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杰站起身，面向常务副主任，微微欠身，语气不卑不亢的回复：“主任好，我是林杰，刚借调到长期政策研究组。感谢领导给我这个机会。”
他略一停顿，看了一眼在场众人，继续说：“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和同仁的发言，很受启发。关于高值耗材集采，我在江东工作时确实有一些体会。集采降价效果显着，但落地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是部分医院存在替代使用现象，集采中标产品进了目录，但医生在临床中仍倾向于使用价格更高的非中标产品，或者功能类似但未纳入集采的新产品，导致集采结果执行打折扣。二是某些品规集采后，出现供应紧张甚至断供的情况，影响了临床治疗。三是伴随服务，比如手术跟台、技术支持等，如何与产品剥离，进行规范定价和考核，也需要细化规则。”
他一条一条列举的都是基层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
会场里有人微微点头，有人若有所思。
“我认为，下一步除了继续扩大集采范围，更要强化执行监管和配套措施。比如，利用医保智能审核系统，监测医疗机构耗材使用结构变化，对异常情况及时预警干预；建立生产企业应急储备和供应保障考核机制；同时，要加快推进按病种付费等支付方式改革，从机制上减少医院对耗材收入的依赖。”
他没有长篇大论，点到即止，最后说道：“这些都是我个人在地方工作时的一些粗浅观察，不一定全面，仅供各位领导同事参考。”
说完，他平静地坐下。
常务副主任脸上依旧带着微笑，点了点头：“很好，林杰同志讲的都是实打实的问题，有情况，有思考。看来刘局把你从江东请来，是请对了人嘛！我们的政策研究，就是要接地气，不能闭门造车。”他目光转向众人，“大家都听到了吧？以后制定政策，要多想想在下面怎么落地。”
他又鼓励了林杰两句，便和田福军一起离开了会议室。
会议结束后，几个人围过来跟林杰打招呼。
“林组长，刚才讲得不错，很实在！”
“是啊，那个替代使用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确实头疼。”
态度比之前热络了不少。
林杰一一客气回应，但他心里清楚，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缓和。
真正核心的信息和资源，不会因为一次发言就对他敞开。
回到办公室，沈清源还坐在老位置看报，头也没抬，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会开完了？”他慢悠悠地问。
“开完了。”林杰回答。
“嗯。”沈清源不再说话。
林杰走到文件柜前，继续上午未完成的整理工作。
他打开一个新的柜子，里面堆放的是一些更早期的文件，主要是关于医药价格政策改革的，时间跨度将近十年。灰尘更大，纸张更显陈旧。
他一份份地取出来，拂去灰尘，按年份和主题分类。
药品政府定价与市场调节价的演变、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的历次记录、各种加成政策的兴废……一部中国医药价格改革的简史，就在这泛黄的纸页间徐徐展开。
这工作极其枯燥，需要极大的耐心。
但林杰做得一丝不苟。
他发现，沈清源虽然看似不闻不问，但每当他整理到某个关键节点或争议较大的政策文件时，老者偶尔会看似无意地点评一两句，或者指出旁边某份与之相关的讨论纪要或内部报告。
“那个……对，就那份，关于取消药品加成的补充说明，你看看后面附的几家大型医院院长的联名反对意见书。”沈清源端着茶杯，貌似随意地说了一句。
林杰找出那份文件，果然在后面看到了当时几位颇具影响力的院长联名写给相关部委的信，措辞激烈，认为一刀切取消加成将导致医院运行困难，损害医务人员积极性。
“当时闹得挺凶，”沈清源抿了口茶，“后来还是顶住压力推行了。不过，也留了些口子，比如中药饮片、制剂室什么的。”
林杰默默记下。
他发现，很多如今看来理所当然的政策，当年都经历了艰难的博弈和妥协。
而这些博弈的细节和各方力量的角逐，往往隐藏在正式文件之外的材料里。
接下来的几天，林杰几乎把所有工作时间都投入到整理这些故纸堆中。
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信息，不断在脑中构建医药价格政策变迁的脉络图。
哪些政策成功了，哪些失败了，为什么？
哪些利益集团被触动了，他们如何反应？
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哪些关键的争论点？
他发现，有些政策文件的废止理由写得含糊不清，只是笼统地写着“适应改革发展需要”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而与之对应的，往往能在沈清源“无意”指点的其他材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是某份内部调研报告指出了该政策带来的严重负面效应，可能是某个权威专家的强烈质疑，也可能是……来自地方或某些行业协会巨大的游说压力。
这天下午，他整理到一批约七八年前，关于规范“药事服务费”的文件。
当时试图设立独立的药事服务费，以补偿医院药学服务成本，逐步淡化药品加成。
但这份政策最终未能全面推开，几年后悄然废止，被更综合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所取代。
正式废止的文件理由依旧是“根据医改整体进程和实际情况优化调整”。
林杰微微皱眉，他觉得这个理由过于笼统。
他想起沈清源之前提到过，当时反对声音很大。
他在文件堆里翻找，终于找到了一份当时某次内部研讨会的纪要复印件。
纪要记录得很简略，但其中一位来自某经济发达省份卫生部门代表的发言，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位代表激烈反对单独设立药事服务费，认为这“操作复杂，难以监管，且可能成为新的乱收费借口”，并强调“我省部分大型医院已探索通过调整诊疗费、手术费等其他服务价格进行内部补偿，效果良好，建议予以借鉴推广”。
这段话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林杰注意到，这位代表在发言中，反复提及“我省部分大型医院”，并极力推崇他们的“内部补偿”模式。
他放下纪要，又去翻找当时支持设立药事服务费一方的调研报告。
报告中提到，前期试点发现，设立药事服务费对促进合理用药、体现药师劳动价值有积极作用，但确实面临来自部分大型医院的阻力，这些医院更倾向于维持原有的、与药品销售挂钩的补偿模式。
一个模糊的念头在林杰脑中闪过。
他立刻起身，走到另外一个文件柜，那里存放着一些更零散的、关于各地医改试点情况汇报的材料。
他根据时间节点，仔细查找那个经济发达省份，特别是其中几家标志性大型医院，在那段时间前后的相关汇报和总结。
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他终于在一份该省报送的、关于“探索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经验材料中，看到了端倪。
材料中，那几家被反复提及的医院，被描述为“勇于探索”、“内部管理精细化的典范”，而它们所谓的“内部补偿”模式，核心就是通过大幅提高手术费、诊疗费等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来弥补取消药品加成后的收入缺口，并且取得了“医院收入不降反升，医务人员积极性高涨”的“良好效果”。
他坐回座位，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纸上画了起来。
他画出了那条政策线：试图设立药事服务费、遭遇部分大型医院强烈反对、政策受阻未能全面推开、该省推崇的“内部补偿”模式、被部分采纳、药事服务费政策悄然废止。
他又联想到当前正在推进的dRG付费改革，其核心原则之一就是“打包付费”，将药品、耗材、检查、服务等费用打包，促使医院主动控制成本，获取结余收益。
这与当年那些大型医院反对药事服务费、推崇通过提高手术费等项目价格来补偿的逻辑，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矛盾？
当年那些极力反对药事服务费、成功推动了政策转向的大型医院，如今面对旨在控制医疗总费用、削弱单个服务项目定价权的dRG改革，又会是怎样的态度？
他感觉自己似乎触摸到了什么。
这些沉寂多年的档案，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条若隐若现的利益链条，跨越了时间，仍然在暗中影响着当下的改革进程。
他需要更多的证据，更清晰的逻辑。
他抬起头，看向对面依旧在看报纸的沈清源，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沈组长，关于当年药事服务费政策废止前后的具体情况，您还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资料？比如，当时主要反对者的具体理由，或者……后续那些推崇‘内部补偿’模式的医院，他们的具体运营数据和效果评估？”
沈清源缓缓放下报纸，透过老花镜看着他，似乎能穿透人心。
他沉默了几秒钟，才慢悠悠地开口：
“更详细的资料？有倒是有一些……”
他小声的说：
“不过，小林啊，有些陈年旧账，翻起来……可是会沾上一身灰的。你确定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