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圣外传：元杂剧界“第一接地气顶流”关汉卿的开挂人生
第一章 开局不按剧本：“曲圣”是怎么从市井里“炼”出来的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那会儿，全城最热闹的地界不是皇宫外的御街，也不是文人扎堆的书院，而是城南的勾栏瓦舍——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说书的唾沫横飞，杂耍的惊险刺激，而在这片烟火气里，正藏着未来元杂剧界的“天花板”、被后世尊为“曲圣”的关汉卿。
要搞懂“曲圣”这个雅号的含金量，得先颠覆一个认知：关汉卿可不是什么寒窗苦读的酸腐文人，而是个“扎在市井里的狠角色”。他的祖籍在山西解州，但打小跟着家人迁居大都，成长环境堪称“元版民间艺术大观园”。他家附近就是全城最火的“瓦子”（宋元时期的娱乐中心），小时候的关汉卿，不爱读四书五经，就爱扒着勾栏的栏杆听戏、听书、听江湖艺人唱小调。别的小孩还在背“之乎者也”，他已经能把说书先生的《三国》《水浒》背得滚瓜烂熟，连杂耍班子的吆喝声都学得惟妙惟肖。
关汉卿的父母一开始还想让他走科举之路，好歹混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可关汉卿偏偏“不务正业”，白天泡在瓦舍里看艺人表演，晚上就躲在屋里模仿着写唱词。有一次，父亲发现他把《论语》改成了通俗小调，气得拿起戒尺要打他，关汉卿却梗着脖子说：“那些圣贤书是给当官的看的，我写的曲子，是给老百姓听的！”气得父亲直跺脚，却也拗不过他的性子。
年轻时的关汉卿，活脱脱一个“大都文艺圈野生达人”。他不仅会写曲子，还会弹琵琶、吹笛子，甚至能亲自上台客串角色。勾栏里的艺人都喜欢这个“懂行又接地气”的年轻人，有什么新段子、新曲调，都愿意跟他分享。关汉卿也乐在其中，他从说书先生那里学来了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从民间歌手那里学来了通俗生动的语言风格，从江湖艺人那里学来了豪爽洒脱的性情——这些市井里的“养分”，后来都成了他创作的“宝藏”。
而“曲圣”这个雅号，最早可不是关汉卿自封的，而是勾栏里的艺人们“集体认证”的。那时候，关汉卿已经开始写杂剧剧本了，他写的剧本，语言通俗得就像街坊邻居聊天，情节却扣人心弦，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能看得津津有味。有一次，他写的《感天动地窦娥冤》在“玉京书会”首演，戏台底下挤得水泄不通，当窦娥喊出“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时，台下观众哭得稀里哗啦，散场后还在议论纷纷。有个老艺人竖起大拇指说：“关先生这曲子，写得入木三分，唱得人心头发颤，真是‘曲中圣人’啊！”“曲圣”这个名号，就这么在勾栏瓦舍里传开了。
不过，关汉卿的“圣”，跟传统文人的“圣”完全不是一个路数。传统的“圣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端着架子；而关汉卿的“曲圣”，讲究的是“接地气、说人话、抒真情”。他的曲子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晦涩的典故，全是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但大白话里藏着大智慧、真性情。比如他写《救风尘》里的赵盼儿，用“你道是金笼内鹦哥能念诗，这便是咱家的前程事”，既写出了妓女的无奈，又透着股不服输的韧劲；写《望江亭》里的谭记儿，用“凭着我雾鬓云鬟，黛眉星眼，穿一套素衣纱衫”，活画出一个聪明勇敢的女性形象。
年轻时的关汉卿，还是个“社交牛症患者”，他的朋友圈堪称“元曲界豪华天团”。跟他来往最密切的，有“元曲四大家”里的马致远、白朴，还有散曲名家王和卿。这伙人经常聚在酒馆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剧本、对曲子，聊到兴起，还会当场弹唱起来。有一次，王和卿跟关汉卿打赌，说谁能写出最接地气的曲子，谁就赢一壶好酒。王和卿写了首《咏大蝴蝶》，用“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形容蝴蝶之大，关汉卿则写了首《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开篇就喊出“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把自己不服老、爱自由、喜热闹的性情写得淋漓尽致。众人一听，纷纷叫好，连王和卿都认输：“关大哥这曲子，既通俗又霸气，‘曲圣’之名，名不虚传！”
这一时期的关汉卿，日子过得十分潇洒。他不用为生计发愁（写剧本、帮艺人排戏能赚不少钱），不用受官场束缚（他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宁愿做个“市井文人”），每天要么泡在勾栏里观察生活、寻找灵感，要么和朋友们饮酒作乐、切磋技艺。他的“曲圣”雅号，在大都的文艺圈里越来越响，甚至连宫里的太监都偷偷派人来索要他的剧本，想在宫里排演。但关汉卿对此毫不在意，他在乎的，是老百姓喜不喜欢他的戏，是自己的曲子能不能唱出百姓的心声。
可以说，关汉卿的青年时代，是“曲圣”雅号的“奠基期”。他没有走传统文人的老路，而是在市井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没有追求虚无缥缈的功名，而是用笔墨书写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这时候的“曲圣”，还带着点江湖气、烟火气，像一个才华横溢又洒脱不羁的“市井圣人”——而正是这份独特的气质，让他后来的创作，既能直击人心，又能流传千古。
第二章 剧本杀“天花板”：“曲圣”的高产与硬核创作
如果说年轻时的关汉卿是“潜力股”，那中年时期的他，就是元杂剧界“高产又高质”的“顶流大神”。这一阶段，他的“曲圣”雅号彻底坐稳，不仅因为他写得多、写得好，更因为他的创作，总能戳中时代的痛点、百姓的心声，堪称“元朝社会的活化石”。
关汉卿的高产，在元杂剧界是出了名的。据记载，他一生创作了六十多种杂剧，流传至今的还有十八种，像《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单刀会》等，全都是流传千古的经典。这个产量，放在今天，相当于一个作家每年出两三本畅销书，而且本本都是爆款——说他是“元杂剧界的码字机”，一点都不为过。
更厉害的是，关汉卿的创作“题材不重样，个个都能打”。他就像一个“全能编剧”，爱情、公案、历史、侠义，什么题材都能驾驭，而且每一种题材都能写出新意。写公案戏，他有《窦娥冤》，把封建司法的黑暗写得入木三分；写爱情戏，他有《拜月亭》，把乱世中的爱情写得真挚动人；写侠义戏，他有《救风尘》，把底层女性的智慧和勇气写得活灵活现；写历史戏，他有《单刀会》，把关羽的英雄气概写得淋漓尽致。
关汉卿的创作之所以这么“硬核”，核心在于他的“接地气”——他的剧本，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为了写好《窦娥冤》，他特意去搜集了民间的冤案故事，还走访了不少底层百姓，听他们讲述被官府欺压的经历。有一次，他听说邻县有个寡妇被诬告杀人，屈打成招被判死刑，临刑前还喊冤不止，他深受触动，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了《窦娥冤》，还加入了“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的情节，既增强了戏剧冲突，又表达了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剧本一上演，就引发了轰动，很多百姓都说：“关先生的戏，说的就是我们的心里话！”
关汉卿的“接地气”，还体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上。他的曲词，通俗得就像“大白话”，但又不失文采，被誉为“字字本色”。比如《救风尘》里，赵盼儿劝宋引章不要轻信周舍的花言巧语，唱道：“那周舍穿着一架子衣服，可着他便道是锦片前程，你则合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你若嫁了他，恰便似鮓了肝肺，一般。”用“鮓了肝肺”这种民间俗语，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周舍的虚伪和宋引章的天真，老百姓一听就懂，还能跟着唱。而到了抒情的关键时刻，他的语言又变得大气磅礴、掷地有声，比如《单刀会》里，关羽唱的“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把关羽的豪迈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连文人墨客都为之折服。
作为“曲圣”，关汉卿不仅自己会写，还特别懂“观众心理”，知道怎么让戏更有看点。他的剧本，情节跌宕起伏，冲突不断，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比如《望江亭》，谭记儿为了救丈夫，乔装成渔妇去迷惑杨衙内，中间穿插着误会、试探、斗智，一波三折，最后谭记儿成功拿到杨衙内的势剑金牌，救了丈夫，结局大快人心。这种“爽文式”的剧情，放在今天也很受欢迎，难怪当时的观众都说：“看关先生的戏，就像喝烈酒，既过瘾又解气！”
关汉卿的创作，还带着一股“叛逆精神”，这也是“曲圣”雅号的另一层内涵。在那个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时代，关汉卿却格外关注底层女性的命运，写出了很多“大女主”剧本。《救风尘》里的赵盼儿，聪明机智，用自己的智慧拯救了被渣男欺骗的姐妹；《望江亭》里的谭记儿，勇敢无畏，独自对抗强权；《拜月亭》里的王瑞兰，冲破礼教束缚，追求自由爱情。这些女性形象，不再是传统戏曲里的“弱女子”，而是有思想、有勇气、有智慧的“独立女性”，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更难得的是，关汉卿还敢“针砭时弊”，用剧本批判社会的黑暗。《窦娥冤》里，他批判了贪官污吏的草菅人命；《鲁斋郎》里，他揭露了权贵的横行霸道；《蝴蝶梦》里，他控诉了封建法律的不公。这些剧本，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破了元朝社会的虚伪面纱，让老百姓看到了社会的真相。有人劝他：“关先生，你写这些戏，不怕得罪权贵吗？”关汉卿却笑着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怕什么？只要能为老百姓说话，就算得罪权贵，我也认了！”
关汉卿的剧本，还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艺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珠帘秀。珠帘秀是元朝最着名的杂剧女演员，演技精湛，被称为“杂剧旦角第一人”。她和关汉卿是黄金搭档，关汉卿写的很多剧本，都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比如《窦娥冤》里的窦娥、《望江亭》里的谭记儿，珠帘秀都演绎得十分精彩。有一次，珠帘秀要去外地演出，关汉卿特意写了首《赠珠帘秀》送她：“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丰姿俊雅，娇体态，压芳妍。”两人的默契合作，也让关汉卿的剧本传播得更广，“曲圣”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这一时期的关汉卿，已经成了元杂剧界的“领军人物”。他的剧本不仅在大都演出，还传遍了全国各地，甚至传到了蒙古贵族的帐篷里。很多艺人都以能演关汉卿的戏为荣，很多文人都以能和关汉卿唱和为幸。“曲圣”这个雅号，不再只是勾栏瓦舍里的“民间认证”，而是成了整个元曲界公认的“金字招牌”——而关汉卿，也用自己的高产和高质，证明了“曲圣”之名，实至名归。
第三章 江湖气与真性情：“曲圣”的烟火人生
提到“圣人”，很多人都会想到“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的形象，但关汉卿这个“曲圣”，却完全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他不仅是才华横溢的编剧，还是个江湖气十足、真性情外露的“市井达人”。他的人生，没有文人的酸腐，没有圣人的架子，满是烟火气和江湖味，而这，也正是“曲圣”雅号最可爱、最动人的地方。
关汉卿的“江湖气”，首先体现在他的交友上。他的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既有马致远、白朴这样的文人墨客，也有珠帘秀、顺时秀这样的杂剧艺人，还有说书的、杂耍的、开酒馆的、做小买卖的。他从不以身份地位看人，只要合得来、够仗义，他就愿意和对方交朋友。有一次，一个说书先生因为得罪了当地的恶霸，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抢走了说书的道具。关汉卿听说后，二话不说，带着几个艺人朋友找上门去，不仅帮说书先生要回了道具，还当场写了一段小曲，把恶霸的丑事编成段子，在勾栏里演唱，让恶霸声名狼藉。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那个说书先生了——这就是关汉卿的江湖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身边的人。
关汉卿的“真性情”，还体现在他的生活态度上。他爱喝酒，爱热闹，爱享受生活，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他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里，把自己的生活写得活色生香：“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这段曲子，简直就是关汉卿的“自白书”：他热爱生活，喜欢各种娱乐活动；他不服老，就算老了、病了，也依然要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不装清高，坦然承认自己喜欢“烟花路”（指勾栏瓦舍、艺人聚集的地方）。这种坦然、洒脱的真性情，在当时的文人中是非常少见的。
关汉卿还特别“护短”，尤其是护着和他合作的艺人们。在那个时代，艺人的地位很低，被称为“倡优”，经常受到权贵的欺压和侮辱。但关汉卿却从不把他们当“下等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合作伙伴和朋友。有一次，珠帘秀在演出时，被一个蒙古贵族当众调戏，贵族不仅要求珠帘秀陪酒，还想把她强行带走。关汉卿当时正在后台看排练，听到消息后，立刻冲了出来，挡在珠帘秀面前，对着贵族大声说：“她是艺人，是靠本事吃饭的，不是你随意调戏的玩物！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就把你的所作所为写成曲子，让全大都的人都知道你的丑事！”那个贵族早就听说过关汉卿的名声，知道他的曲子传播力极强，只好悻悻地走了。事后，珠帘秀感动地说：“关先生，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而关汉卿却笑着说：“咱们都是江湖儿女，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关汉卿的烟火人生，还充满了“趣味”。他喜欢和朋友们开玩笑、斗嘴，甚至还会“互怼”。他和王和卿是出了名的“欢喜冤家”，两人经常互相调侃。有一次，王和卿看到一只大蝴蝶飞过，灵感突发，写了首《咏大蝴蝶》：“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这首曲子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都觉得写得好。关汉卿不服气，也写了首曲子调侃王和卿，说他的蝴蝶“飞得太高，不接地气”，还不如自己写的“铜豌豆”实在。两人就这么一来二去，斗嘴斗了一辈子，却也互相成就了一辈子——正是这种轻松、有趣的相处模式，让他们的创作充满了活力。
关汉卿还特别“接地气”，一点都没有“圣人”的架子。他经常和艺人们一起吃大锅饭、住简陋的客栈，一起讨论剧本、排练剧目。有一次，剧组在外地演出，住的客栈条件很差，晚上又冷又潮，有个年轻艺人抱怨说：“关先生，咱们好歹也是有名气的班子，怎么住这么差的地方啊？”关汉卿笑着说：“住得差怎么了？只要能把戏演好，让老百姓喜欢，就算住茅草屋我也愿意。再说了，住在这里，还能听到隔壁老百姓聊天，说不定还能找到新剧本的灵感呢！”说完，他就真的去和客栈老板、隔壁邻居聊天，果然，没过多久，他就根据聊天听到的故事，写出了一个新的小戏，演出后大受好评。
关汉卿的“曲圣”雅号，之所以能被老百姓发自内心地认可，不仅仅因为他的才华，更因为他的人品。他没有文人的清高，没有权贵的傲慢，他就像一个住在街坊邻居家的“老大哥”，豪爽、仗义、有趣、接地气。他用自己的真性情，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用自己的江湖气，保护了身边的人；用自己的烟火气，写出了最真实、最动人的剧本。而这种“雅俗共赏、真性情外露”的“曲圣”，也成了元曲界最独特、最可爱的存在。
第四章 千年“圈粉”：“曲圣”的跨界影响力
关汉卿去世后，他的“曲圣”雅号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像一杯陈年的老酒，越品越香。从明清到近现代，从中国到世界，无数人都成了“曲圣”的“铁杆粉丝”，他的剧本被不断改编、演出，他的创作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让“曲圣”的影响力跨越千年、跨界出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长红不衰的顶流”。
在明清时期，关汉卿的剧本就已经成了“爆款Ip”，被不断改编成传奇、京剧、昆曲等各种戏曲形式。比如《窦娥冤》，几乎所有的戏曲剧种都改编过，而且每次演出都座无虚席。明朝的戏曲家汤显祖，就是关汉卿的超级“迷弟”，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里写道：“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豪气纵横，千古独步。”汤显祖的《牡丹亭》，在情节设计、人物塑造上，都深受关汉卿的影响，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关汉卿的“大女主”剧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到了清代，关汉卿的“粉丝团”更是扩大到了“官方层面”。乾隆皇帝就是关汉卿的忠实粉丝，他不仅下令编纂《四库全书》时收录关汉卿的作品，还在宫中组织艺人演出《窦娥冤》《单刀会》等剧目。据说，乾隆皇帝每次看《窦娥冤》，都会被窦娥的遭遇感动得落泪，还会感叹：“关汉卿真乃‘曲圣’也，能把人间疾苦写得如此动人！”在乾隆的带动下，清代的文人墨客纷纷研究关汉卿的作品，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让“曲圣”的地位更加稳固。
进入近现代，关汉卿的影响力更是“跨界出圈”，从戏曲界延伸到了文学界、影视界、话剧界。鲁迅先生就是关汉卿的“铁杆粉丝”，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称赞关汉卿：“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能深入人心。”鲁迅的作品，在关注底层人民命运、批判社会黑暗等方面，都受到了关汉卿的影响。茅盾先生也说：“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他的作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在影视界，关汉卿的剧本更是成了“改编富矿”。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窦娥冤》，由王秀兰、阎逢春等着名蒲剧演员主演，上映后引发了轰动，很多观众都是哭着看完的。这部电影不仅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了关汉卿的作品，也让蒲剧这个地方剧种走向了全国。此后，《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等剧本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每次播出都备受好评。比如2003年播出的电视剧《关汉卿传奇》，讲述了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既还原了历史，又加入了现代的叙事手法，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真性情的“曲圣”。
在话剧界，关汉卿的作品也焕发了新的生机。1958年，田汉先生创作了话剧《关汉卿》，这部话剧以关汉卿创作《窦娥冤》的过程为线索，展现了关汉卿的正义、勇敢和对艺术的执着。话剧上演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仅在北京连演多场，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演出。有外国观众看完后说：“关汉卿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骨。”而关汉卿也确实被后人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两人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戏剧大师，都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人性的复杂。
关汉卿的影响力还延伸到了国外。早在18世纪，关汉卿的作品就被翻译成日文、英文、法文等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德国诗人歌德，就曾读过关汉卿的《窦娥冤》，并对其赞不绝口，说：“这部作品充满了悲剧的力量，让人震撼。”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研究过关汉卿的剧本，认为关汉卿的创作“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愿望”。如今，在国外的很多大学，关汉卿的作品都是中文系的必读书目，很多外国学者都在研究关汉卿的创作思想、语言风格，“曲圣”这个雅号，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
更有意思的是，关汉卿的“粉丝”还包括很多“跨界名人”。比如着名作家老舍先生，就非常喜欢关汉卿的作品，他在自己的散文里写道：“关汉卿的曲子，通俗而不低俗，高雅而不晦涩，是真正的雅俗共赏。”老舍先生的作品，在语言风格上，就深受关汉卿的影响，通俗易懂、生动幽默。着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也多次演绎过关汉卿剧本改编的京剧，他说：“关汉卿的剧本，人物形象鲜明，情感真挚，是戏曲创作的典范。”
回望关汉卿的“圈粉”之路，我们会发现，他之所以能跨越千年、跨界出圈，不仅仅因为他的才华，更因为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反映了最普遍的人性。他写的是百姓的悲欢离合，说的是百姓的心声，所以能让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人产生共鸣。而“曲圣”这个雅号，也随着他的作品一起，被一代又一代人铭记、传颂，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永恒的符号。
第五章 “曲圣精神”：穿越千年的当代启示
关汉卿的“曲圣”雅号之所以能流传千年，不仅仅因为他的作品经典，更因为这个雅号背后，藏着一种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曲圣精神”——那就是“接地气、真性情、有担当、敢创新”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当代社会，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曲圣精神”的核心，是“接地气”的创作态度。关汉卿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关键在于他始终扎根生活、贴近百姓，写百姓之所想，唱百姓之所愿。他的剧本里，没有虚无缥缈的空谈，没有脱离现实的幻想，全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在当代社会，很多文艺作品之所以不受欢迎，就是因为它们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群众，要么堆砌辞藻、无病呻吟，要么追求猎奇、远离现实。而“曲圣精神”提醒我们：文艺创作的源泉在于生活，在于群众。无论是写作、绘画、音乐还是影视创作，都应该走进生活、贴近群众，了解百姓的喜怒哀乐，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曲圣精神”的底色，是“真性情”的人生态度。关汉卿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从不装清高、摆架子，他坦然承认自己喜欢喝酒、喜欢热闹、喜欢“烟花路”，这种坦然、洒脱的真性情，让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在当代社会，很多人都戴着面具生活，为了名利伪装自己，渐渐失去了真实的自我。而“曲圣精神”告诉我们：做人要真实，要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不虚伪、不做作。只有做真实的自己，才能活得洒脱、活得快乐；只有用真实的情感去创作、去生活，才能感染身边的人。
“曲圣精神”的关键，是“有担当”的社会责任。关汉卿的作品，不仅是为了娱乐百姓，更是为了批判社会的黑暗、呼吁公平正义。他敢于针砭时弊，敢于为底层百姓发声，这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正是“曲圣”雅号的灵魂所在。在当代社会，我们同样需要这种担当精神。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普通人，都应该关注社会现实，关心身边的人，敢于为正义发声，敢于向不公说“不”。只有每个人都有担当，社会才能进步，世界才能变得更美好。
“曲圣精神”的延伸，是“敢创新”的进取意识。关汉卿在创作中，敢于突破传统，敢于创新形式、创新语言。他的杂剧，在结构上更加完整，在语言上更加通俗，在人物塑造上更加鲜明，为元杂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当代社会，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无论是文化创作、科技研发，还是日常工作、生活，都需要敢于创新、勇于突破的精神。我们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应该像关汉卿那样，敢于尝试新事物、新方法，才能不断进步、不断成长。
如今，“曲圣”关汉卿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作品依然在流传，他的精神依然在影响着我们。在这个快节奏、功利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曲圣精神”来提醒自己：要扎根生活，保持真实；要勇于担当，敢于创新；要永远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正义的追求。
关汉卿曾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句话，不仅是他个人的写照，也是“曲圣精神”的生动体现——坚韧、顽强、真实、不屈。愿我们都能做新时代的“铜豌豆”，既接地气，又有骨气；既真性情，又有担当；既守初心，又敢创新，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而“曲圣”关汉卿，这位元杂剧界的“第一接地气顶流”，也将永远活在他的作品里，活在“曲圣精神”的传承中，活在每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正义、热爱文化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