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清白
周文达这个名字，像一颗投入死水微澜的石子，在暗流涌动的筛查工作中激起了新的涟漪。所有无形的压力与审视的目光，开始悄无声息地向这个沉默寡言的文书汇聚。
陆明远的指令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着，如同几张无形的大网，从不同方向罩向目标。
江静云利用档案管理的便利，调取了大量经周文达之手处理过的文件副本——会议记录、抄送通知、甚至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草稿。她将自己关在通讯科里一间僻静的资料室，台灯昏黄的光线照亮铺满桌面的纸张。她像一个严谨的字画鉴定师，手持放大镜，逐字逐句地比对。那些横、竖、撇、捺，在放大镜下呈现出纤维的走向和墨水的浓淡。起初，那些差异依旧细微难辨，但随着样本的增加，一种模式逐渐浮现：在需要快速书写或心神稍懈时，周文达的笔迹会在某些特定字的连笔和收锋处，流露出一种与日常规范书写略有不同的、更为潦草随意的习惯。而那份引起怀疑的会议签到记录，恰恰符合这种“放松状态”下的笔迹特征。
“不是模仿，是他自己的字。”江静云得出了初步结论，向陆明远汇报时，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放松，但随即又凝重起来，“但这只能说明签到记录很可能确实是他本人所写，无法解释其背后的动机，也无法洗脱他其他的嫌疑。”
赵致远那边的进展则更为迂回。他通过内部渠道和一些社会关系，勾勒出周文达的生活轮廓：一个近乎单调乏味的人生。住在南院门附近一处老旧的大杂院里，家中有一位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妻子在街道办的生产组做些零活，两个孩子还在上学。经济拮据，但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周文达本人除了上班，几乎没有任何社交娱乐，最大的开销似乎是每月固定去旧书摊淘换几本便宜的旧书，尤爱史籍。邻居们对他的评价多是“老实”、“孝顺”、“话不多”。最近，他家的日子似乎比往常更紧巴了些，据他妻子无意中抱怨，是因为婆婆的药钱又涨了。
“经济压力是存在的，但属于普遍现象。”赵致远分析道，“目前没有发现他与可疑人员往来的证据。当然，不排除接触方式极其隐秘。”
雷万山安排的人，像影子一样跟了周文达两天。反馈回来的信息印证了赵致远的调查：家、单位、旧书摊、偶尔去的药铺，四点一线。周文达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反跟踪意识，或者说，是底层小人物在乱世中求存的本能警惕。他会突然在街角驻足系鞋带，会利用橱窗玻璃观察身后，但手法生疏，更像是一种下意识的防备，而非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务行为。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在旧书摊与摊主有过一次时间稍长的交谈，但经过核实，内容仅仅是讨价还价和讨论一本《资治通鉴》的版本问题。
所有的线索似乎都指向一个结论：周文达只是一个被生活重压、性格内向谨慎的普通小职员。那个笔迹差异，更像是在特定压力或心境下的自然波动。他那点可怜的权限和简单到几乎透明的生活圈，似乎根本无法支撑起“内鬼”这个沉重的罪名。
压力，转而来到了陆明远和负责筛查的几人身上。
如果周文达是清白的，那么筛查的方向就完全错了。真正的漏洞在哪里？难道真是他们过于疑神疑鬼，被一个不存在的“内鬼”牵着鼻子走，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搞得内部人心惶惶？
一种无形的挫败感和更深的焦虑开始弥漫。吴忠友那边，因为筛查没有实质性进展，他的精神状态依旧不稳定，对周遭环境的过度敏感有增无减。
必须有一个决断。
陆明远在经过一夜未眠的深思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周文达进行一次有限的、可控的正面接触。不是逮捕审讯，而是一次看似例行公事，实则暗藏机锋的谈话。他要亲自掂量一下这个人。
地点选在了王科长管辖下的公安局一间普通办公室，时间定在周文达下班后。由王科长以“配合了解近期一些文件流转情况”为由，将他请来。陆明远则坐在单向玻璃后面，观察着一切。
周文达被带进来时，脸色有些苍白，双手不自觉地攥着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下摆，眼神低垂，带着小人物见到官家人时固有的畏惧。
王科长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语气平和地询问了一些关于文件归档、传递时效等琐碎问题。周文达的回答磕磕绊绊，但逻辑清晰，与他文书工作的内容相符。
随着谈话的进行，在王科长看似无意地提及“最近工作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否觉得有人特别关注某些文件”时，陆明远敏锐地捕捉到，周文达的瞳孔会有瞬间的收缩，呼吸也会微不可察地急促一分。那不是罪行被揭穿的恐惧，更像是一种深切的、无法言说的忧虑。
终于，在王科长巧妙地施加了一些心理压力，暗示组织掌握了一些情况，希望他主动说明时，周文达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没有承认任何泄密行为，而是突然哽咽起来，然后像倒豆子一样，说出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原来，他前段时间因为母亲病情加重，急需用钱，在极度困窘之下，利用工作之便，偷偷抄录了几份无关紧要的、即将销毁的过期会议纪要的片段，内容涉及一些日常行政事务，卖给了一个自称是“香港报社通讯员”的人，换取了少量现金。对方承诺这只是用于“了解大陆基层治理情况”，并威胁他如果声张，就告发他“窃卖国家机密”。从此，他生活在巨大的恐惧和愧疚之中，每次看到公安人员或听到内部审查的风声，都以为是东窗事发。他那反常的警惕，正是源于这种做贼心虚的恐惧。
“我……我就是贪了那点钱，给我娘买药……我一个字都没敢说队伍里的事，没说吴馆员的事啊！那些东西，真的都是没用的废纸……”周文达涕泪交加，几乎要跪下来。
单向玻璃后，陆明远缓缓靠向椅背，闭上了眼睛。
一场兴师动众、耗费心力的内部筛查，揪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为尽孝道而犯了小错、被外部势力利用了的可怜虫。
周文达被带下去，暂时控制起来。他的行为固然违纪，需要受到处理，但与“内鬼”相去甚远。
王科长走进观察室，脸上表情复杂，既有如释重负，也有深深的无奈：“看来，是我们找错方向了。”
陆明远睁开眼，目光锐利依旧，却深藏着疲惫。“方向或许错了，但警惕没有错。”他沉声道，“周文达的行为，恰恰证明了敌人无孔不入，证明了我们内部管理制度存在漏洞。这件事，要严肃处理，也要以此为契机，完善制度。”
然而，一个更沉重的问题，如同幽灵般盘旋在房间上空，也萦绕在每一个知晓内情的人心头：
周文达是清白了。
可那个真正可能存在的、知晓核心机密的“内鬼”，或者说，那个导致吴忠友遇险、行动屡次受挫的真正原因，又在哪里？
筛查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而经过这番折腾，工作组内部那原本就脆弱的信任，是否还能经受得住下一次风浪？当“清白”的结论无法带来安宁，反而指向更深的迷惘时，一种更深沉的不安，正在悄然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