩子的眼泪，他竟没忍住。
差役们见是福王的车驾，吓得赶紧跪下来磕头：“小的不知王爷在此，死罪死罪！”
朱常洵掀开车门的踏板，刚要下车，郑养性就骑马赶了过来，凑到他耳边：“王爷别管闲事。这些灾民都是‘贱籍’，管了也没用，还落个‘干政’的名声——父皇让您去广东就藩，可不是让您管河南的事。”
朱常洵的脚停在半空。他看着泥里的老妇慢慢爬起来，抱着孩子，不敢哭出声，只是一个劲地给差役磕头，然后拉着孩子，一瘸一拐地往芦苇荡里走，那背影单薄得像片要被风吹走的叶子。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这就是父皇说的“百姓”？这就是他要“劝课农桑”的对象？可他连护着他们不挨鞭子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劝农”？
那天晚上，仪仗在渡口边的驿站歇脚。朱常洵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想起老妇怀里孩子的脸。王忠端来安神汤，见他醒着，就叹了口气：“王爷，您今日心善，可这天下的灾民，不是您管得过来的。老奴在宫里三十年，见多了——陕西的旱灾、江南的水灾，哪次不是死一片人？陛下心里也疼，可税监要供内库，藩王要供俸禄，官府要填亏空，哪有闲钱赈灾？”
“税监……”朱常洵猛地坐起来，“父皇说，让我盯着广东的税监，别让他们刮空了地方。广东的百姓，也像这样苦吗？”
王忠端着汤碗的手顿了顿，低声道：“广东比河南好点，可也没好多少。李凤在广东十年，珠池里的珠民，采不到珠就要被打；市舶司的商人，交不起税就被抄家；连山里的矿工，挖不到矿银，就被税监的人拖去填矿洞……如今李凤病了，换了个阮昇来，听说比李凤还狠。”.
朱常洵没再说话，只是望着窗外的黄河。夜色里，河水“哗哗”地流，像无数人的哭声。他第一次觉得，离京时的不甘心，竟掺了点别的东西——不是怨，是慌。他以为就藩广东是“流放”，可此刻才明白，父皇把他派去，或许不是真的要他“享乐”，而是要他看看，这大明的江山，早已不是宫里那片歌舞升平的样子。
江南岸的私船：母族的阴影
行至江南时，已是十月下旬。比起北方的萧瑟，江南的秋要温润些，运河两岸的稻田金黄一片，漕船往来如梭，帆影映在水里，倒有几分“鱼米之乡”的样子。
朱常洵的仪仗走的是漕运官道，沿途的知府、知县都来接驾，送来的礼品堆了半车——绫罗绸缎、茶叶瓷器、新鲜的鱼虾，还有地方乡绅凑的“贺礼”，装在描金的匣子里，一看就沉甸甸的。
“王爷，这是苏州知府送的‘洞庭碧螺春’，今年的新茶；那是松江知府送的‘云纹锦’，宫里娘娘都爱用这个。”郑养性指挥着随从收礼，脸上堆着笑，“还是江南富庶，不像河南那样穷酸。等咱们到了广东，珠池里的南珠、市舶司的香料，比这些还好呢！”
朱常洵没接话，只是盯着运河里的一艘大船。那船比寻常漕船大两倍，船身上没挂官府的旗号，却有几个穿锦衣的人站在船头，手里拿着鞭子，正呵斥着纤夫。纤夫们赤着脚，腰弯得像弓，汗珠子顺着脊梁往下淌，船尾却堆着十几个大箱子，封条上印着“郑府”两个字——那是母妃娘家的字号。
“那船是……”朱常洵指着大船问。
郑养性脸上的笑僵了一下，赶紧道：“是……是家里的商船，运点丝绸去广州贩卖，正好顺路。”
“顺路？”朱常洵挑眉，“漕运官道是供官府、藩王通行的，什么时候能走私船了？那些箱子里，装的真是丝绸？”
郑养性的脸色变了变，凑过来压低声音：“王爷别较真。家里在江南有十几处织坊，靠漕运运货方便——再说，沿途的税关都是自己人，不用交税。您到了广东，要建藩王府、要养随从，哪样不要钱？家里帮您多挣点，不是坏事。”
朱常洵看着那艘大船缓缓驶过，纤夫的号子声里带着哭腔，而船头那些“郑府”的人，正摇着扇子说笑。他突然想起母妃临行前的话：“洵儿，到了广东，别怕，有母家在，没人敢欺负你。”原来母家的“势威”，就是这样来的——占着官府的道，不交税，欺负纤夫，和那些横征暴敛的税监，又有什么区别？
那天下午，驿站里来了个小太监，说是从京城来的，给福王送“家信”。朱常洵拆开一看，不是母妃写的，是小侄女明慧郡王的手笔——明慧是太子朱常洛的二女儿，才3岁，却比宫里的皇子们都胆大，竟然敢请旨赴山东赈灾，如今还逼得他母家势威，自己也不得不就藩广东，听说他能来此地也是她的手笔。
信上的字歪歪扭扭，却写得直白：“三叔，你去广东，要是遇到欺负人的税监，别像太子爹爹那样怕事，要管！”
朱常洵捏着信纸，指腹蹭过“别像太子爹爹那样怕事”几个字。太子朱常洛懦弱，宫里谁都知道，可明慧一个3岁的小姑娘，却敢跟矿监叫板。他想起黄河边的老妇、运河上的纤夫，又想起郑养性说的“家里帮你多挣点”——他一边怨父皇把他打发去广东，一边又依赖母族的势力，可真遇到事，竟不如一个小侄女有勇气。
“王爷，该启行了。”王忠进来回话，见他手里捏着信纸，就道，“是明慧郡王的信吧？郡主仁善，敢跟税监吵嘴，说他们‘是蛀虫，啃大明的江山’。”
“蛀虫……”朱常洵低声重复着这两个字。他看着窗外江南的稻田，金黄一片，可他知道，这金黄下面，藏着多少被盘剥的百姓。他突然觉得迷茫——他去广东，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做个靠母族势力、收租享乐的藩王？还是做个父皇说的“劝课农桑”的王爷？可他连自己母族的私船都管不了，又怎么管得了广东的税监？
岭南道的瘴气：初窥广东乱
今日，仪仗终于进入岭南地界。刚过梅岭关，朱常洵就觉得一股湿热的气扑面而来，黏在皮肤上，闷得人喘不过气。路边的树木也换了样子，不是北方的松柏，是高大的榕树，气根垂下来，像无数条鞭子，还有些叫不上名的花，红得刺眼，却闻不到香味，只有一股淡淡的土腥气——陈矩说，那是“瘴气”，山里多见，外地人闻多了会生病。
“王爷，前面就是韶州府了，再走五日，就能到广州。”王忠指着前方的城池，“韶州有天主教的教堂，利玛窦神父当年就在这传教，如今还有几个洋和尚在这，靠修钟表、算历法吸引士绅。”
朱常洵没兴趣看教堂，他的目光被路边的几个矿工吸引了。他们穿着破烂的短褂，腿上、手上都是伤口，有的还流着血，正背着沉甸甸的矿石，往山脚下走。领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走一步晃一下，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歌词却听得人心酸：“挖矿石，填税银，挖不到，死个人；矿监笑，矿工哭，哪有天理，哪有王法……”
“他们是挖什么矿的？”朱常洵问。
“是银矿，”随行的韶州知府赶紧回话，“韶州山里有银矿，万历二十五年就开了，归税监管。矿工都是附近的百姓，按‘班’算，一班要挖够五十两银矿，挖不够就没饭吃，还要挨鞭子。”
“五十两？”朱常洵皱眉，“这么重的量，他们一天能挖够吗？”
知府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回王爷，难……有的矿工挖了三天都凑不够，就被税监的人……拖去矿洞里‘填洞’，说是‘祭矿神’。上个月，就有七个矿工没回来。”
朱常洵的心猛地一沉。他想起父皇说的“盯着税监”，想起明慧信里的“管管他们”，可此刻他站在路边，看着那些矿工蹒跚的背影，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是福王，是父皇钦封的藩王，可他连阻止税监杀人的权力都没有——税监是父皇派的，直接对内库负责，地方官管不了，他一个刚到岭南的藩王，又能管得了什么？
往前走了没几里，就看到路边围了一群人。朱常洵让随从去看，回来的人说，是税监的人在收“鱼税”。几个渔民刚从江里打了鱼，还没上岸，就被十几个穿黑衣的人拦住，说“按规矩，每斤鱼要交三文税”，渔民说“昨天还是两文，怎么今天就涨了”，黑衣人头子就一脚把鱼篓踢翻，鱼撒了一地，还把渔民的渔网扯破了，骂道：“少废话！阮公公说了，鱼税涨了，不交就把你船砸了，人抓起来！”
渔民跪在地上，抱着黑衣人的腿哭：“大人行行好，就这点鱼，是我家祖孙三代的活命钱，交了税，我们就没饭吃了！”
黑衣人头子不耐烦，抬脚就往渔民胸口踹：“活命钱？阮公公的俸禄，王爷的藩王府，哪样不要钱？你的活命钱，算个屁！”
“住口！”朱常洵再也忍不住，翻身下马，快步走过去。黑衣人们见是福王，吓得赶紧跪下来，头磕得“咚咚”响：“小的不知王爷在此，死罪死罪！”
朱常洵没看他们，蹲下来，帮渔民捡地上的鱼。鱼还活着，在他手里蹦跶，带着江水的湿冷。渔民愣了，赶紧爬起来，也跟着捡，一边捡一边哭：“王爷……王爷您是活菩萨啊……”
“鱼税为什么涨了？”朱常洵问黑衣人头子，声音冷得像冰。
黑衣人头子哆嗦着回话：“是……是阮公公说，王爷要到广州了，要建藩王府，需得多征点税，给王爷……添点‘贺礼’。”
“贺礼？”朱常洵冷笑一声，“用渔民的活命钱当贺礼，你觉得本王会要？”他转头对知府说，“把这些人抓起来，交给顺天府问罪。鱼税按旧例收，谁敢再乱涨，本王饶不了他！”
知府吓得脸都白了，赶紧点头：“是是是，臣这就办！”
黑衣人们慌了，赶紧磕头求饶：“王爷饶命！是阮公公让我们干的，我们不敢了！”
朱常洵没再看他们，只是帮渔民把鱼装进篓里，又让随从拿了五两银子，递给渔民：“拿去，买张新渔网，再买点粮食。”
渔民接过银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朱常洵连连磕头，额头都磕出了血：“谢王爷！谢王爷救命之恩！”
朱常洵扶起他，想说“不用谢”，可话到嘴边，却觉得堵得慌。他救了这几个渔民，可韶州、广州还有多少这样的渔民、矿工、渔民？他能救一个，能救所有吗？阮昇是税监，背后是父皇的内库，他今天抓了这几个小喽啰，阮昇会不会报复？母族会不会怪他“多事”？
那天晚上，朱常洵在韶州驿站的院子里站了半宿。岭南的夜晚没有北方冷，可他却觉得浑身发凉。他想起离京时的不甘心——那时他怨的是“不能留在京城”，可现在他怨的是自己“没用”；他想起江南时的迷茫——那时他迷茫的是“该做什么”，可现在他迷茫的是“能做什么”。他第一次意识到，父皇把他派来广东，不是“流放”，是给了他一个选择——是做个浑浑噩噩的藩王，还是做个真正能为百姓做点事的王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