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原两江总督衙门改建的共和国最高法院内，庄严肃穆。高大的穹顶下，国徽高悬。一场备受瞩目的庭审正在进行。原告是上海一家采用新式织机、雇佣了数百女工的“振华纺织厂”，被告则是厂里一名因工伤致残却被无故辞退的女工，由新成立的“南京法律援助公会”派出的年轻律师代理。此案并非简单的劳资纠纷，其核心在于，振华厂依据的是前清遗留的、模糊的“行会规矩”，而女工律师援引的，则是刚刚颁布试行不久的《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关于劳动者权益的条款。
“法官大人！”振华厂的掌柜，一位穿着长袍马褂的老者，激动地挥舞着一本发黄的旧账册，“自同治年间起，敝号便是如此行事！工匠伤残，给予些许抚恤已是仁至义尽，岂有终身供养之理？此乃百年行规！”
年轻律师扶了扶眼镜，毫不退缩，他举起手中那本蓝色封皮的《民法通则》，声音清晰而坚定：“审判长！旧时代的陋规，岂能凌驾于共和国的新法之上？《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雇主须对因工负伤之雇员承担医治及生活保障之责！这不仅是法律，更是共和国对每一位公民生命的尊重与保障！”
庭审吸引了大量旁听者，各大报馆的记者也在奋笔疾书。新旧观念的碰撞，在这庄严的法庭上激烈交锋。最终，审判长在斟酌再三后，敲下了法槌：“……依据《共和国民法通则》之精神与具体条款，本庭裁定，振华厂需承担原告后续全部医疗费用，并按月支付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之抚恤金，直至其终老！”
庭下一片哗然。老掌柜面色惨白，颓然坐倒。而那位年轻律师则被激动的旁听者和女工家属围住。这一刻，法律的权威，正试图穿透千年人治传统的厚重壁垒，艰难地确立自身。
一、 “文法”与“习惯”的博弈
这起案件，仅仅是共和国构建现代法治体系过程中无数波澜的缩影。随着《临时约法》的颁布，以及《民法通则》、《商律》、《刑律》修订案等一系列基础性法律的陆续出台，一场旨在“以法治国”的深刻社会变革拉开了序幕。
然而，法律条文从纸面走向现实，步履维艰。
在广大的乡村，宗族势力依然强大。许多纠纷，村民们依旧习惯于请族中长老依据族规家法进行裁决，对“官府的法”将信将疑，甚至抵触。一位派往江西农村的年轻推事（法官），在审理一桩田地纠纷时，发现双方更愿意接受当地族老的调解，对他依据《民法通则》地权条款做出的判决，阳奉阴违。
在城市，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则试图利用法律的漏洞，或者凭借财力影响司法。劳资冲突、合同纠纷、专利侵权等新型案件层出不穷，对法官的专业素养和司法独立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更复杂的是，共和国疆域内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如何在推行统一国家法律的同时，尊重和包容一些合理的民族习惯，避免激化矛盾，成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必须谨慎拿捏的难题。
二、 “吏治”的革新与“监察”的利剑
法律的执行，依赖于高效的行政体系和清廉的官吏队伍。“经纬”行政改革在初步厘清权责、提升效率后，开始向更深层次的“吏治清明”目标迈进。
共和国监察总署的权力和独立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派出的“巡回监察御史”，手持尚方宝剑，有权对各级官吏的履职情况、廉洁自律进行突击检查和立案调查。数位背景深厚、在地方上颇有势力的官僚，因贪腐、渎职而被迅速拿下，公开审判，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同时，一套更为精细化的文官考核与晋升体系被建立起来。不再仅仅看重资历和背景，政策执行效果、辖区经济发展、民众评价（通过匿名的民意调查问卷形式初步尝试）等被纳入核心考核指标。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导向逐渐明晰。
为了提升基层官吏的素质，大规模的官吏培训学校在各省建立，强制要求在职官吏轮训，学习新法律、新政策以及基本的行政管理知识。
三、 基层的“网格”与“乡议”
国家的治理，最终要落实到基层。共和国在废除旧的保甲制度后，开始尝试构建新的基层治理体系。
在城市，推行“街区制”和“居民委员会”试点。以街区为单位，设立官派的“街政干事”，负责协调治安、卫生、民政等事务；同时，由居民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旨在实现官民共治。
在乡村，则试行“乡绅议事会”与“村公所”结合的模式。村公所由上级委任的“村政员”负责，执行国家政令；而“乡绅议事会”则由村中有威望、有文化的乡绅（经过审查）和村民代表组成，负责调解纠纷、兴办教育、管理族产（部分收归国有或村有）、反映民情。试图在国家权力下沉的同时，保留一定的乡村自治传统，减少管理成本和社会震荡。
这套体系远未完善，各地推行情况也千差万别，但它标志着国家权力试图以更组织化、更规范的方式，延伸至社会的末梢。
四、 秩序的代价与“治理”的远途
规矩的树立，必然伴随着阵痛和代价。
新法律的推行，触动了无数像振华厂老掌柜那样习惯于旧规矩的人的利益，引发了或明或暗的抵制。行政改革的深入，打破了官场原有的利益格局和潜规则，使得一部分官僚消极怠工，甚至暗中阻挠。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则面临着人才匮乏、经费短缺、以及传统势力的顽强反弹。
社会在快速转型中，也出现了新的失序。城市化带来的流民问题，工业化带来的劳资对立，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欺诈横行，以及新旧道德观念冲突导致的价值混乱，都使得社会治理的难度空前加大。
高岩在一次关于社会治安状况的内部会议上，听着各地报告的盗窃、抢劫、诈骗乃至恶性案件数量有所上升的统计，沉默良久。
“乱，是成长的烦恼，是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必然阶段。”他最终开口道，“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混乱，就回到过去那种僵化但看似‘稳定’的老路上去。法治、吏治、基层治理，这三条线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
他指示：“法律要宣传，要让人人知法、懂法、用法。监察要持续，要形成不敢贪、不能贪的氛围。基层建设要加大投入，要找到既能贯彻国家意志、又能贴合民情的模式。”
“治理一个大国，没有捷径可走。”高岩望着窗外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语气沉重而坚定，“唯有秉持公心，摸索前行，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方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真正树立起‘规矩’，成就可持续的‘方圆’。”
规矩的方圆，正在共和国的肌体上，伴随着无数的争议、冲突和代价，被一点点地刻画出来。这条通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道路，注定漫长而崎岖，但它的方向，已然无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