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六月，重庆进入了最为难熬的梅雨季节。天空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破抹布，没完没了地向下滴着浑浊的雨水。这雨水顺着参谋本部青瓦的屋檐流下，在天井里汇成一个个浑浊的水洼，映照出我那张苍白且布满血丝的脸。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此刻正经历着这八年抗战以来最分裂的精神状态。我的左耳听着收音机里bbc广播激昂的英语播报，那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捷报；而我的右耳，却紧贴着黑色的电木电话听筒，里面传来的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那从不示弱的声音里罕见的颤抖。
六月的第一周，绝望与希望并存。
六月六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美国联络官兴冲冲地闯进我的办公室，手里挥舞着香槟，嘴里高喊着第二战场开辟了，德国人完蛋了。他的快乐是那么纯粹，那么刺眼。
我礼貌地接过酒杯，抿了一口，苦涩得难以下咽。我转身走到挂满大幅地图的墙壁前，指着湖南那片被红色和蓝色箭头密密麻麻覆盖的区域，冷冷地告诉他，在你们欢呼的时候，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正指挥着八个师团，像一台巨大的压路机，碾碎了我们在新墙河和汨罗江的防线。
薛岳的天炉战法这一次失灵了。横山勇吸取了前三次长沙会战惨败的教训，不再搞长驱直入的冒险，而是采用了方阵战术，也就是日军所谓的铁滚扫荡。他们齐头并进，不留空隙，遇山开路，遇水搭桥，把我们原本用于诱敌深入的口袋阵，硬生生地踩平了。
六月七日，日军前锋逼近长沙外围。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开始发威，但我知道，那是强弩之末。因为我们的炮弹已经不多了，而美国人的运输机，此刻正忙着把补给运往欧洲，或者是运往那个该死的缅北。
我接通了薛岳的专线。电话那头全是爆炸声。薛岳喊道，次长，鬼子的飞机太凶了，我的一线阵地完全暴露在轰炸之下，请求空中支援。
我握着话筒，感到一阵无力。我们的空中力量，除了要在缅甸支援远征军，还要防守重庆，能分给湖南的，只有寥寥数架破旧的俄制驱逐机和几架飞虎队的p-40。我只能告诉他，尽量利用夜间机动，要把日本人拖在长沙城下，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在两千公里外的滇西，另一场血战正在升级。
六月八日，也就是六月的第二周伊始。宋希濂指挥的远征军虽然渡过了怒江，却在松山脚下撞得头破血流。
松山，这个在地图上不起眼的小黑点，成了我们喉咙里的一根毒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这里经营了两年，把整座山掏空，建成了一个巨大的永久性要塞群。
前线发回的战报触目惊心。我们的士兵像割麦子一样倒在日军的交叉火力网前。刘斐向我汇报，攻击部队的一个连，冲锋了十分钟，就只剩下三个活人，连长被日军的机枪打成了两截。
我看着松山的等高线图，那里标注着子高地、阴登山、滚龙坡这些地名。我知道，如果不拔掉这颗钉子，滇缅公路就永远打不通，我们在缅甸的驻印军就会成为孤魂野鬼。
我给宋希濂发去急电。我的措辞严厉到了极点。我说，拿不下松山，你我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我批准他动用刚刚运到的美式火焰喷射器和巴祖卡火箭筒。我要他用火，把躲在地洞里的老鼠全部烧死。
六月的第二周，长沙的局势急转直下。
横山勇为了尽快拿下长沙，动用了毒气。
六月十二日，日军突入长沙近郊。他们在攻击受挫时，卑鄙地向我守军阵地发射了大量的路易氏气和芥子气。我们的士兵很多还是穿着草鞋的川军和湘军，根本没有防化装备。
情报参谋念着战损报告时声音都在发抖。整整一个营的士兵，在阵地上被毒气熏死，死状极惨，全身皮肤溃烂，眼球突出。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像是老天爷在为这些冤死的亡灵哭泣。我无法想象那种在地狱里挣扎的痛苦。我只能命令后勤部，把库存里所有的防毒面具，哪怕是旧式的一战时期的存货，也全部空投给第九战区。
六月十五日，日军完成了对长沙的合围。
这一天，我收到了薛岳的绝密电报。他在电报中暗示，长沙已经守不住了。日军这次是铁了心要打通大陆交通线，兵力之多，火力之猛，前所未有。如果死守长沙，第九战区的主力可能会被全歼。
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长沙，这座抗战中的英雄城，三次挡住了日军的铁蹄，它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如果长沙丢了，对全国军民的士气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但我必须保持理智。我是参谋次长，我看的是全局。如果第九战区的主力在长沙拼光了，那么后面的衡阳、桂林、柳州谁来守。
我在地图上用红蓝铅笔重重地画了一条线，那条线在衡阳。
六月十六日，我下令薛岳弃守长沙。我命令他率领主力部队向湘东山区转移，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保存实力，准备侧击日军的后勤线。
这个命令下达得异常艰难。我知道，明天报纸的头条，将会是我是如何丢掉长沙的。但我不在乎了。
六月十八日，长沙陷落。
那一夜，重庆没有月光。我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漆黑的江面。我想起了几年前的长沙大捷，那时的我们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而现在，我们却要在泥泞中吞下失败的苦果。
刘斐走过来，给我披了一件军大衣。他说，次长，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已经进驻衡阳。他发来电报，说第十军全员，已经写好了遗书。
听到方先觉的名字，我的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方先觉是个硬骨头，他的第十军虽然在之前的常德会战中伤亡惨重，但军魂还在。
我说，告诉方先觉，我不要他的遗书，我要他给我守住衡阳。我给不了他援兵，给不了他重炮，我只能给他一个时限。
多久。刘斐问。
两个星期。我伸出两根手指。只要守住两个星期，我就能从滇西或者其他战区抽调部队来解围。
其实我知道，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日军攻占长沙后，士气正旺，兵锋直指衡阳。而衡阳只是一个小城，无险可守。
六月的第三周，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
长沙失守后，日军并没有停下脚步。横山勇的第十一军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沿着湘江两岸疯狂南下。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衡阳。
衡阳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汇点，也是拥有机场的战略要地。一旦衡阳失守，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广西，威胁我们在西南的大后方。
六月二十二日，日军前锋抵达衡阳外围。
方先觉在衡阳做了一件让我既震惊又佩服的事情。他下令炸毁了湘江大桥，并破坏了通往衡阳的所有公路。他这是在向我，向日本人，也向他自己的士兵表明，第十军已经没有退路了，这就是背水一战。
与此同时，缅甸战场陷入了僵局。
史迪威指挥的中美混合突击队虽然占领了密支那机场，但日军第十八师团在城内进行了顽强的巷战。那个固执的美国人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意志。雨季的到来让战壕里灌满了水，士兵们泡在烂泥里，疟疾和痢疾横行。
盟军联络官又来找我，要求我给卫立煌施压，让他不惜代价拿下密支那。
我看着他，冷笑了一声。我说，准将先生，我的士兵也是人，不是机器。在那种天气下强行攻击，只会增加无谓的伤亡。我们需要的不是鞭策，而是奎宁和青霉素。
我强硬地拒绝了他的要求。我告诉卫立煌，在天气好转之前，围而不打，切断日军的补给，困死他们。
六月的最后一周，六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
这一周，衡阳保卫战正式打响。
六月二十八日，日军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在一百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向衡阳发动了第一次总攻。
我在重庆的作战室里，几乎是贴着地图在听战报。
方先觉把衡阳周围的山地改造成了极其复杂的防御工事。他利用这里的丘陵地形，削平了山头，构筑了倒八字形的侧射阵地。当日本人的步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时，立刻就会遭到来自两翼的机枪交叉火力的收割。
战报显示，仅仅第一天的战斗，日军就在衡阳城下留下了上千具尸体。日军第68师团的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在视察前线时，被我有预谋部署的迫击炮击中，身负重伤。
这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
我兴奋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方先觉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他不是在死守，他是在用智慧和鲜血在战斗。
六月二十九日，日军恼羞成怒，开始对衡阳进行无差别的狂轰滥炸。衡阳城内燃起了大火。
方先觉在电话里对我喊，次长，城里的房子都烧光了，我们现在是睡在瓦砾堆上打仗。我们的水管被炸断了，弟兄们喝的是弹坑里的雨水。
我强忍着泪水，对他喊回去，子珊（方先觉字），坚持住。我已经严令周庆祥、容有略他们死守阵地。你们不是孤军，全国的眼睛都在看着衡阳。
六月三十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深夜，雨终于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惨白的光照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
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嘉陵江的波光。我知道，对于衡阳的第十军来说，这只是漫长炼狱的开始。横山勇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会调集更多的部队，更多的重炮，来啃这块硬骨头。
而我，必须在这个时候，为方先觉寻找那微乎其微的生机。
我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开始起草一份给第六十二军和第七十九军的命令。我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向衡阳靠拢，侧击日军的包围圈。
我知道这很难，这两支部队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疲惫不堪，而且中间隔着日军的重重阻击线。但这，是解救衡阳唯一的希望。
一九四四年六月，就这样在一片血色中落下了帷幕。我们在欧洲战场看到了曙光，但在东方的这片古老土地上，黑夜依然漫长。
但我坚信，哪怕是在最深的黑夜里，也会有星星在闪耀。衡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