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中心那张轻飘飘的回执，被我紧紧攥在手里，直到指关节泛白，汗水几乎将纸张浸透。它没有带来丝毫希望，反而像一纸冰冷的判决书，宣告着我连接受社会最低限度救济的资格，都充满了重重阻碍。那些“证明”，那座户籍的壁垒，对于此刻的我而言，比珠穆朗玛峰更难翻越。
饥饿，是唯一不受任何程序限制、时刻鞭策着我的暴君。它不理会我的尊严，不关心我的过去，只是用它那纯粹而野蛮的力量，驱动着我这具濒临崩溃的躯壳。
低保之路暂时断绝，口袋里连一个硬币都找不到，那四十八元的诊所欠款更是悬在头顶的利剑。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所谓“体面”的求生方式，对我已经彻底关闭。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去做那些我曾经甚至不屑于用眼角余光瞥一眼的事情。
我的目光，开始不由自主地，带着一种混合着羞耻和生存本能的眼神，搜寻着街道两旁。不是看店铺，不是看招聘广告，而是看向那些绿色的、散发着酸腐气味的垃圾桶，看向墙角堆放的废弃纸箱，看向行人偶尔丢弃的矿泉水瓶。
捡废品。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像藤蔓一样缠绕住我的心脏，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曾几何时，我签署的文件价值亿万，我经手的项目能创造无数就业岗位。而现在，我要去和那些我从未正眼看过的拾荒老人、流浪汉争夺这些被社会丢弃的、毫无价值的“垃圾”？
胃部的抽搐再次袭来，比任何道德挣扎都更有力。尊严不能果腹，骄傲无法兑换成明天的馒头。
我深吸了一口污浊的空气，像做贼一样，趁着四下无人注意，快步走到一个垃圾桶旁。浓烈的、混合着食物残渣、腐烂水果和不明物质的恶臭扑面而来，熏得我一阵干呕。我强忍着生理上的不适，颤抖着手，掀开了那个油腻的盖子。
里面堆满了各色垃圾：沾着油污的快餐盒、揉成一团的广告传单、烂菜叶、用过的纸巾……我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最终锁定了一个被压扁的矿泉水瓶，和几个散落在角落的、颜色暗淡的易拉罐。
心跳如擂鼓。我飞快地伸出手，像触碰什么脏东西一样，用指尖捏起那个矿泉水瓶，迅速塞进我随身带着的那个破旧塑料袋里。然后是易拉罐，铝制罐身冰凉的触感，此刻却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安心。
第一次“收获”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火辣辣的羞耻。我感觉周围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虽然街道上行人匆匆，并无人在意我这个蹲在垃圾桶旁的落魄男人。但那种无形的、自我施加的审判，比任何真实的注视都更令人难堪。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拾荒生涯”。
我像一个幽灵，在城中村错综复杂的巷道和稍显宽阔的街道上游荡。我学会了分辨不同垃圾桶的“价值”，靠近餐馆的往往有更多油污和餐盒，价值不高；而靠近居民楼和写字楼的，有时能找到相对干净的纸皮和塑料瓶。我学会了观察环卫工人的作息，尽量在他们清理之前完成我的“搜刮”。我甚至学会了用脚踩扁塑料瓶和易拉罐，以节省塑料袋的空间。
我的“装备”也渐渐升级。从一个破塑料袋，到不知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一个破了几个小洞的编织袋。我弄到了一根磨尖的钢筋，用来翻搅较深的垃圾桶，也用来防身——虽然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力气挥动它。
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有一个总是拖着巨大蛇皮袋、步履蹒跚的驼背老奶奶，她眼神浑浊，但动作却异常执着，几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偶尔会在同一个垃圾桶前相遇，她会默默地看我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她的工作，彼此之间有一种无言的、属于底层竞争者的默契。
还有一个看起来精神不太正常的中年男人，总是穿着一件看不出原色的军大衣，不管天气多热。他会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有时会对着空气喃喃自语，有时则会突然对靠近他的人咆哮。我每次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他。
最多的，还是像我一样，沉默地、机械地重复着弯腰、翻找、拾取动作的男男女女。我们共享着同一种气味，同一种被社会遗弃的命运，却彼此之间隔着厚厚的墙壁，没有任何交流。
每天，我将捡来的纸皮、塑料瓶、易拉罐仔细分类、捆扎好，然后送到城中村边缘一个废品收购站。老板是个精瘦黝黑的中年人，永远叼着烟，眼神犀利，称重时的手指总会“不经意”地压着秤杆。
“纸皮三毛五，塑料瓶一块二，易拉罐一毛五一个。”他报出的价格，冰冷而毋庸置疑。
我看着他称重，看着他把我辛苦一天、忍受无数白眼和恶臭换来的“收获”扔进不同的堆里，然后从油腻的腰包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和几个硬币，塞到我手里。
“今天不错，十一块八。”他吐出一口烟圈。
十一块八。这就是我一天劳动的价值。它可能够我买几个馒头，或者一碗最素的米粉，勉强维持我不被饿死。但距离还清诊所的欠款，距离支付下个月的房租，依旧遥不可及。
身体的劳累和污秽尚可忍受，最折磨人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精神上的屈辱和绝望。每一次将手伸进肮脏的垃圾桶，每一次在路人异样（或无视）的目光中弯腰，每一次从废品站老板手里接过那点微薄的收入，都像是在我早已千疮百孔的灵魂上，又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烙印。
就在我以为生活就要这样在无尽的灰色循环中沉沦下去时，一个意外的“插曲”发生了。
那是一个傍晚，我刚刚卖掉当天的废品，手里攥着不到十块钱，疲惫地往回走。口袋里，那部老式诺基亚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刺耳的铃声在寂静的巷子里显得格外突兀。
会是谁？我心中闪过一丝极其微弱的、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侥幸。我迟疑地按下接听键。
“喂？您好！请问是张先生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异常热情、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声，与我周遭死气沉沉的环境格格不入。
“……是我。”我警惕地回答。
“张先生您好！我们是‘宏图未来创业联盟’的！恭喜您通过初步筛选，获得了参加我们本周六举办的‘财富自由分享会’的资格！”女声语速极快，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煽动性，“我们联盟致力于帮助像您这样有潜力、但不满足于现状的精英人士，搭建通往财务自由的平台！本次分享会由我们金牌导师、月入百万的李成功老师亲自主讲，他将揭秘普通人如何利用互联网风口，实现人生逆袭！会议现场还有精美礼品和抽奖活动哦！”
她的话语像一连串精心排练过的炮弹，充斥着“财富自由”、“精英人士”、“人生逆袭”、“月入百万”这些曾经让我热血沸腾，如今却只觉得无比讽刺的词汇。
若是以前，我听到这种电话，会直接挂断，甚至会让助理去查查这是哪家不入流的骗子公司。但此刻，在我捡了一天垃圾、浑身散发着酸臭、口袋里只有几块钱的时候，这个电话，这种虚假的热情和所谓的“精英”定位，竟然像黑暗中的一束假光，让我产生了一丝极其荒谬的动摇。
分享会……是不是管一顿饭？
这个卑微到极点的念头，瞬间压倒了对骗局的理智判断。哪怕只是去混一顿免费的盒饭，对于此刻的我来说，也是巨大的诱惑。
我强压下内心的激动（或许更多的是对食物的渴望），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哦？分享会？在什么地方？需要……费用吗？”
“完全免费！张先生！”女声更加热情，“我们旨在分享财富理念，不收取任何费用！地点在市中心辉煌大厦18楼会议厅！时间是周六上午九点！请您务必准时参加，机会难得！”
“好……好吧，我考虑一下。”我含糊地应道。
“张先生，名额非常紧张！请您尽快确定！这样吧，我加您微信，把具体位置和流程发给您？您的微信是手机号吗？”她步步紧逼。
微信？我哪还有微信？那个充斥着商业往来和浮华生活的账号，早已随着手机的丢失和人生的崩塌而离我远去。
“我……不用微信。”我如实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
电话那头明显顿了一下，热情似乎冷却了几分：“不用微信？那……那您记一下地址吧。辉煌大厦，很好找的。”
我重复了一遍地址，心里盘算着那地方离城中村有多远，公交车费要多少钱。
“好的，张先生，期待您的光临！请务必带上您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一份个人简历，方便我们为您做更精准的规划哦！”女声最后补充道，随即挂断了电话。
简历？身份证复印件？
我握着电话，站在原地，刚刚升起的那点因为“免费午餐”而带来的微弱光亮，瞬间熄灭了。
他们不仅要筛选“有潜力”的人，还要筛选那些“还保有基本社会工具和文件”的人。一个连微信都没有、连身份证复印件都拿不出来的人，连被他们欺骗的资格都没有。
我，一个捡废品为生、朝不保夕的流浪汉，在他们精心编织的、针对“不满足现状的精英”的骗局里，甚至连作为“猎物”的资格，都被无形中剥夺了。
巨大的荒谬感和更深的绝望，如同这城中村夜晚沉滞的空气，将我紧紧包裹。我连成为骗子的目标都不配。
我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将那个“财富自由分享会”的地址从脑海里删除。那顿想象中的免费午餐，也化为了泡影。
现实再次用它最尖锐的棱角告诉我：我不属于那个充满虚假希望的“精英”世界，甚至不属于那个连骗子都懒得光顾的、拥有基本社会身份的普通人世界。
我只属于这里，属于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桶，属于这个按斤论两的废品收购站，属于这个日复一日、用最原始的体力换取最微薄生存资料的，绝望的循环。
我攥紧了手里那几张汗湿的、带着废品站老板油腻气息的钞票，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同样散发着霉味的“家”。
明天的太阳升起时，我依然要拿起我的编织袋和钢筋，继续在这座城市的垃圾中，搜寻我活下去的资本。
废品的重量，我能掂量。
而生活的重量，早已将我压垮，却又不允许我彻底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