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如纱,笼罩着村口。
推土机的履带深陷在泥中,司机老赵一次次拧动钥匙,引擎发出困兽般的低吼,却始终无法挣脱大地的钳制。
履带空转,在湿土上划出焦黑的刻痕,像是在书写某种无人能解的符咒。
围观的村民沉默伫立,呼吸都放得极轻,仿佛怕惊扰了这片土地正在苏醒的意志。
忽然有人惊呼:“快看!”
众人循声望去——右侧履带的缝隙里,一株嫩绿的茎秆破土而出,细弱却笔直,顶端绽开一朵淡黄色的野麦花。
露珠从叶尖滚落,砸进泥土,花瓣微微颤动,仿佛在呼吸,在回应这凝滞的清晨。
老村医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近,眯起浑浊的眼睛,声音发抖:“这花……三十年没见了。我娘说,它只长在守过夜的人的地头,谁家田埂上有野麦花,谁家祖宗就还在看着。”
人群一片死寂。
李娟蹲下身,指尖轻轻抚过那朵花。
露水沾上她的皮肤,凉得像记忆突然回潮。
她掏出手机想拍下来,屏幕刚亮起,相册却自动跳出一张照片——同一朵花,可背景却是1996年夏夜的打谷场。
篝火噼啪作响,三个孩子围成一圈,笑得毫无防备,陈景明头上还顶着用麦秆编的王冠,王强正往火堆里扔鞭炮,而她自己,手里举着一张“天贵星小旋风柴进”的水浒卡,满脸骄傲。
她猛地抬头,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远处麦田边缘,昨夜焚烧话筒的地方,那一片新绿竟又长高了一截。
更诡异的是,断裂的金属残片、烧焦的电线接口,全都嵌在茎干之中,如同勋章,如同遗骸的骨骼,被新生的生命重新接纳、供养。
“他们不是要移树。”她低声对走来的王强说,声音几乎被风吹散,“他们是想抹掉我们活过的证据。”
王强盯着那片疯长的绿意,眼神从震惊慢慢转为狠厉。
他转身大步走向工匠队临时搭的棚子,一脚踹翻了装工具的铁皮箱。
“都听好了!”他吼道,“今晚所有人穿校服来!谁要是问起,就说咱们办同学会!”
没人笑。没人觉得荒唐。
工人们默默点头,开始搬运青砖和水泥。
王强亲自指挥,在讲台基座四周加厚裙边,将那只烧得扭曲变形的话筒残骸嵌入水泥中央。
他蹲在地上,用刻刀一笔一划凿下日期:1996.7.15。
那是他们三个第一次爬上守灯亭,在星空下发誓“将来一定要混出个人样”的日子。
“强哥,真要这么做?”徒弟递来一瓶水,小心翼翼地问。
王强没接,只是盯着那行字,指节捏得发白。
“人可以走远,但不能让人忘了你从哪出发。”他顿了顿,嗓音低下去,“有些东西,不立碑,就会烂在土里。”
小石头这时跑了过来,喘着气把一瓶矿泉水塞进他手里。
孩子瘦小的手指冻得发红,校服洗得发白,领口还缝着歪歪扭扭的补丁。
王强摸了摸他的头:“你爸最近打电话了吗?”
小石头摇头,却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双手递上。
是《少年中国说》全文抄写稿,字迹稚嫩却工整,一页页翻过去,墨水有几处被泪水晕开。
最后一页末尾写着一行小字:“爸爸,我背下来了。”
王强喉咙一紧,把纸折好,塞进贴胸的口袋。
天色渐暗,雾气未散,野麦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替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低声诵读。
而在村外山路上,一辆黑色SUV缓缓停下。
车窗降下,露出程立峰冷峻的脸。
他望着远处那朵在钢铁巨兽履带间倔强绽放的小黄花,目光久久未动。
片刻后,他按下通讯键:“把监控画面切换到村口。”
车内屏幕亮起,实时影像中,那朵野麦花正随风轻晃,镜头拉近,花瓣上的露珠折射出幽微光芒,像是藏着某种密码。
他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轮椅扶手,节奏越来越急。
县城办公楼顶层,玻璃幕墙将暮色切割成冷硬的几何块。
程立峰坐在轮椅上,背脊挺直如刀削,监控画面在他面前铺展成一片微缩的战场——那朵野麦花仍在履带缝隙中摇曳,镜头拉近,甚至能看见露珠顺着花瓣滑落,在泥土里砸出细不可闻的声响。
“地质报告确认地下根系异常密集。”助理站在身后,声音压得极低,像怕惊扰某种潜伏的生灵,“专家组初步判断……可能是‘集体意识诱导型植物共生现象’。”
办公室内骤然一静。
程立峰的手指停在扶手上,敲击的节奏戛然而止。
他缓缓侧过脸,镜片后的目光如冰刃扫来:“荒谬。”嗓音不高,却带着金属般的冷感,“水分饱和导致的土壤液化,加上春季返青期的自然萌发,就这么简单。谁给你们权力往玄学上扯?”
助理低头不语。
他知道副院长最恨“不可控”三个字——政策可以调控,资本可以引导,舆论可以塑造,唯独人心与记忆,像野草,烧不尽,吹又生。
程立峰重新看向屏幕。
就在这时,平板自动弹出一张旧照片:泛黄的庭院,暴雨倾盆,两个男孩跪在泥水里,父亲举着藤条怒吼。
而就在院角石缝间,一株淡黄色野麦花静静开放,纤弱却刺眼。
他瞳孔微缩。
那一瞬的记忆汹涌而至——那是大哥离家前的最后一夜。
他说:“我不走,你们就永远是废物。”第二天清晨,人没了,只留下床头一本翻烂的《平凡的世界》,和院子里那朵不知何时开起的花。
半秒的停顿,像是时间本身打了个结。
然后他闭眼,再睁开时已恢复冷峻。
“准备第二套方案。”声音平稳,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杀意,“启动舆情响应机制,把‘守灯亭重建’定性为煽动逆现代化思潮,涉嫌扰乱社会秩序。联系几家头部自媒体,放出‘伪乡土浪漫主义危害城市化进程’的专题稿。我要让他们变成‘被情怀绑架的危险分子’。”
助理点头退下。
门关上的刹那,程立峰抬起手,指尖轻轻触了触轮椅扶手上的金属铭牌——上面刻着一行小字:“文明前行,不容回望”。
与此同时,村口老槐树下,陈景明正坐在守灯亭尚未完工的地基旁,铁盒摊开在膝上。
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笔记本,几张边缘卷曲的童年合影,还有一块从烧毁话筒里拆出的振动膜零件,锈迹斑斑,却仍能看出它曾传递过多少声音。
李娟走来,递给他一份复印件,纸张薄脆,边角磨损。
标题赫然印着:
《麦田守望者协会调查报告》
副标题冰冷而锋利:“煽动逆现代化思潮,涉嫌扰乱社会秩序。”
陈景明一页页看完,没有愤怒,也没有惊讶。
他只是轻轻合上文件,目光投向远处的老槐树。
夕阳斜照,树影拉长,仿佛伸向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夜。
“哥……”妹妹的声音忽然浮现在耳边,稚嫩却执拗,“你说过,要让大家都说真话。”
那是她最后一次清醒时说的话。
肺癌晚期,病房里只有他们两人。
她抓着他的手,眼睛亮得反常:“可你现在不说真话了,你只说‘还好’‘没事’‘快到了’……哥,土地记得所有没说出口的话。”
风掠过麦田,掀起一阵沙沙声,像是回应。
他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尘土,动作很轻,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决断。
“那就让更多人听见。”他说,声音低,却像钉子扎进地里。
夜幕降临,山道上传来脚步与车轮碾过碎石的声响。
百名志愿者陆续抵达。
有人捧着老式录音笔,说是录下了祖辈讲过的农谚;有人背着投影仪,硬盘里存着九十年代麦收的影像资料;一位白发苍苍的退休教师拄着拐杖走来,怀里抱着一本用蓝布包好的日记本,封皮上写着“1996年教育手记”。
记者小马蹲在临时搭起的设备箱前调试信号,眉头越皱越紧。
“干扰源很强,主频段全被压制。”他低声骂了一句,迅速掏出备用SIm卡,插进另一台加密手机,“老子不信这年头还能彻底封住声音。”
他抬头看向陈景明,咧嘴一笑:“准备好了吗?全国人民等着听你讲‘土地的心跳’。”
陈景明没回答。
他站在讲台前,手中点燃一支蜡烛。
火光微弱,在夜风中摇曳不定,却将三个人的影子投在背后的白墙上——少年时的模样,肩并肩站着,一个戴麦秆王冠,一个举水浒卡,一个往火堆扔鞭炮。
他举起手机,屏幕亮起直播倒计时:00:05:00。
远处山梁,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近,车灯划破黑暗,如同窥视的眼睛。
而在更深的夜里,程立峰坐在办公室,看着实时画面中那一簇簇汇聚的人影,忽然开口:“把家族档案调出来,查1996年前后,我们老家那片地……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野麦花。”
无人应答。
只有窗外,整座县城陷入沉默,仿佛也在等待黎明的第一缕光。
正午阳光垂直落下,老槐树影恰好七道裂纹铺展如扇。
陈景明站上讲台,声音沙哑却不容置疑:“今天不说身份,不说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