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三年春，长安城外的藉田里，唐玄宗李隆基扶着犁耙，在文武百官的注视下，有模有样地犁出三道深浅不一的沟垄。这场“天子亲耕”的仪式，与其说是农事，不如说是一场盛大的政治演出——犁完地，皇帝擦擦手，便宣布大赦天下，并赐都城百姓“酺三日”，也就是特许狂欢三天。消息传开，西市的酒肆老板笑歪了嘴，平康坊的歌姬忙断了弦，整个长安城弥漫着一种节庆前特有的、懒洋洋的喜悦。
在这片喜庆的底色上，两封来自地方的奏章，一前一后送到了玄宗的案头。前一封沉甸甸的，来自怀州刺史；后一封轻飘飘的，来自鲁山县令元德秀。它们像两颗味道迥异的果子，即将在帝国的筵席上，引发一番别样的滋味。
我们先说说那颗“沉甸甸的果子”。此刻，在洛阳通往长安的漕渠上，正呈现着一幅前所未有的繁忙景象。穿着短衫、皮肤黝黑的纤夫们喊着低沉的号子，巨大的漕船首尾相接，像一条缓缓游动的钢铁（噢，不，是木头）巨龙。船里满载的不是别的，正是黄澄澄的粟米。这些粮食从江淮征来，以往运到关中，堪称一场噩梦：陆路车马劳顿，花费惊人；水路因三门峡砥柱之险，覆船事故多得让押运官听见水声就腿软。每年浪费在运输上的“僦车钱”，能让户部尚书心疼得半夜醒来对着账簿叹气。
改变这一切的，是个叫裴耀卿的干瘦老头。他当时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兼管漕运，官不小，人却朴素得像县学里的老教谕。接到这个烫手山芋后，他没急着烧三把火，而是揣着个算盘，沿着漕路走了整整两个月。白天看水流、量地势，晚上就着油灯噼里啪啦地算，算得随从都怀疑自家大人是不是改行当账房先生了。
裴耀卿的妙计，其实是一套极其务实又精巧的“接力赛”。他在漕运沿线关键处——汴河口、黄河口、三门峡东西两侧——设立了大型粮仓，取名“河口仓”、“河阴仓”、“柏崖仓”等等。江南来的粮船，不必再冒险穿越整个黄河，只需开到汴河口，卸粮入仓，便可轻松返航。粮食由朝廷组织的专门船队，分段、分时节（避开黄河汛期）逐步西运。这就好比让一个瘦子挑千斤重担走百里路会累死，但找十个壮汉分段接力，就轻松多了。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三年下来，运到长安的粮食达到了惊人的七百万斛，堆满了太仓的每一个角落。更让户部官员眉开眼笑的是，足足省下了三十万缗的运输费。当这笔巨款的账目清晰呈上时，裴耀卿的衙门里发生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他的某个机灵下属（我们姑且叫他“贾聪明”）搓着手，眼睛发亮地献计：“裴公，此乃不世之功啊！何不将所省三十万缗，择其精美者，铸成金器，或采办奇珍，献于陛下？此所谓‘以利市宠’，陛下必感公之忠勤，恩赏加倍！”贾聪明说得唾沫横飞，仿佛已经看见裴耀卿加官进爵、自己也跟着鸡犬升天的美好未来了。
裴耀卿正伏案查看一幅漕渠图，闻言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并不存在的眼镜（唐人当然不戴眼镜，但他那专注审视的神态，活像后世的老学究）。他盯着贾聪明看了半晌，直看得对方心里发毛，才慢悠悠开口，声音平静却像小锤敲在铜磬上：“这省下的每一文钱，是公家的‘赢缩之利’，是东南百姓汗水所聚，关中军民口腹所系。用它来换取我个人的恩宠？”他摇摇头，拿起笔，在奏章上坚定地写下：“请以所省钱，悉充‘和市籴’之本。”——也就是说，这笔钱将继续作为国家采购粮食的专项资金，让利民的循环继续滚动下去。贾聪明碰了一鼻子灰，讪讪退下，大概心里还在嘀咕：“这老头，真不会做官。”
我们再掉转目光，看看那颗“轻飘飘的果子”。就在裴耀卿噼里啪啦打着为国为民的算盘时，远在河南道的鲁山县，县令元德秀正面临一个“难题”。皇帝亲耕大酺，天下州郡长官照例要上表称贺，并附上些“心意”。这几乎是官场不成文的规矩，也是地方官在皇帝面前露脸的好机会。
怀州刺史显然深谙此道。他的贺礼队伍浩浩荡荡，抬着用犀角、象牙装饰的奢华工艺品，镶嵌着宝石的屏风，还有据说产自岭南的珍禽异兽皮毛，一路招摇，恨不得让全天下都知道怀州的“忠心”与“富庶”。相比之下，元德秀的贺礼寒酸得让人心疼：没有珍宝，没有奇玩，只有他从鲁山本地乐工中挑选的几个人，以及他亲自编写歌词、教授排练的一首乐曲，名叫《于蒍歌》。
元德秀这个人，在当时官场是个异类。他穿粗布衣服，吃糙米饭，俸禄多半接济了县里的孤寡。办公的厅堂简陋得下雨会漏，他却说“正好听雨读书”。士大夫们私下议论他，有笑他迂腐的，但更多是佩服他的清介自守，称他为“元鲁山”（以地望尊称），这名声甚至传到了长安。
大酺庆典上，玄宗兴致颇高。各地贺礼琳琅满目，尤其是怀州的犀象珍宝，在灯烛下熠熠生辉，引来一片啧啧赞叹。玄宗看着，脸上在笑，眼里却没什么温度。轮到鲁山贺仪时，只有几个布衣乐工上前，神情有些紧张，但目光纯净。他们向皇帝行礼后，便连袂而歌。没有华丽的伴奏，只有质朴的嗓音，唱着元德秀编写的歌词，内容大约是反映乡野劳作、祈求风调雨顺、歌颂天子仁德滋养万民。
歌声说不上多么精妙绝伦，却有一股山野间的清新之气，像一阵穿堂风，吹散了殿堂里浓郁的香料和奉承的味道。玄宗听着，脸上的笑容渐渐淡去，变得沉静。他忽然指着怀州那堆光彩夺目的贺礼，对左右侍臣，特别是那位刚汇报完漕运大捷、立在班中的裴耀卿说道：“怀州百姓，恐怕深受其苦吧？刺史不忧民，只知媚上！”随即，一道旨意下达：怀州刺史贬为散官，闲置不用。而对元德秀，虽无财物赏赐，却在朝会上特意褒奖，其清名愈加显扬。
一场庆典，两番境遇。裴耀卿的“不献”与元德秀的“简献”，看似不同，内里精神却奇异地相通，像两条清澈的溪流，在开元盛世这幅繁华织锦的背面，静静流淌。
司马光说：
司马温公在《资治通鉴》中，对裴耀卿漕运之功记述甚详，称其法“人以为便”，节省巨额，“国用渐丰”。对元德秀，则以“性介洁质朴”誉之，并记玄宗黜奢崇俭之举。在司马光看来，裴耀卿所现者，乃能臣之“实绩”，以精明务实增国家之利；元德秀所彰者，乃廉吏之“风骨”，以道德操守正官场之气。二者皆为治世不可或缺之支柱。玄宗能赏此二人（一赏其功，一赏其德），正是“开元之治”犹有清明之象的体现。然温公笔墨间亦暗含警思：若朝廷风气转向，此类实干之臣、清廉之吏，能否仍得善用善终？
作者说：
裴耀卿与元德秀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的两面，照出了盛世治理中两种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理性”。裴耀卿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是精密的计算、高效的调度、对流程的极致优化。他把漕运从一个依赖运气和蛮力的混沌系统，改造成了可测量、可控制、可持续的经济动脉。他拒绝“市宠”，并非不懂官场哲学，恰恰是更深层的理性——他明白，用公款换来的恩宠如沙上城堡，而扎扎实实的政策效益，才是他政治生命最坚固的基石。
元德秀的理性，则是“价值理性”。在全民狂欢、竞相媚上的氛围中，他选择了一种近乎“艺术性”的抵抗。他的贺礼《于蒍歌》，成本极低，但“用心”极深。这并非贫穷导致的无奈，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姿态：告诉皇帝和天下，一个地方官的价值，不在于能搜刮多少珍宝上贡，而在于他治理下的土地能否产出祥和之音，他庇护的百姓能否有歌颂太平的由衷之情。玄宗是个聪明人，他瞬间读懂了这层隐喻——怀州的珍宝是民脂民膏的凝固，而鲁山的歌声才是政通人和的活证。元德秀的“简”，因此成了最有力的“繁”；他的“贫”，因而成了最耀眼的“富”。
有趣的是，这两种理性在开元末年同时闪现，却又似乎彼此孤立。倘若裴耀卿式的工具理性，能更广泛地与元德秀式的价值理性结合，让高效的国家机器始终灌注着恤民的良知，大唐的命脉是否会更为长久？历史没有如果，但这两道划过盛世夜空的光芒，至今仍值得玩味。
本章金句：
盛世的光彩，既需要精打细算的漕船运来粟米，也需要不加雕饰的山歌送来清风。
如果你是开元朝堂上的一位官员，在目睹了裴耀卿的“拒献”和元德秀的“歌献”之后，面对下次宫廷庆典的贺礼选择，你会更倾向于效仿哪一种风格？或者说，你会尝试在“实用”与“清誉”之间，找到第三条属于自己的路径？不妨在评论区聊聊你的“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