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统计局的数据中心位于办公楼地下二层，齐昊刷开厚重的防火门，恒温恒湿的凉意扑面而来。四十六岁的他站在服务器阵列前，指示灯如星海般闪烁，这里是全省经济数据的汇聚地，也是他新任党组书记后的主战场。
“齐书记，这是本月即将发布的全省经济半年报。”总统计师递上平板电脑，“核心数据已经过三轮审核。”
齐昊滑动屏幕，目光在“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一栏停留。数据比去年同期高出5.3个百分点，但与用电量、货运量等关联指标明显不匹配。
“这个数据核实过吗？”他问。
总统计师压低声音：“开发区报来的原始数据就是这样，而且...省政府办公厅打过招呼，说这个指标很关键。”
齐昊想起上周的省委常委会，确实有领导强调要“展现高质量发展成效”。他提笔在平板电脑上批示：“按程序重新核查，明日专题汇报。”
核查结果当晚就出来了——开发区有七家企业虚报产值，其中三家正是“创新微电子”的关联企业。
第二天专题会上，工业统计处处长汇报核查结果时，副局长张建业突然打断：“这些企业都是省里重点扶持对象，我们贸然调低数据，会不会影响全省发展大局？”
会议室顿时安静。张建业分管工业统计多年，在局内根基深厚。
“统计人的职责是报真数、说实话。”齐昊平静回应，“如果数据可以随意调整，我们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最终数据维持核查结果。但会后，齐昊明显感觉到局里气氛的变化，几个处长见到他都绕道走。
一周后，在省政府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当齐昊汇报完真实数据后，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面色不豫：“统计局要服务发展大局，不能只当记账先生。”
当晚，张建业来到齐昊办公室：“齐书记，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您知道为什么前几任局长都对开发区的数据睁只眼闭只眼吗？”
齐昊不动声色：“愿闻其详。”
“那个开发区的党工委书记，是省委王副书记的老部下。”张建业意味深长地说，“而且，王副书记的儿子就在那些企业中的一家任高管。”
这个信息让齐昊陷入沉思。他想起之前在发改委时，就曾发现王副书记与“创新微电子”过从甚密。
第二天，他以调研名义带队前往开发区。在查看企业纳税记录时，发现一个蹊跷现象：多家企业每月都在固定日期向同一家咨询公司支付大额“服务费”。
“这家咨询公司什么背景？”他问开发区统计站长。
站长支支吾吾：“是...是帮企业申请政府补贴的专业机构。”
齐昊让随行人员查询工商登记，发现该公司注册地址竟是虚拟的，法定代表人也是个七十岁农村老人。资金流向显示，这些“服务费”最终都流向了境外。
他立即将线索秘密移交省纪委监委。三天后，纪委监委成立专案组。
就在调查取得进展时，统计局内部传出风声：齐昊可能要调任省参事室。
“这是有人要摘桃子啊。”总统计师愤愤不平，“案子刚有眉目，就想把您调走。”
齐昊却异常平静。他加紧推进数据质量改革，建立了统计数据追溯问责制。
一个月后，转机出现。中央深改办下发《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规定》，要求各地开展专项整治。齐昊借机成立统计数据核查中心，直属局党组管理。
这个举措遭到张建业的强烈反对：“成立新机构需要编办批准，而且局里经费紧张...”
“经费从我书记经费里出，编制问题我向编办争取。”齐昊一锤定音。
核查中心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对开发区数据进行全面审计。审计发现，该开发区通过重复计算、虚报产值等方式，三年虚增Gdp达两百亿元。
更严重的是，这些虚增数据被用来套取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其中部分资金通过地下钱庄流向境外。
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开发区多名干部被查处。但令人意外的是，王副书记并未受到牵连。
“他们找了替罪羊。”郑毅在加密通话中告诉齐昊，“不过这次行动打掉了他们一个重要资金通道。”
案件结束后，统计局在省直机关中的威信大增。齐昊借此推动建立全省统一的经济数据共享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
然而，就在平台建设关键时刻，新的危机出现了。
在数据平台招标中，有家企业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技术方案却异常完善。评标委员会多数成员建议中标。
“这家企业什么背景？”齐昊问。
“是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但技术团队很专业。”采购处长回答。
齐昊让信息中心做了背景调查，发现该公司控股股东是境外资本，核心技术团队来自某境外数据公司——正是之前与“老师”有关联的企业。
他立即叫停招标，要求重新审查所有投标企业资质。
这个决定引发轩然大波。第二天，省政府秘书长亲自打电话：“齐局长，这个平台是省长工程，不能延误啊。”
“正因为是省长工程，才要确保安全。”齐昊坚持。
最终，该企业因资质问题出局。但事后齐昊得知，这家企业竟然又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省政务云平台的建设项目。
更让他警觉的是，在最近一次省委常委会纪要中，有领导明确提出“要敢于使用国际先进技术”。
“他们改变策略了。”齐昊在向郑毅汇报时分析，“从直接对抗转为渗透影响。”
“你的判断很准确。”郑毅肯定道，“最近我们发现，有境外资金通过多种渠道，向国内智库和媒体渗透，试图影响舆论和政策。”
这个情况让齐昊意识到，斗争正在向更隐蔽的领域延伸。
在统计局年度工作总结会上，他提出要建立“数据安全与意识形态风险联动研判机制”，将数据分析与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相结合。
这个提议在局内引发争议。有同志认为超出统计局职责范围，但齐昊坚持：“数据背后是思想，思想背后是政治。”
机制建立后不久就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分析网络搜索数据和社交媒体趋势，他们发现有一股势力在系统性地炒作“中国经济崩溃论”。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股势力与之前虚报产值的开发区企业存在关联，他们一边制造虚假繁荣数据，一边散布悲观预期，企图扰乱市场秩序。
齐昊将研判报告直报省委。省委书记批示：“要打好数据战和舆论战的组合拳。”
借此东风，齐昊推动成立了全省首个数据安全智库，整合统计、网信、公安等部门资源，开展深度研究。
然而，就在智库筹备挂牌时，一纸调令再次到来：因工作需要，调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这个安排看似重用，实则是将他调离数据业务一线。许多人为他抱不平，但齐昊却看到新的机遇——政研室虽然不直接管理数据，却是政策的策源地。
赴任前，他做了三件事：一是将数据安全智库的架构完整移交；二是与可信赖的同志建立秘密联络机制；三是将关键数据备份至安全位置。
站在政研室办公室窗前，齐昊俯瞰着省委大院。这里离权力中心更近，但也意味着斗争将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