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一座院子的大门口，大门前拥着许多人，很激奋的样子，我似乎听不清楚人们在嚷些什么。人群拥来挤去，但像是要避开我脚下的台阶。台阶很陡，我想走近台阶一些，台阶却突然变成了一块滑滑的石板。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听见头顶的瓦上传来噼噼叭叭的雨滴声。很快，屋檐上有水流了下来。滴在石板上。大门前的这些人却不避雨，大雨浇在他们的脸上，他们像是很受用的样子！有女人的脸闪现。长发已经淋湿，贴在面颊上。她居然开口大笑。红红的嘴张的好大。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血盆大口。我打了一个寒噤，感觉身上有冷汗流了下来……
到了区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后，我被分工管计划这条线。主任是常务副区长兼的，具体的事务，他当然不会管，这个部门单从名称看，也只有两条线，两个副主任各管一摊，也算合情合理。但是，那位兼着主任的副区长后来的那句话，却让我产生了疑窦。他说，这个单位下属有几家公司，这些公司也归计划线管。我朝他看看又瞟了身边的那位副主任一眼，直觉告诉我，这样的分工，他们两个是事先商量好的！
那位副主任比我先到这个部门，先进了山门，自然是先近楼台先得月。可是，从情理说，公司这一块应该归口于经济线，怎么反倒划归在我的这条线呢？我说，公司让计划线管，似乎不太妥当吧！一是，这应该归口于经济线；二是，我又不熟悉公司的业务，公司的那些人面长面短我都一无所知，让我去插手这一块，我恐怕管不了！副区长说，公司的业务你不必插手，那边有经理呢！你只要管住它，不让公司出乱子就可以了！我瞟了他们一眼，见他们的神情都有些尴尬。我知道，再推脱下去，就没有意义了，便不再继续推辞。
回到办公室，我找办公室主任了解下属公司的情况。一进会议室，我还没有开口，办公室主任倒抢先问我怎么分工？这也很正常哦，他是办公室主任嘛，今后上面来的文件，他得归类分送。当他听我告诉他，我分管计划并下属的公司时。他说：
“嗳哟，主任你既然分管计划，怎么去接手这些公司？公司应该归口经济线！”
我说：“区长坚持这样的分工。”但他的话引起了我的警觉，我立即问道，“这些公司怎么啦？”
“一副烂摊子！”他说，“你接手了一副烂摊子！公司亏损得一塌糊涂！”他看看会议室的门开着，便赶紧起身，去关上了门。又说，“主任，你这一次可是真的上了他们的当了！那家总公司去跟着人家炒期货，全军覆没！另外的那一家公司，工资也一直发不出，隔三岔五有员工上我们这儿来要工资的！”
他口中的那家总公司我倒是听说过的。曾经场面搞得很大。是区里唯一的一家全民所有制公司。区里的一些领导的七七八八的亲属都削尖了脑袋往这家公司里挤。如果真的因为炒期货而全军覆没，我接手这么一副烂摊子，接下来的戏，倒确实是难唱了！
“炒期货亏损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就在去年下半年！”他说。
“已经一年多了嘛，为什么一直没处理？”我问。
“谁愿意去碰这个事呀，”他说，“都躲之唯恐不及呢！”
“哦，是吗！”我沉思道。
让我接手这件事情，是不是想让我当替罪羊呀！看来我得慎重处理这件事了！
“你通知那个总经理，让他来见我。”我说道。
“是两家公司的经理都来吗？”他问。
“不，就那家期货亏损公司的总经理吧！”我说。
哼！把我当成了软柿子捏。我将第一榔头砸在硬钉子上又怎么样？公司亏损，职工工资发不出毕竟是小事，再闹也只能是经营上出点问题；期货炒亏了？可能不仅是此事哦？谁知道里面是否夹着什么摊不开的事呢？不管怎么样，我得先把问题摊开来！既然让我接手下属的公司，如果，我仍掩着，藏着。最后，我真的要成为替罪羊了！
那位总经理来了。我让办公室主任陪着我。办公室主任先向他介绍了我。我让他汇报一下公司的情况。显然已有人向他通报了公司现在由我分管。他倒是首先自己破题，讲了公司炒货期货亏损的情况。我之所以，一开始不主动提这方面的事。是因为，这个问题在他的心中必定很敏感。我第一次约他来见我，便立即提问。他的心中必定会很抵触。这后续的文章便越加难做了！他一定会认为我在大兴问罪。在事情没有了解清楚之前，我可不想给对方落下这么一个印象。谁知道，在他的背后还站着什么样的人呢？他能将公司的场面铺得这么大，后面没有官场上的人给他撑着，难道他真有通天彻地的本领？
他竟然满不在乎地讲起了炒期货亏损。我自然毋需再刻意回避，便假装第一次听说这件事，让他详细地讲一讲事情的整个过程。所谓的做期货，其实就是一场豪赌！本市的几家公司联手，想去邻省的期货市场左右期货交易。影响期货的交易价格，依靠的是资本实力。本市联手的那几家公司在本地虽然财大气粗，能聚合几个亿的资本去市场搏一把。但在邻省的期货市场却遭到当地实力更为强大的几家公司联手截击。几经博弈，本市的那几家公司终于输得血本无归。
什么买入；什么卖去；什么被强行平仓；什么做多；什么做空。这一些术语我一概第一次听说。我不懂期货交易，当然更不懂期货交易下的潜规则。我不想去了解期货交易中的细节。我只需知道这次豪赌的结局。但我没有打断他的滔滔不绝。我想从他的叙述中，找出日后可让我利用的把柄。能让我以此为利器。破解此刻盘桓在我眼前的让我费神的难题。但是，我静静的倾听，同样引起他的警觉，他突然刹住了话头。将话头一转说：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这件事情是我去操纵的，应承担的责任，自然由我来承担！”摆出了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势。
我笑道：“公司经营失败，造成了巨额亏损。不管是不是你亲自去操作的，身为总经理，你自然应当承担责任！我今天请你来，并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想了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如何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
“下一步的打算？”他摇了摇头，“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欠了银行几千万元，光是每月应该付的利息，就能把我压死！我还怎么妥善处理法？”他将双手一摊，“要么领导能给我一笔资金，让我去重新搏回来！”
我摇了摇头：“不要说我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就算是有，我也没有权力，让你去这么做！”
“其实要搏回来还是很容易的！”他犹不死心地说，“经过了这次的惨败，我已知道了做期货的关节，保证能稳赚不赔！”
这是典型的赌徒心理。哪个赌徒不是输的精光之前抱有这样的心理的呢？甚至在输的只剩下一条短裤时，依然会抱着这样的心理！就算是能赢得瓢满盆溢，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还能指望分一瓢羹！我大摇其头。将话题一转：
“我是问你公司接下来的经营。做期货亏了，总不见得今后公司也不经营了嘛！”
“还拿什么来经营？没钱啊！”他又将双手一摊，瞪大了眼看我，似乎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提出如此愚蠢的问题。
“银行不能贷款吗？”我说，“难道你以前从未去银行贷过款？”
“将银行贷来的款都输光了，现在还有哪家银行肯将钱贷给我！”他沮丧地说。
“你现在欠贷多少？”我装作不经意的问。
“七千多万吧！”他脱口而出！
“七千多万都做期货炒没了？”我的语气陡然一升。
显然我的话让他一震。他看了我一眼，眼中闪出了一丝惊慌，点了点头。
“你公司不经营了，这么多的员工怎么办？你拿什么来养他们？”我问。
“我不是想请领导帮我想办法嘛！”他的声音低了许多。
“如果，我不通知某主任让你来的话，你今天也不见得就会来吧？”我试探着问他。
“不是说，你们才刚刚分工嘛？”他顺口说道。
果然有人跟他暗通款曲。看来，对这家公司的任何言行，我都得慎之又慎了！
“这样吧，这两天我让某主任去你们公司，了解一下情况。你今天先回去吧！”我说。
他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下了逐客令。他迟疑地看着我。我肯定地朝他点了点头，他才起身离去。
他走之后，我问办公室主任，这家公司的员工都是哪些人的家属？
“喔哟，主任！”他的口气有些大惊小怪，”都是区里那些当官的亲戚。呶，某局长的亲戚，某局长的夫人，某某局某副局长的老婆……”他一口气说出来好几个人的名字。
“这些皇亲国戚在公司里担任什么职务？”我问。
“这倒不太清楚。”他说，“又没有人跟我明确过，让我过问公司的事。有些话，我也不便过多的问。”他解释道。
这话我倒也理解，在机关工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公司现在面临着这么一个局面。
“原来这家公司委里谁负责？”我突然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他显然没有防备，顺口说道：
“一直是某区长在亲自抓。”显然，他也意识到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不太妥当，马上扭转了话题，“某副主任曾经也想插手管过。但是，后来他出事了之后，就不知道是谁在管了！”
哦？他所说的某副主任我知道，已因为与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在经济上有不清不楚的关系，而被认定有罪。已获刑。在被抓之前，曾一度传的沸沸扬扬。案件牵涉到一位下派到我所在那个镇的副镇长。那时，这位副镇长人选正要提交镇人代会补选通过。不得已，我只得亲自赶去区检察院了解案情。当时告诉我说，没什么事情，但补选的事最好先搁一搁。我知道，肯定是出了问题了。
那位副主任当时并没有被同时请进检察院。但我感觉他已经如丧家之犬。有一天早晨他打电话给我，我在电话里很直接的跟他说，让他有事的话，赶紧去检察院说说清楚，也能争取一个投案自首，到时候，可以被从轻发落。那时，外界对他的传言太多了！也由不得我不说这样的话。他在电话里却信誓旦旦的说没什么事！还让我放心好了！我平时跟他交往也不多，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他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显然是想打听我的那位部下的情况，但被我很直接的问话，打乱了他的方寸，他也没有再顾得上问便挂了电话。
我听到电话中传来汽车驰过的声音，但查看号码却不是手机号码。我心里已经很明白，他肯定有事！不然为什么要用街头的公用电话打给我？他是怕他的手机已被监听了。果然没过几天，他也被请进了检察院。后来传出的消息说，我的那位部下涉案的金额并不是很大，他的妻子来找我，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争取让他能判个缓刑？
他在我这儿下派的工作时间并不长。但在这并不是很长的时间里，工作上倒也确实尽心尽职。我考虑了再三，决定同时约请检，法两长。待检察长和法院院长落座之后。我直截了当地说：“某某某下派到我这里任副镇长之后，工作很努力，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我今天请你们两位来就是想为他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他一个缓刑？给他一个机会能让他重新做人！”
法院院长不说话，只是盯着我笑，检察长说话却同样的直言不讳：
“你是否还打算帮别人求情？”
我听他的口气，便已知道他所说的“别人”是谁。
“别人的事，我无权干涉！”我说道，“我为某某某说话，是因为他下派在我这儿的这段时间里赢得的口碑！”
是啊！除了以这个为理由，我能随随便便在这两位面前置喙吗！后来，开了庭，我的那位部下终于被判了个缓刑。那位某主任却被判了实刑。当然他的被认定受贿金额比我的那位部下多了一些。检察长在区机关碰到我，说：
“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我笑笑说：“这说明你执法宽严有度，入情入理哦！”
他一本正经的说：“你这个家伙！”
看来，是在怪我得了便宜卖乖哦！哎！往事如烟哦。
“也就是说，现在一直没有人在管？”我回过了神来，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也不是说没有人在管。”办公室主任纠正了我的说法，“领导在管，又不会跟我们这些部下说。我们自然也不好去问！谁会硬凑上去呢？理解的，说是完全出于公心。不理解的，还以为能捞到什么好处！”
“那么，你有没有捞到过什么好处呢？”我突然半开玩笑半正经的微笑着问。
“我？没有！绝对没有！”他赶紧矢口否认，“公司经营好的时候，逢年过节会送一些副食品送来。这是人之常情，委里的每一个人，按人头都有份，他们也不会多送一份！现在公司到了这个地步，是不能再指望了！”
“总公司这一块，现在有多少人？”我又突然变换了话题。
“大概有近百人吧！”他仰着头想了想说，“一共是九十八人！”哦，人还真是不少！。“另外那家公司不算。”他又接着说道，“另外那家公司也有几十号人呢！”
“这些人都是正式在编的吗？”我问。
如果是正式在编的，这些人的处理，也是一个难题。
“总公司是全民所有制的，当初调进来时，都有正规的手续的！”他说，“另外的那家公司，人很杂，有些人，连我们都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原先是做什么的！”
“那他们怎么会到这里来讨工资？”我问。
“谁知道呢？”他说，“反正他们一来，领导就往我的办公室一推！好像当初是我将他们调来似的”
他似乎有一肚子委屈。我让他将办公室的事情先放一放，这几天先去总公司将详细的情况给我摸来。我说：
“大致的情况我已有数。刚才，你在一旁也听到了！但是，我需要的是更详尽一些的材料。譬如：欠贷的是哪家银行？各欠多少？公司现在名下有哪一些财产？有产权证的产权证现在在哪里？公司的应收款有多少？各牵涉到哪些单位和个人？公司的应付款，除了银行的欠贷，另外还有哪些？公司的账上还有多少资金？通知公司，帐上有钱的话，暂时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要经过我同意！我沉思了一下，又说，“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必须得有个了断！该是谁的责任便是谁的责任！”我又摇了摇头，不过你去总公司时，不能传我刚才的这句话去，我现在是对事不对人！你可以跟他们说，如果他们不能合作。我接下来将不仅仅是对事，也将对人！让他们好自为之！”
办公室主任是一位转业军人，不长时间的接触，我已感觉他是一个喜欢拉大旗的人。他会把我的最后一句话，准确无误的传去公司的！
“另外的那一家公司要不要也去摸一下底？”他问。
“暂时先放一放！”我说，“总公司的事，才是必须处理的关键。”
“但是他们常常会有人来要工资呀！”他说，显然这件事才是最让他头疼的事。
“什么时候听说过，下边企业发不出工资了，来向主管部门要钱的！”我说道，“以后他们再来讨工资，你就打电话，让他们的经理来，将他们的员工带回去！”
“哎哟，到了那个时候，还去哪儿找他们的经理哟？”他说，“也许这些员工便是经理喊他们来的。”
嗯，这倒是有可能的！我暗暗思忖着，这应该是那些经理们常常耍的滑头。
将近一个星期之后,办公室主任将一份材料交给我，他又跟我说：“主任，你应该去公司露下脸。”
“为什么？”我不明白他如此慎重地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觉得既然现在这些公司归你管，你去一趟公司也能让他们感觉你还是比较好说话的。”
“怎么他们以为我这个人，不太好说话吗？”我问。
“那倒不是，他们在说，你在下面镇上工作时是很凶的，那里的人都很怕呢！”
“我又不是老虎，难道还会吃人？”我笑道。
其实这个“凶”的名声也挺好的！至少，在他们想招惹我时，心中也有所顾忌。我为什么要让他们以为，我很好说话？这岂不是在引诱他们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嘛！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一定的“凶”度，对这件事的最后处理肯定是有利的！哪怕是色厉内荏，也总比软塌塌地柿子好的多！在大局未定之前，我是不会上公司门的！有事，我自然会让办公室主任通知总经理来见我！我得自抬一些身价，不能跟他们混得像朋友似的，朋友可以做，但必须与接下来的公司清理无关，不然我岂不是湿手抓干面粉，甩都甩不掉了嘛。
我拿了这份材料去见兼着主任的那位常委副区长。材料整理的虽然不是很详细，但是大概的情况已经讲的基本清楚了，这就够了。这已经足以让我将蒙着的那一层布撕开！副区长很矜持地看翻看着材料。脸色却是不悦。他问我，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坦率地说，事件的发生在一年多前。总是这么藏着掖着也不是个办法。我的看法是立即向区委区政府汇报。由领导来决定，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因为，这不仅仅是公司的巨额亏损问题，还有近百号人的日后安置问题。搞得不好会引发社会矛盾。到了引发了社会矛盾再着手去处理，就晚了，也被动了，纸是包不住火的。纸包不住火的道理，副区长当然懂。他沉吟了片刻才说：
“让我先去向区委领导汇报了再说吧！这件事你先不要在外面传！”
这件事难道还需要我去传吗？在小城，现在谁不知道有这个档子事呀？也真是自欺欺人得可以了，我内心不免嘀咕道。
很快召开了区委常委会议，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听取我对下属公司的做期货发生巨额亏损的情况汇报。区长来这里工作的时间也不长，显然，他也不愿意揽这件事。我将公司的情况细细地陈述了一番之后。区委书记照例是一言不发。区长却直截了当地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说，建议由区纪委牵头，请审计、监察等部门参加组成联合调查组。进入这家公司进行调查，调查结论该怎么处理便怎么处理。区纪委书记坐上这个位置不是很久，原来的区纪委书记已升任区委副书记。区监察局长总算上了这个台阶。一听我的话，便举着的双手猛摇：
“乡镇企业局下属的某某商场发生了巨额亏损，让我们牵头调查亏损的原因，到现在我们区纪委还在里面脱不了身，这一次事情我们纪委是无论如何也不插手了！”
我说：“这一次的事情，纪委牵头是最合适的！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具备纪委的综合协调权力！”
我一再坚持，纪委书记却一再推脱。区委书记却始终端坐在那儿笑眯眯的不说一句话。区长说，要组成联合调查组也可以，但这个头，必须有区计经委牵，也就是说这个头，必须由你牵！他指着我说：
“区纪委能综合协调，难道你区计经委不是综合协调部门？而且，这家公司本身就是你区计经委下属的公司！难道还需要旁人来帮助你协调？我是问你，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我一听区长的口气，显然并不想组建什么联合调查组。他应该也是想尽可能地把事情压小吧！其实，区委决定召开这次常委会，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已向区委的每一位常委昭示了下属公司炒期货亏损巨额的事，与我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没有人再能让我去充作替罪羊了！所谓的组建联合调查组，我只是想将这一副烂摊子推给区纪委而已。既然这个目的达不到，我也只能推出我的下一步方案了。我说：
“我的想法是对公司采取‘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当年苏联面临解体前叶利钦搞出来的。这是一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人为地停止一切代谢过程，而让身体痊愈的方法。从公司目前已经停业、停止了运转的情形看，无非是在公司被动的停止运转前，加上了人为的主观意志而已。但是我这“休克疗法”四个字一出口，与会的所有人都将目光饶有趣味的投向我，显然这样的说法，让他们感到很新奇。我说：
“由公司自己组成清欠小组，将所有的应收款尽可能的收回来！这些收回来的应收款不得用于归还银行的欠款，而只能用在员工的身上！稳住这近百人是一个大问题！员工的工资不能再发了，只发生活补助费。什么时候公司正常运转了，员工的工资才能恢复正常！公司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上了，相信让员工只领生活补助款，他们也能理解和支持！”
区长问：“公司亏损了七，八千万，银行的这些贷款怎么办？”
我说：“我不是对公司的现有资产已经做了盘整了吗？抵债啊！”
“这么多的贷款，这么几间房子，几亩土地就能抵债？”他疑问地看着我。
我朝区长笑笑，不解答他的疑惑。他将目光投向其他的常委，显然没有人能知道，我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我已了解得很清楚，公司的一些欠贷，根本就没有抵押物！这些旧房子、小地块倒是能派上大用场了。但是这一些小九九，在常委会上我没必要抛出去！一说出口，谁知道会不会立即传到银行的行长们耳中？那我接下来的文章怎么能做得下去！区长见我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便也不再问。我已很清楚，既然区里没有同意，由区纪委牵头清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担子必定会压在我的肩膀上，这是我想推也推不掉的！
回到办公室后，我立即将办公室主任叫到会议室。向他简要的讲了一下会议的结果。关照他说，接下来，必定会有公司的员工提出要求调离，我们一律放行。我知道，只要我的休克疗法一实施，一定会将相当一部分人逼走，谁愿意呆在这濒临死亡的公司里，每个月只领生活补助款呢？他们既然有办法调进来，也必然有办法调出去！只要大部分员工调走了，公司的善后处理就简单多了。
我又让办公室主任通知公司的总经理来我的办公室，总经理来了之后，我很坦诚的告诉他，区委常委会已同意了我对公司的“休克疗法”意见。请他牵头，组成公司的清欠小组，抓好应收款的回收。他问我，公司怎么办？显然他并没有明白，我的“休克疗法”是什么意思。我对他说：
“就是公司暂时停止运转。你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公司应收款的回收上。应收款收回来之后，只能用在员工生活费的发放上。”
他问：“员工的生活费每月发给几百块钱比较合适？”
我说：“你去民政部门问一下参照民政部门的社会救济金吧！”
我告诉他应收款如果移作他用，必须事先得到我的同意。他问：
“如果归还银行贷款呢？”
我说：“也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我强调说，“这事已经区委常委会通过，你必须照此办理。如果，你不履行，后果你自己承担。你不要到时候怪我没有跟你说清楚，或者怪我不肯帮你。”
他问：“这么多银行贷款利息怎么办？”
我说“现在你公司的这些产权证都在这儿。你在哪些银行贷款，贷了多少款，我也清楚。我会出面去跟银行这些协调。看看能不能将你身上的包袱卸的尽可能的轻一些！在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必出面。我是以主管部门的名义出面协调的。你一出面，反而会将事情弄砸！既然，人家已经把你当成了死猪，你就索性装成死猪算了！”
他说：“收回来的应收款一出现在公司账上，银行不是马上会知道，公司有钱了嘛！可能还没等我发给员工，银行就把钱划走了！”
我说：“公司在某某乡不是还有一冢漆包线厂嘛。这个厂的信贷都很正常。你公司立即对这家企业进行改制。将工厂改制为股份制，与总公司脱钩。这既是为了总公司一部分资产的隐匿，让总公司员工的分流，建立一个物质基础。也是为了彻底的解决总公司的所有问题搭建一个平台！”
我说：“有些话，我不想多说。但你是个聪明人，难道还用我把话说的如此明白吗？总之，一句话，公司员工的善后问题，要你去解决！你不要将矛盾推到我这儿来！我这儿难过了，你决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我最后的话，已经明显带有威胁的味道，想来他是听得懂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区委常委会上的信息很快便传开了。区里上下都在传说，这家公司要倒闭了！而且，区委常委们已经定了，公司的员工每月只领生活补助款。有人已经开始运作调离，谁愿意待在将要倒灶的公司里，只领生活补助呢？偏偏还是有人，也不知仗着自己确实是背景过硬，还是认为自己的口才确实了得，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那天来的几位都是妇女，确实挺会说话的，叽叽呱呱响了我一办公室。我有些恼怒，但又不便发作。只得耐着性子，跟她们讲了公司目前面临的困境。这还算好，他们发泄了一遍之后，总算走了。办公室主任在他们走后告诉我，说刚才那位喉咙最响的。是某某局的某副局长的老婆。他所说的那位副局长我正巧熟悉，平时碰到还常常开个玩笑来着。我拎起电话，打了过去，因为他天生长得黑，我一直戏称他是“非洲小白脸”。我说：
“‘非洲小白脸’，你怎么回事啊？让你老婆来我办公室闹啊！”
他在电话里一听到这样叫他，他便认定是我，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去你这个‘真白脸’那儿闹啊。我老婆不可能啊！”
我说：“什么不可能！刚走呢！”
“等等，等等。”他在电话里说，“你肯定弄错啦！我老婆肯定是不会去的！我已经落实好了调动单位，她怎么可能再去找你！再说，我知道你在管这一块，我肯定会帮衬你的。我怎么会让老婆给你去出难题呢？到时还不是要给你骂死！我吃得消啊！”
想想也是！他怎么可能不给我面子！第二天一早，他便打了电话来说，昨夜回家问清楚了，确实不是他老婆。昨天来找的，是某某某局长的老婆！哦，我在电话中赶紧抱歉，真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了！”
他所说的那位局长我也熟悉。但这个问责的电话是不必打了，毕竟大家都脚碰脚的，信息已经传过去了！我很恼怒，这就够了，何必要捅破这层纸呢！好在后来这家公司的员工，没有来我的办公室吵闹，也算是让我清静了好多！
但是，另一家公司的员工却又增添了我的烦恼。那天我的办公室来了一对小夫妻，那男的是我在第二个基层所工作时，一直跟着我的基层所所长的儿子。多年不见，他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成熟了些，脸色苍白了些。他告诉我，他在小城的布厂工作，那家厂我知道，厂长是我的同学。我的大姨子也是这个厂的工人呢！这个厂那些年已是不景气，员工下岗的下岗，遣散的遣散。看来，跟前的这一位必定也已下岗了，不然脸色何以如此苍白呢？他的妻子原在我们下属的另一家公司工作。他说：
“公司已好几个月不发工资了！他下岗，妻子又没有工资，又有了孩子，让他们一家怎么生活下去？”
这倒确实是个问题哦！但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恼怒了。
他说：“公司发不出工资，主管部门应当承担责任！”
我说：“你的遭遇确实让人同情！但是，你要主管部门去承担下属公司发不出工资的责任却是错的！公司一直是自负盈亏的！主管部门从没有收过什么管理费！这个责任为什么要主管部门来承担？”
他说：“那公司要主管部门来干什么？”
我问他：“你知道主管部门这个‘主管’两字的含义吗？区乡镇企业局是全区乡镇企业的主管部门。难道这一千多家乡镇企业工资发不出了，也来向主管部门讨要工资吗？‘主管’是代表政府在管理中承担的角色，你要弄清楚了。自己都没有弄清楚，怎么敢在我这儿信口雌黄！”
他说：“你这是在报复！”
报复一词落进我的耳中，倒让我心中一顿。我立即想起了当年入党时，逼我作“不能日后报复”的那个发言。哦，原来是这样啊！看来，他们一家当年确实在什么事上做过他们自以为有负于我的事了。不然何以在当年会说出“怕他日后会报复”这样的话来？今天又说“这是在报复！”那么，他们当年到底做了什么呢？怎么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丝毫可寻的记忆？让我一直在心中耿耿于怀。
我见他说得离谱，便不愿意再搭理他，让办公室主任去接待他，我正有一个会议在身。便匆匆地走了！谁知没过多久？我碰到原来所里的一位同事，他告诉我说：
“某某已经死了。”
“死了？怎么可能？怎么会死的？”我惊诧地问道，“那天,来我办公室喉咙还梆梆响呢！我后来要去开会了，也懒得理他。怎么就死了呢？”
“他家说，是被你气死的！”他说。
“被我气死的？”我大惊失色，“我又没气他，我只是跟他讲道理，他老婆的工资几个月不发了，他来主管部门讨要工资。主管部门只是政府的职能部门，跟企业员工的工资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财政拨款。财政拨款中怎么可能有付给企业职工工资的经费？这不是在开玩笑吗？可是我跟他讲这些道理，他也要生气呀！而且是气死了！这不是太荒唐了嘛？”
“他本来肝病很重！”他说，“在你那里回家后，就发生了肝昏迷。我们也说，他发生了肝昏迷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家人真是不可理喻！”
对他的突然死去，我倒是很同情，但是把他的死，说这是被我气死的，这岂不是太牵强了！难道跟我有半毛钱的关系吗？真是的！人心的险恶，有时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哦。
那些银行也是。当我拿着这些产权证书，一家一家找上门去，希望他们收下这些权证，好歹也能弥补一些损失时。居然没有一家银行愿意接纳这家公司留下的这些资产的！我跟他们说，公司已经不可能再经营下去了，我作为主管部门，总不会有意诓银行吧！但是，他们的眼神却让我感到了陌生。这些行长我原本都很熟悉呀，怎么眼神中所流露的，却是像我要让他们吃药似的？不管怎么样，作为主管部门，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接受不接受我的建议是他们的事！至少，他们日后再不会为这些烂帐来找我了吧！
为了这些欠下的贷款，我特意去了一趟市经委。我下属的这家留下巨额贷款的公司，毕竟是全民所有制公司。我想请市经委帮我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请银行在每年的坏帐核销中，逐年核销一些。市经委主任一边挖着鼻孔，一边听我的叙述。让我实在从心底从卑视他！好歹也算是一位正处级的领导干部。一点点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他是凭什么才坐上去的？他原先是一家企业的厂长，应该是他花了许多企业的钱去铺了路吧？只有让领导成为既得利益者，在官场上才能登堂入室。否则，你就在门外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