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冷一些。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块沉重的幕布，低低地压在南岭的上空。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早已落尽，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瑟缩着，发出呜呜的声响。
北坡大队的晒谷场上，往日里这个时候应该是人声鼎沸，忙着晾晒晚稻的景象。但此刻，却显得有些冷清。
几个社员缩着脖子，揣着手，零散地站在场边，低声交谈着，眼神里带着迷茫和焦虑。
田埂上，几只麻雀在啄食着散落的谷粒，偶尔抬头警惕地望一眼四周，旋即又低下头去。
“唉，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跺了跺冻得发麻的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叫王老实，是村里的老佃户，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可肚子却总也填不饱。
“谁说不是呢，”
旁边一个中年汉子接话道，“今年收成也就那样，上交的任务一扣，分到手里的，够吃半年就不错了。开春了，娃们的学费，家里的油盐酱醋，哪儿都得花钱。”
“听说了吗？北边安徽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开始偷偷搞什么‘包产到户’了，把地分到各家各户去种。”有人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道。
“包产到户？那不是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吗？要割尾巴的！”王老实吓得一哆嗦，赶紧往四周看了看，“这话可不敢乱说，小心被人听见，抓去批斗。”
“怕什么？现在外面风声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那中年汉子不服气地梗了梗脖子，“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饿死吧？你看咱们队里，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有心思好好干活？”
议论声渐渐低了下去，只剩下风声在空旷的晒谷场上呼啸。
南岭的人们，就像这寒冬里的麻雀，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地寻觅着生计，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他们习惯了听天由命，习惯了集体的安排，即使那安排并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精神上，他们是压抑的，麻木的，像被霜打过的庄稼，提不起一点生气。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江淮大地，凤阳小岗村的夜晚，气氛却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间简陋的茅草屋里，昏黄的油灯下，18个庄稼汉围坐在一起，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他们的身后，是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焦虑不安的家人。连年的灾荒和僵化的体制，让这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讨饭村”。
“都想好了？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生产队队长严俊昌，一个皮肤黝黑、眼神坚毅的汉子，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他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们商量好的“生死状”。
“想好了！”
众人异口同声，声音不大，却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
“要是被抓了，判了刑，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办？”有人低声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严俊昌深吸一口气：“咱们是托孤！互相照应着点！只要能让家里人吃上饭，就算是坐牢，也值了！”
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映照着一张张饱经风霜却又充满渴望的脸。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沉甸甸的求生欲望。
他们依次在那张生死状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像一朵朵血色的花，绽放在寒冷的冬夜里。
这手印，是对饥饿的抗争，是对命运的呐喊，更是对未来的赌咒与期盼。他们不知道，这18个红手印，即将撬动一个庞大国家的改革巨石，拉开中国历史新的序幕。
而在位于北京的农井大学里，一场激烈的争论也正在上演。
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大三的教室。窗外寒风凛冽，窗内却热气腾腾，一场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辩论正在白热化地进行。
“我认为，南岭大队搞的什么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一个身材微胖，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站了起来，他叫曹悦城，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言辞激烈，“这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原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他的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刻响起了附和声。
“曹书记说得对！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种错误倾向！”
“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怎么能说分就分？这不是让我们回到解放前吗？”
坐在教室另一侧的林雨潇，听到这些话，秀眉微蹙。他是系的才子，不仅文笔好，思想也活跃。他忍不住站起来，声音清脆而坚定：“我不同意曹悦城同学的看法。南岭的情况大家不是不知道，年年粮食不够吃，社员们积极性不高。搞承包责任制，就是想让大家多劳多得，把肚子先填饱，这有什么错？”
“填饱肚子就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曹悦城立刻反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集体主义，不能搞个人主义！”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就一定是对立的吗？”林雨潇反问，“如果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好日子，整个国家不就富强了吗？这难道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吗？”
“你这是在混淆概念！”曹悦城提高了音量，“土地承包就是私有化，私有化就是资本主义！这个逻辑很清楚！”
“我看未必。”
一个温和而沉稳的声音插了进来。陆方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站了起来。他是经济系的高材生，平时沉默寡言，但一旦开口，总能切中要害。
“我们讨论问题，不能只看表面形式，更要看实际效果。南岭大队试点承包后，今年的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这是事实。社员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这也是事实。如果一种制度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为什么不能研究和借鉴呢？”
“陆方舟！你这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
曹悦城激动地指着陆方舟，“你忘记了我们的立党之本了吗？”
陆方舟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白，但眼神依旧清澈而坚定：“我没有忘记。我只是觉得，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需要发展和完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用实践来检验南岭的做法，而不是用僵化的理论去束缚实践。”
“实践？什么实践？这是在走邪路！”曹悦城不依不饶。
教室里顿时分成了两派，争论声、辩驳声、拍桌子声混杂在一起，气氛紧张得几乎要爆炸。支持曹悦城的，大多是思想比较传统、对“资本主义”三个字有着天然恐惧的同学和部分老师；而支持林雨潇和陆方舟的，则多是一些关注现实、渴望改变的青年学生。
苏晓梅，林雨潇的同班好友，也是她坚定的支持者。她性格文静，但此刻也涨红了脸，小声对林雨潇说：“雨潇，你说得对！我们就在农村，我们太知道农民的苦了。只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什么办法都行！”
林雨潇看了看苏晓梅，又看了看争论不休的人群，心中既有激愤，也有一丝无力。他觉得曹悦城他们的思想太僵化了，看不到现实的困境。
而陆方舟，虽然和他站在一边，但他的沉稳中似乎也带着一丝忧虑。
苏方舟确实在忧虑。他来自一个干部家庭，父亲因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至今心有余悸。
他深知这场争论背后的政治风险。如果南岭的做法被定性为“资本主义”，那么不仅南岭的乡亲们要遭殃，就连他们这些支持者，也可能被打上“右倾”的烙印。
他的心跳得很快，前途未卜的感觉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现实的压力却让他感到窒息。
这场争论最终没有结果，在辅导员的干预下不了了之。但它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农业大学的师生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支持改革的师生们感到压抑和困惑，而坚持传统的人们则觉得扞卫了原则，义正辞严。
校园里，不同的思想观念激烈碰撞，形成了鲜明的精神反差。
思潮，推向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