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华盛顿，国会山走廊
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站在记者包围圈中，眉头紧锁，语气沉重，完美演绎着一个“被现实压垮的理想主义者”。他刚刚发表完那场精心准备的演讲——《原则与责任：在美国价值观与国家安全之间寻找平衡》。
“是的，我承认…”塔夫脱对着麦克风，声音沙哑，“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后，任何人都无法无动于衷。坚守孤立主义原则是崇高的，但面对系统性的暴行，美国不能完全背过身去…这或许是一个痛苦的转变，但我们必须正视我们在世界中的道德责任。”
闪光灯噼啪作响，记录下这位孤立主义旗手“艰难”的转向。而在走廊拐角，伯顿议员正叼着雪茄，毫无包袱地对另一群记者侃侃而谈：“我早就说过！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有其优越性！看看人家在抵抗法西斯方面的决心！至于援助？当然要帮！这叫进步国际主义！”
伯顿的脸皮厚度足以让塔夫脱汗颜，他能在一周内从抨击“布尔什维克威胁”转向歌颂“苏联人民的伟大牺牲”，只因他背后的芝加哥肉类加工巨头发现了一条经苏联中转、向西班牙共和国输送罐头的新财路。
白宫，罗斯福签署《中立法案》修正案
罗斯福笔尖划过文件，这项被称为“人道主义物资通道”的修正案，巧妙地在孤立主义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了一个小孔。法案允许“向遭受人道主义危机的交战区提供非军事物资援助”，并允许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运送。
“看，哈里，”罗斯福对霍普金斯笑道，“我们给了民众一个道德出口，也给了自己一个行动窗口。现在，援助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不用再偷偷摸摸地借道摩尔曼斯克或塞瓦斯托波尔了。”
洛杉矶，特纳与修斯的秘密通话
“霍华德，你听到了吗？”特纳的声音带着一丝兴奋，“我们可以挂着星条旗，把物资直接运到上海和广州了！磺胺、军粮、汽油…甚至是‘农用拖拉机’！” 他刻意加重了最后几个字，暗示着那些可以轻易改装成装甲车的履带式拖拉机。
电话那头传来修斯快速敲击计算器的声音：“省下的中转费和‘特殊渠道’佣金…每年至少两百万美元。更重要的是，风险降低了，英国佬的海军总不能搜查悬挂美国国旗的‘人道主义’船只吧？当然，前提是罗斯福能顶住伦敦的压力。”
“压力？”特纳嗤笑，“约翰牛现在自顾不暇，张伯伦那套绥靖政策在议会都快兜不住了。我们这是在帮他们…间接抵抗远东的‘秩序破坏者’，他们该谢谢我们才对。”
纽约，华尔街23号，东部财团核心例会
老摩根的雪茄烟雾在橡木会议室里缭绕，他罕见地露出了笑容：“特纳这个西部牛仔…这次干得真不赖。他和他那些好莱坞明星、报业大亨在前面放火，吸引所有火力，我们却在后面…安然切蛋糕。”
杜邦的皮埃尔优雅地晃着红酒杯，脸上洋溢着法裔的骄傲：“我的军火，现在可以贴着‘美国政府人道主义援助’的标签，直接运给西班牙共和国了。英国佬？哼，他们除了抗议还能干什么？一想到能让伦敦那帮傲慢的家伙吃瘪，我这杯波尔多味道都更醇了。”他指的是英国一直试图维持对欧洲军火贸易的垄断。
梅隆（铝业大王）和洛克菲勒（石油大王）只是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扩军意味着对铝材和石油的巨量需求，他们的订单早已排满。而年轻的约瑟夫·肯尼迪和普雷斯科特·布什（布什总统祖父）这类新兴政治家族代表，则默默盘算着如何在这场盛宴中为自己攫取更多政治资本。肯尼迪盘算着利用其海事委员会的关系插手运输业，布什则着眼于德克萨斯州即将兴建的陆军基地带来的地产机会。
“好了，先生们，”摩根敲敲桌子，“蛋糕很大，但也要吃得优雅。我们要支持总统的‘适度’扩军计划，但要确保…‘适度’这个词，由我们来定义。” 他意指要在扩军规模与速度上施加影响，使其最符合东部财团的利益，避免过度刺激国内孤立主义残余势力和国际对手。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心照不宣的低笑。东部集团在这场风暴中看似“装死”，实则稳坐钓鱼台。他们乐见西部势力冲锋陷阵，为他们扫清政治障碍，而最终的经济与战略果实，却将由他们这些根基更深厚的老牌财阀安然收割。
特纳在西部点燃的这把“反孤立主义”之火，烧穿了国会山的壁垒，也照亮了整个美国资本集团通往世界战场的新财路。而这一切，都披着一件名为“人道主义”的华丽外衣。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伦敦，唐宁街10号
内维尔·张伯伦首相将那份关于美国《中立法案》修正案的电报重重拍在桃花心木办公桌上，震得茶杯托碟叮当作响。“罗斯福这是在玩火！”他对着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低吼道，“我们费尽心力在慕尼黑维持的欧洲平衡，就像一座用纸牌搭起的城堡。他现在搞出这个‘人道主义物资通道’，等于直接抽掉了最底层的那几张牌！这会让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
他走到窗前，望着唐宁街上阴沉的天空，语气充满了疲惫与焦虑：“美国人隔着大西洋，当然可以高谈阔论‘道德责任’。可我们呢？我们就在火山口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让整个欧洲陷入火海。”
然而，当他的目光转向桌上另一份来自远东的报告——关于日本军队在华暴行和其对英国在华利益的蔑视——时，他的愤怒中又掺杂了一丝无奈的认可。“不过…在东方问题上，富兰克林这一步，或许…或许是对的。日本人的野心越来越大，上海、香港、新加坡…我们在远东的殖民地就像挂在树枝上的熟果子。需要有人去敲打一下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裕仁天皇了。如果美国人愿意出面，在太平洋牵制日本，对我们维护远东利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他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领结：“准备一下，我要去下议院。得说服那些后座议员们，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现实。就说是…为了维护更广泛的、包括远东在内的全球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张伯伦已经开始构思如何将这次外交挫折，包装成一种战略上的“以退为进”。
同一天，伦敦，卡尔顿俱乐部
温斯顿·丘吉尔则啜饮着白兰地，脸上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赞许笑容。他对聚集在身边的一些同样对政府绥靖政策不满的议员和军官们说：“内维尔看到的是平衡被破坏，而我看到的是一扇机会之窗终于被撬开了！”
他挥舞着雪茄，仿佛在指挥一场无形的战役：“希特勒的胃口是填不饱的！他今天敢撕毁《凡尔赛条约》，进军莱茵兰，明天就敢对但泽提出领土要求，后天呢？他的飞机就会出现在伦敦上空！指望通过让步来换取和平，就像给鳄鱼投喂希望它最后才吃你一样愚蠢！”
“现在好了！”丘吉尔的声音洪亮起来，“罗斯福先生，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他给了我们一件未来的武器！这个‘人道主义物资’的模糊定义，就是最大的妙处。将来，如果…不，是当！当我们不得不与纳粹德国开战时，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条款。粮食、药品、石油…甚至那些可以迅速改装成军用的‘工业设备’，都可以通过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源源不断地运来英国。这等于是在中立的名义下，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潜在的生命线！”
他已经开始在心里草拟未来可能需要向美国采购的“非军事物资”清单了。
巴黎，法国外交部
法国外长乔治·博内接到皮埃尔·杜邦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来的消息后，陷入了沉思。与英国人的焦虑和丘吉尔的兴奋不同，法国人的态度更为复杂和务实。
“美国人终于愿意把他们的脑袋从沙子里拔出来了，”一位高级顾问评论道，“虽然是以这种…迂回的方式。”
博内走到巨大的欧洲地图前，手指划过与德国接壤的漫长边境线：“德国人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强大。他们的军队在膨胀，他们的工业在转向战时轨道。我们在东线的盟友…（他指的是波兰等国）看起来并不可靠。慕尼黑会议已经证明，英国人对大陆事务的承诺是有限的。”
他转过身，语气带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冷静：“现在，美国人愿意在某种程度上卷入，哪怕是间接的，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如果德国的注意力能被牵制，无论是被西班牙的局势，还是被美国在远东的行动所引发的全球性紧张…这都会减轻我们的压力。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法国官方最终选择了沉默和不表态。这种暧昧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他们不会反对美国的举动，甚至暗中欢迎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对日益咄咄逼人的德国形成制约。皮埃尔·杜邦的军火能否顺利运抵西班牙，在一定程度上也测试着德国和意大利的反应，这对法国评估自身的安全环境至关重要。
就这样，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催生的一项法案修正，如同投入池塘的石子，在欧洲各大国的权力中心激起了层层涟漪。张伯伦的愤怒、丘吉尔的盘算、法国的默许，共同勾勒出一幅大战前夕各方势力心怀鬼胎、相互试探的复杂图景。而所有人都清楚，这场游戏的核心玩家——德意志第三帝国，很快就会做出它的回应。世界的平衡，正在悄然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