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的初稿被王守礼主任毫不留情地退回，如同一盆冰水，将李腾初来时的些许兴奋与自信浇得透心凉。他独自在办公室里对着那份布满红笔印记的稿子坐到深夜，窗外山镇的夜寂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失败的苦涩啃噬着他，但更强烈的是一种不甘和倔强。他反复咀嚼着王主任那句“在机关，文字工作不仅仅是文采，更是责任”，开始强迫自己摒弃学生式的思维，尝试以一名基层工作者的视角，去重构那场会议的核心脉络。
他不再追求记录的“全面”，而是努力回忆每个领导发言时最强调、其他与会者最关注的点。他将那些模糊的方言词汇根据上下文反复揣摩，将跳跃的话题尝试归类到不同的工作板块下。遇到实在不确定的地方，他破天荒地主动去请教了正准备休息的张小斌。张小斌虽然年轻，但毕竟多待了一年，对镇里的人和事熟悉不少，他提供的零碎信息，如同关键拼图，帮助李腾理清了不少迷雾。 第二稿完成时，已是凌晨。他将稿子交给张小斌把关。张小斌看得很仔细，指出了几处对本地情况理解有偏差的地方，又帮他润色了几句过于书面化的表达。“这下像点样子了，”张小斌打着哈欠评价道，“至少王主任不会再说你写的是小说了。”
第二天，李腾怀着更加忐忑的心情将第二稿交给王守礼。王主任依旧看得很慢，眉头时而紧蹙，时而舒展。良久，他放下稿子，只简单说了一句：“放这儿吧，我再看一下。”没有表扬，但也没有否定。李腾知道，这或许就是基层工作中最常见的“通过”方式——沉默，意味着尚可接受，仍需努力。 就在他以为今天又将是在誊抄文件和打扫卫生中度过时，王守礼接了一个电话后，对他吩咐道：“李腾，县里刚发来一个紧急通知，是关于后天全县卫生大检查的，要求传达到各村。你马上给各村村部分别打电话通知一遍，确保村长或支书接到通知，做好迎检准备。名单和电话号码在那边柜子第一个抽屉里。”
“打电话通知？”李腾心里微微一松，这听起来比写会议纪要简单多了。他应了一声，立刻去找到那个贴着各村联系方式的旧笔记本，翻开一看，上面用圆珠笔或钢笔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村名、负责人姓名和一串串电话号码，字迹各异，有些已经模糊。 他坐回自己的座位，拿起桌上那部老旧的摇把式电话机。黑色的胶木外壳油光发亮，显然是经过了长年累月的使用。他深吸一口气，按照笔记本上的顺序，首先拨通了距离镇政府最近的石鼓村的号码。 “喂？喂？找哪个？”电话接通了，那边传来一个粗犷而带着浓重乡音的中年男声，背景音里还有鸡鸭的叫声。 “您好，我这里是青林镇政府党政办，我姓李。”李腾尽量让自己的普通话清晰、语速放慢，“找一下石鼓村的村长王富贵同志。” “我就是！啥子事嘛？”对方的嗓门很大，震得听筒嗡嗡响。 “王村长您好。县里后天要组织卫生大检查，要求各村立刻行动起来，打扫村道，清理垃圾死角，特别是要注重农户庭院内的卫生，希望村里高度重视，提前做好准备……”
“卫生检查？”王富贵打断了他，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耐烦，“晓得了晓得了！一天到晚就是检查！地里活路都忙不完，哪个有闲工夫天天打扫卫生嘛！行了行了，知道了！” 不等李腾再强调重要性，那边已经“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忙音，李腾拿着电话，愣了好一会儿。他准备好的、关于检查标准和奖惩措施的说辞，一句都没用上。对方那种敷衍甚至抵触的态度，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他定了定神，继续拨打下一个村——柳源村的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个女声，听起来年轻些，但口音同样很重。 “喂？柳源村部。” “您好，这里是青林镇政府党政办，我姓李。请问支书李长根在吗？” “李支书下田去了，没在哦。你是镇政府的？有啥子事跟我说嘛，我是村上的会计。” “好的。是关于后天县里卫生大检查的通知，要求村里……” “卫生检查啊？”女会计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哎呀，我们村路烂得很，一下雨全是泥巴，咋个打扫嘛？还有啊，家家户户猪圈鸡圈都在院子里，那个味道，咋个搞嘛？光叫我们打扫，镇里能不能拨点钱，先把路修一修嘛？” 李腾被她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些发懵，只能硬着头皮重复通知精神：“这个……具体困难村里可以先克服一下，检查是全县统一的，很重要……” “晓得了晓得了，等支书回来我跟他说。”女会计似乎也失去了耐心，匆匆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几个电话，情况大同小异。有的村部电话响了很久无人接听；有的接电话的人说不清楚村长支书去向；有的则像石鼓村一样，抱怨连连，敷衍了事；还有的听力似乎不太好，李腾需要反复大声重复好几遍，对方才似懂非懂地“哦”两声。最让李腾哭笑不得的是打给最偏远的坳头村时，接电话的老汉用他几乎完全听不懂的土话絮絮叨叨说了半天，他连猜带蒙，才勉强听懂对方是在问他是谁家的娃，怎么声音这么陌生。
一番电话打下来，李腾只觉得口干舌燥，身心俱疲。笔记本上记录的通知情况五花八门，真正明确表示收到并会落实的，寥寥无几。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他看来清晰明确的上级指令，到了村里，却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被各种各样的现实困难、消极情绪和沟通障碍消解于无形。这与他想象中的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相差何止千里。 他沮丧地向王守礼汇报了通知情况，重点提到了几个村的抱怨和困难。 王守礼听完，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只是“嗯”了一声，放下手中的笔，看着李腾：“怎么？觉得工作难做了？” 李腾低下头，没有否认。
“基层工作，就是这样。”王守礼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实，“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政策，最终都要落到村里，落到每家每户。村里有村里的难处，农民有农民的辛苦。光靠电话里发号施令，是行不通的。” 他指了指窗外：“你看着这青林镇，觉得它小，觉得它偏。可下面十几个村，散落在这些山坳坳里，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村靠近镇子，条件好些；有的村在深山，路都不通，去一趟要走大半天。村里的干部，也不是脱产干部，他们自己家里也有地要种，有牲口要喂。理解他们的难处，工作才能开展下去。” 李腾若有所思。王主任的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另一扇理解基层的窗口。他不再仅仅将村里的抵触视为消极怠工，开始尝试去理解其背后的现实逻辑。 “那……王主任，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李腾虚心求教。 “电话通知，是第一步，是程序。”王守礼说道，“重要的是后续的跟进和督促。等会儿，你骑上自行车，去一趟石鼓村和柳源村，这两个村离得近，情况你也熟悉了。当面再跟王富贵和李长根强调一下，看看他们具体有什么困难，能协调解决的，尽量帮他们想想办法。光在电话里说，他们不把你当回事。”
“骑自行车去？”李腾有些愕然。他没想到，一个电话通知，竟然还需要后续的实地督促。 “不然呢？”王守礼看了他一眼，“你以为在乡镇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写写材料？下村入户，是家常便饭。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李腾不再多说，点了点头。他走到院子角落的车棚，那里停着几辆公用的二八大杠自行车，都显得颇为老旧。他挑了一辆看上去车况稍好的，试了试刹车和铃铛，还算能用。 推着自行车走出镇政府大院，踏上那条通往石鼓村的黄土路。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路面被晒得发烫，自行车轮轧过，扬起细细的烟尘。这是他来到青林镇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下村”。不同于坐在车里经过，骑在自行车上，他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路的崎岖、阳光的毒辣，以及山野间吹来的、带着草木和泥土气息的风。 路两边是连绵的稻田，绿油油的禾苗在阳光下泛着光。远处是起伏的山峦，墨绿深沉。偶尔有扛着锄头的农民从田埂上走过，好奇地打量着他这个推着自行车、穿着白衬衫的陌生年轻人。李腾的心境，在蹬踏自行车的过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办公室里的挫败感和压抑感，似乎被这旷野的风吹散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走向真实世界的、略带忐忑的新奇感。 他想起周大海说的“眼要亮，手要勤”。
此刻，他对这“勤”字，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它不仅是脑勤，更是腿勤。想要真正了解青林镇，了解这里的乡村和百姓，光坐在办公室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用双脚去丈量这片土地。 他用力蹬着脚踏板，自行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载着他，晃晃悠悠地，驶向了青林镇政治版图上那些最基本的、也是最充满挑战的单元——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