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过后，气温明显升高，雨水也充沛起来。地里的庄稼和药材见风就长，一片郁郁葱葱。但这勃勃生机之下，也潜藏着危机——杂草长得比苗还快，与作物争夺着宝贵的水分和养分。一年中最辛苦的夏锄时节到了。
“夏天锄头不离手”，这句老话道尽了夏锄的繁重。男女老少齐上阵，顶着日头，弯着腰，一锄一锄地清理着垄沟垄台上的杂草。汗水浸透了衣衫，很快结出白色的盐渍，腰酸背痛是家常便饭。
往年的夏锄，多是按人头记工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差别不大，难免有人磨洋工。但今年，张书记和队委会在伊拉的 subtly 建议下，对评工记分方式做了一次微调。
他们将田地按作物种类和杂草情况划分了不同等级，比如药材田要求精细，杂草必须除净，不能伤及药苗，工分定额就高一些；普通玉米地可以稍微粗放些，定额稍低。同时，实行“小段包工，定额到组，验收记分”的办法。将劳动力分成几个小组，将一片地定好质量和时间要求包给小组，完成后由张书记、老农和伊拉组成的验收小组检查，合格则按定额记满分，不合格则扣分，超额或质量特别好则酌情加分。
这个微小的改革，立刻激发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各组内部自发进行了分工协作，手脚麻利的负责多锄几垄，细心认真的负责检查质量避免返工。田间地头虽然依旧辛苦，却少了以往的沉闷和抱怨，多了几分你追我赶的竞赛气氛。大家的目标很明确：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多挣工分！
伊拉也活跃在田间。她虽然体力不如成年人，但眼尖心细，尤其对药材田的锄草要求把握得准。她常常蹲在地里，一边示范如何避开脆弱的药苗根系除草，一边讲解不同杂草的特性，“这是稗草，抢肥厉害，要连根拔！”“这是灰灰菜，嫩的时候还能当野菜吃呢。” 她将劳动变成了现场教学，社员们一边干活，一边也增长了见识。
王卫东带领的青年小组干劲最足，他们不甘示弱，甚至发起了挑战，要和伊拉参与指导的“综合组”比试质量和进度。劳动竞赛让汗水挥洒得更有价值。
傍晚收工时，看着一片片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田地，禾苗在晚风中舒展着叶片，人们虽然疲惫，脸上却带着满足的笑容。工分本上清晰的记录，是对一天辛苦最直接的认可。
这场夏锄，不仅除去了地里的杂草，也在某种程度上“锄去”了以往大锅饭体制下的一些惰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 principle，以这种温和而务实的方式，更加深入人心。伊拉深知，生产关系的一点点改善，对生产力的促进是巨大的。这为她未来可能引导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埋下了一粒小小的种子。
进入农历五月，队里为数不多的麦田泛起了金黄，麦收季节到了。这是一年中第一个重要的收获时节，本该充满喜悦，但红星生产队的麦收，却带着一丝无奈的叹息。
由于土地和气候限制，本队的麦田面积很小，产量也低。金黄的麦浪看起来喜人，但打下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分到每家每户，也不过是尝尝鲜，根本无法作为主粮。
伊拉跟着大人们在麦田里劳作，挥镰收割，捆扎麦捆，感受着丰收的喜悦，也体会着产量的局限。她注意到，这些麦田的种植方式非常传统，收割后，土地往往会闲置一段时间，等待夏播晚田作物。
休息的时候，她望着麦茬地，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她记得系统扫描报告里提到过土壤养分的数据，也模糊记得有“豆科植物固氮”的说法。如果能利用麦收后的短暂空闲，抢种一茬生长周期短的豆类，比如绿豆或者小豆，岂不是既能增加一季收成（豆子可以补充口粮，豆秸是上好饲料），又能利用豆科植物的根瘤菌滋养地方，为接下来的晚田作物打下基础？
这其实就是简单的“豆麦间作”或“麦后复种”思路，但在当时当地，却是个新鲜事物。
她立刻找到张书记和几位老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麦子收了，地闲着也是闲着，种一茬快熟豆子，六十来天就能收。豆子是好东西，豆秸还能喂牲口。最重要的是，豆根能养地，比白白晒着地强。”
老农们听了，都议论纷纷。有的觉得有道理，可以试试；有的则担心时间太紧，万一豆子长不好，反而耽误了种晚田。
“咱们可以先用一小块地试验！”伊拉提议道，“就在靠近蓄水池的那块麦茬地试种，水肥跟得上，风险小。成功了，明年推广；失败了，损失也不大。”
伊拉的务实和谨慎赢得了支持。张书记当即拍板，划出五亩最好的麦茬地，由伊拉负责，进行“麦茬豆”试验。
说干就干。麦子刚一入库，伊拉就组织人手对那五亩试验地进行浅耕、施肥，然后精心播种了早熟绿豆品种。她每天都去查看豆苗长势，适时浇水除草。
这件事再次体现了伊拉思维的前瞻性。她不再仅仅满足于完成当下的生产任务，而是开始思考如何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出，如何通过科学的种植制度来实现增产增收。这已经触及到了现代农业精耕细作的核心。
夏日的阳光灼烤着大地，那五亩绿豆试验田，在伊拉的悉心照料下，破土出苗，茁壮成长，绿油油地覆盖了曾经的麦茬地，成为田野里一道新的风景。它承载的，不仅是多收一季豆子的希望，更是一种更加集约、高效的农业生产模式的探索。社员们路过时，都会好奇地看上一眼，心中充满了期待。伊拉用她的行动再次证明，科学种田，潜力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