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山背后的枪声炸开了锅，像除夕夜失控的炮仗，密密麻麻织成一张响网，子弹擦着煤渣飞掠而过，“嗖嗖” 声刺得耳膜发疼。我把小兰死死护在怀里，借着煤堆滑坡的惯性连滚带爬，一头扎进暗沟 —— 沟里积着半尺深的湿泥，混着煤屑糊满全身，却成了保命的屏障。等枪声稍歇，又顺着沟沿往渔村后山钻，钻进密不透风的甘蔗林。
日军卡车的探照灯扫过来，光柱像把锋利的刀，劈开甘蔗叶的缝隙，把叶片映得半透明，悬在头顶像无数柄绿剑。我们浑身裹着煤黑，手脚并用地往前挪，锋利的蔗叶在胳膊上、脸上划出一道道血口子，血珠渗出来，混着泥污结痂，却连一声闷哼都不敢发 —— 怕惊动山下的日军，把仅存的生路堵死。
爬到大山腰的废弃砖窑，我才敢瘫坐在地上喘口气。借着月光低头看小兰，她肩上的旧伤又崩开了，暗红的血把粗布衣服浸出一大片，却还咬牙从怀里掏出块破布，狠狠勒住伤口，抬头冲我笑：“你看，咱们夫妻档，命就是硬。” 我心疼得喉咙发紧，伸手轻轻抚过她汗湿的额发，俯身吻了吻她的额头：“先把血止住，再硬的命，也不能让你把血流光。”
后半夜，山脚下传来哗哗的水声，借着夜色往山下望，只见一艘快艇像条黑鱼，悄无声息地靠了岸。昌哥的心腹阿水猫着腰爬上来，手里攥着只油纸包，钻进砖窑就压低声音说：“老板被日军扣了，东昌号也被他们充公了。这是你们要的‘东西’，他让我带句话 ——‘燕子不回头，直飞沂蒙山’。”
我扯开油纸包，二十条崭新的德国造驳壳枪泛着冷光，四箱手榴弹码得整整齐齐，还有一张皱巴巴的地图 —— 上面画着山东沂蒙山的地形，红笔圈出的 “抗日游击队联络点” 格外醒目。我攥紧地图，指节泛白，心里像燃着一团火：师父以前常说，沧州燕子门的轻功再快，也快不过子弹；可要是把子弹握在自己手里，就能为这破碎的山河，抢出一条活路来。
枪有了，赶路的路费却成了难题。我摸出怀里的黄金烟枪，龙嘴的空缺处露着白茬，只剩那颗红宝石在月光下亮着，像颗凝固的血丸。小兰赶紧按住我的手，声音发颤：“这是咱们的聘礼，不能动。” 我摇了摇头，语气坚定：“命都快没了，还谈什么聘礼？等咱们活下来，我给你打更好的，比这金烟枪还贵重。”
她沉默了片刻，突然把烟枪抢过去，从发髻里拔下一根金钗 —— 那是她母亲留的遗物，也是她唯一的念想。她小心翼翼地把金钗嵌进龙嘴的空缺，抬头看着我，眼里闪着光：“要当一起当，要活一起活，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 我们连夜下山，找到地下钱庄，把金钗和半杆烟枪当了，换来三十块大洋、两匹壮实的蒙古马，还有一辆吱呀作响的破马车。
马车上，我铺了厚厚的干草，想让她半躺着休息，她却不肯，非要坐在我身后，双手紧紧环住我的腰，脸贴在我汗湿的背上。马铃 “叮当” 想着，我们顶着满天星斗往北赶，像一对私奔的小夫妻，身后是火光冲天的上海，身前是未知却滚烫的远方。
为了避开日伪的卡子，我们只能昼伏夜行。白天藏在齐腰深的高粱地里，听着远处日军巡逻车的马达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夜里赶路时天亮，我就把她裹进怀里，一起坐在马车上赶马。她教我唱江南的《茉莉花》，歌声软乎乎的，像浸了春水；我教她吹口哨唤鸟，她学得慢，总把调子吹跑，惹得我们俩在月光下笑作一团。
她指尖在我掌心轻轻写 “李” 字，我就在她掌心写 “兰” 字，再把两只手合拢，拼成一颗心。饿了的时候，我们分吃一块硬邦邦的馍，她咬一半，把剩下的塞进我嘴里，笑着说：“你赶马、探路，出力多，你先吃饱。” 我嘴里嚼着刺嗓子的麸皮，心里却像灌了蜜 —— 原来漂泊的人，只要抓住一点点甜，就觉得整个天下都轻了。
十天后，我们终于踏进沂蒙山腹地。峰峦像翻涌的墨海，松涛声在山谷里滚着，像闷雷，可山脚下却随处可见饿殍，惨得让人揪心。我们在一座破庙里落脚，庙外的荒地上，几具尸骨还没来得及埋，一群乌鸦在头顶盘旋，“呱呱” 的叫声难听至极。
我第一次看见小兰哭。她抱着个瘦得肋骨都凸出来的小女孩，把我们最后一块干粮掰成碎末喂她，可没过半个时辰，小女孩还是没撑住，小脑袋歪在了她怀里。小兰跪在地上，用手一点点扒土，想把孩子埋了，十指磨得血肉模糊，还在不停挖。我蹲在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声音发哑：“别挖了，让燕子带她飞吧，飞到没有饥饿、没有战争的地方去。”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已经不是上海滩那个娇生惯养的杜家千金了 —— 她是我的战友，是这破碎山河的守墓人，也是我心里最硬的那根骨。
我带着那二十条驳壳枪，在附近的村落里招兵买马。穷得活不下去的猎户、被日军灭了门的书生、逃荒来的壮丁，听说我们要打鬼子，都揣着干粮来投奔。我给队伍取了个名，叫 “燕子队”—— 我把燕子门的轻功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教他们翻墙越脊时脚不沾尘，夜里行动时悄无声息。我们的队训就一句，掷地有声：“专偷鬼子的命。”
小兰管账，也管医护。她把旗袍改成了方便跑跳的马裤，头发裹进粗布毛巾里，却掩不住眉眼间的英气。有队员开玩笑：“队长，你这压寨夫人，比枪子还辣。” 她一听就急了，扬起拳头追着那队员打，笑骂道：“谁是压寨夫人？我是寨主！这燕子队，有我一半的份！” 我站在一旁看着，心里像开了花 —— 原来家不一定是一间屋子，也可以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是她站在人群里，眼里闪着光的样子。
很快，我们得到情报：日军一支运输队要过摩天岭，拉着过冬的棉衣和弹药。我拍板决定，干一票大的。夜里，我们三十个人像一群黑燕，悄无声息地翻过山，扑向山谷。我带几个人摸上岗哨，匕首抹过鬼子的脖子，没等他们哼出声，就夺下了机枪。
小兰带另一组人伏在崖顶，专打卡车轮胎。战斗打得又快又烈，手榴弹爆炸的火光映在她脸上，她咬着牙往山下投弹，肩上的旧伤渗出血来，也没退后半步。我在一旁看得心尖发疼，却腾不出手去帮她 —— 只能更狠地扣动扳机，把鬼子往死里打，早点结束战斗。
十分钟后，日军的运输队全瘫了。我们缴获了五车棉衣、两箱子弹，还一把火烧了空卡车。回山的路上，小兰把一件崭新的棉衣披在我肩上，轻声说：“你轻功好，总在前面探路，别冻着。” 我握住她的手，虽然两人的手都因为摸枪、投弹变得黑乎乎的，却暖得能焐热彼此的心：“有你在，我怎么会冻着。”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专盯日军的运输线。我用燕子门的轻功夜袭据点，悄无声息地摸进去，解决哨兵；小兰带着神枪手在远处掩护，枪声一响，总能精准地打掉鬼子的火力点。日军被我们打怕了，都说沂蒙山里有 “黑燕”，来无影去无踪，专要他们的命。
可我知道，燕子飞得再快，也得有归巢的地方。每次夜里行动回来，总能看见小兰在庙门口等我，手里提一盏马灯，灯光在夜里摇摇晃晃，像颗暖人的星。她一看见我，就小跑过来，拉着我的胳膊翻来覆去看：“没受伤吧？有没有缺胳膊少腿？” 我总笑着在她面前转一圈：“你看，全乎着呢，还能抱你转三圈。”
她会嗔怪地拍我一下，却趁没人的时候，从怀里掏出块用手帕包着的烤地瓜 —— 那是她从自己的口粮里省下来的，还带着点温度。我咬一口，甜得能噎到人，鼻子却酸酸的：“比上海的桂花糕还甜。” 她耳根一红，转身就往庙里跑，像山间受惊的小鹿，引得我哈哈大笑，笑声在山谷里飘得很远。
转眼到了深秋，燕子队的队员已经有一百三十人了。我们打下了日军的第一个据点，缴获了一批战马，还救了不少被抓去的老百姓。夜里，我们在山头上摆庆功宴，篝火映红了半边天，队员们唱着山歌，喝着自酿的米酒，热闹得像过年。
我牵着小兰的手，走到火圈中央，高声对所有人说：“今日起，燕子队扩编成‘燕子营’，我李三任营长！还有一件事 —— 杜小兰，她不只是咱们的营副，还是我李三未过门的媳妇！”
话音刚落，队员们就起哄起来，有人掏出唢呐吹得震天响，有人敲着酒坛当鼓，闹成一片。小兰愣住了，眼泪 “唰” 地就流了下来，却笑着问我：“那聘礼呢？你答应我的聘礼，可不能赖。” 我从怀里掏出那杆只剩木托的黄金烟枪 —— 枪托上，我用匕首刻了两只交颈的燕子，虽然刻得粗糙，却满是心意。我单膝跪地，举起烟枪：“枪是空的，可我的心是满的，里面全是你。杜小兰，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赶紧伸手把我拉起来，眼泪还在掉，却笑得格外灿烂：“跪着像俘虏，我要的是能跟我并肩作战的夫君，不是要一个俘虏。” 我大笑起来，一把把她抱起来转圈，篝火溅起的火星落在我们身边，像漫天的烟火，为我们作证。
可喜事的第二天清晨，山下来了个穿粗布衣裳的人 —— 是八路军的联络员。他递给我一份皱巴巴的情报，脸色凝重：“日军调集了两千人，还带着八门山炮，要对沂蒙山进行‘铁壁合围’，他们的目标，就是你们燕子营。” 我往下看，心一下子沉了 —— 带队的副官，竟然是以前在上海跟万墨林勾结的三井少佐，他还专门点名，要抓活的 “燕子李三” 和 “杜家小姐”。
我攥紧情报，指节泛白，抬头望向小兰 —— 她正在给受伤的队员换药，动作利落，侧脸被晨光镀上一层金边，温柔得像幅画。我走过去，轻轻按住她的肩膀，声音低沉：“婚礼，可能要推迟了。” 她回头看我，眼里没有一丝慌乱，反而亮得惊人，还带着点笑意：
“不，战场就是我们的洞房，等打完这一仗，我们再成亲！”
下一章，铁壁合围的死局里，将飞出两只浴火的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