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初春，楚云飞部在去年冬季反扫荡作战中的卓越表现，尤其是成功跳出合围、外线作战并间接解围友军的战绩，通过二战区长官部的战报，终于传到了陪都重庆。在亟需抗战英雄鼓舞民心的背景下，楚云飞这个名字，连同他的358团，被刻意渲染后，推到了前台。
这一日，一份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措辞隆重、盖有鲜红大印的嘉奖令，连同一个小巧精致的锦盒，在一名军政部少将和两名军统局校级军官的护送下，抵达了风陵渡。团部为此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嘉奖令中，盛赞楚云飞“忠勇果敢，指挥若定，于晋南屡挫敌锋，扬我军威”，特授予其代表军人至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
仪式上，楚云飞身着笔挺的将校呢军服，胸前佩戴着那枚金光闪闪、蓝白相间的勋章，面色平静地从军政部少将手中接过证书。镁光灯闪烁（随行记者拍照），在场官兵掌声雷动。方立功、赵铁柱等人脸上洋溢着自豪，但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们看到，那两名军统军官，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眼神像鹰隼一样，仔细地打量着楚云飞的一举一动，以及团部周围的环境和人员。
仪式结束后，军政部少将客气地告辞，称要将楚团长的英勇事迹带回重庆广为宣传。而那两名军统军官，却以“协助建立更高效通讯联络及安全保卫机制”为由，留了下来。其中一名姓王的科长，皮笑肉不笑地对楚云飞说：“楚团长战功赫赫，委座和戴局长都十分关切。如今晋南敌情复杂，为确保团长安全和联络畅通，局里特派我等常驻贵部，协助工作，还望团长行个方便。”
楚云飞心中雪亮，这嘉奖是“糖”，而这军统人员的“协助”，才是真正的“药”。重庆方面对他这支远离中枢、却能征善战且与八路军有所接触的“杂牌”部队，已然起了深深的猜忌和戒心。嘉奖是安抚和利用，监视才是目的。
他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感激”和“荣幸”之色，热情地握住王科长的手：“王科长和各位兄弟远道而来，辛苦了！楚某感激委座和戴局长的关怀！有军统的精英协助，我部安全和工作效率定能更上一层楼！立功，立刻安排最好的住处，确保王科长他们工作生活便利！”
“是！团长！”方立功立刻应道，心中却是一沉。
军统的人很快便“协助”起来。他们“关心”电台通讯，要求掌握密码本和通讯频率；“指导”内部保卫，频繁接触各营连主官，看似随意地打听部队构成、装备来源、甚至官兵思想动态；更以“防范日谍”为名，在团部驻地增设岗哨，审查往来人员。一时间，团部上下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紧张气氛。
夜深人静，指挥部内只剩下楚云飞和方立功二人。
“团长，这分明是来监视我们的！”方立功压低声音，难掩愤懑，“电台、人事、甚至我们的动向，他们都要插手！长此以往，我们岂不是束手束脚？”
楚云飞坐在灯下，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那枚青天白日勋章，嘴角泛起一丝冷峭的笑意：“立功兄，稍安勿躁。重庆给我们荣誉，是希望我们继续替他们卖命打鬼子，但又怕我们尾大不掉，尤其怕我们‘赤化’。这监视，是意料中事。”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总不能真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当然不能。”楚云飞目光锐利，“但他们既然来了，硬顶是不智的。我们要演的，是一出‘忠诚’的戏。”
接下来的日子，楚云飞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对待军统人员礼数周全，有求必应，至少在表面上给予了极大的配合。同时，他开始有意识地在各种场合，强化“效忠领袖”的形象。
在全团官兵大会上，他慷慨陈词：“……我等身为革命军人，当以服从为天职，以尽忠为根本！蒋委员长乃全国抗战之领袖，我等唯有紧密团结在委员长麾下，恪守三民主义，方能驱逐日寇，还我河山！任何背离此原则之言行，均为我358团之死敌！”
在与军统王科长等人交谈时，他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延安方面”某些做法的“不以为然”，强调军队的“纯粹性”和“国家性”。
他甚至主动将一些经过筛选的、无关痛痒的日军调动情报，通过军统的渠道上报，以示“坦诚”和“效率”。
这些表演，看似迎合，实则高明。它既满足了重庆方面对“忠诚”的表面需求，暂时稳住了监视者，又巧妙地将一些真正的核心机密和与八路军的实质性合作，隐藏在了更深的暗处。军统王科长等人虽然依旧警惕，但短期内也确实抓不到楚云飞任何“不忠”的把柄，反而觉得这位楚团长“深明大义”，“政治立场坚定”。
然而，楚云飞内心清楚，这种表演只是权宜之计。军统的监视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使得他与外界，特别是与延安方面的秘密联络，风险大增，必须更加隐秘和谨慎。同时，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必须保持自身实力独立性的决心——唯有自身强大，才能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枚用战功换来的青天白日勋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却也映照出背后错综复杂的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