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这里，很辛苦吧。”
那句话，轻轻拂过了秦水烟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她来到美国几个月，第一次有人用这样温和的、带着体恤的语气跟她说话。她的眼圈瞬间就红了。
从那以后，Luna对她的照顾便多了起来。
她会特意在课堂上放慢语速，确保秦水烟能跟上；她会将自己整理的笔记借给她，上面用娟秀的中文写满了注释；甚至，她会隔三差五地煲上一锅汤，用保温桶装着，带到学校来给她。
那通常是浓郁的鸡汤，或是带着药材香气的排骨汤。在充斥着汉堡、薯条和冰可乐的国度里，这样一碗来自家乡的、温热的汤，足以慰藉所有的乡愁。
一来二往，秦水烟便和这位名叫夏星月的老师渐渐熟悉了起来。
她得知夏星月的丈夫是物理系一位很有名的白人教授，两人没有孩子，住在查尔斯河畔一栋带花园的漂亮房子里。
渐渐地，在一次次饭后的闲聊中，夏星月尘封的过往，也如同一卷褪色的画轴，在秦水烟面前缓缓展开。
她也曾在中国结过婚，丈夫是她大学时的同学，一个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但婚后，两人在思想上的分歧却越来越大。她醉心于学术研究，丈夫和婆家却认为女人最大的价值就是相夫教子，不应该抛头露面。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巨大风暴来临前夕，她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最终，因为无法忍受的“理念不合”，她毅然选择了离婚。
她只身一人去了当时的港城，靠着给报社写稿和做家教，攒够了留学的费用，最终来到了麻省理工，并在这里留校任教，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说到这里时，夏星月总是云淡风轻，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可每当提起她在国内留下的一双儿女时，她那双总是平静如水的眼眸里，才会泛起无法掩饰的、浓得化不开的哀伤。
“我走的时候，女儿才7岁，儿子刚刚4岁。”夏星月的声音会变得很轻很轻，“他们跟着他们的父亲。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过得好不好。”
她和现在的丈夫感情很好，但或许是身体的原因，一直没能再有孩子。随着年纪渐长，那份对留在国内的一双儿女的思念，便如同藤蔓一般，疯长缠绕，几乎要将她的心脏都勒得喘不过气来。
夏星月从未接触过从新中国来的学生，秦水烟是第一个。
她对那个她离开了十几年的故国，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向秦水烟打听国内的现状，问她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人们是不是都吃得饱穿得暖。
秦水烟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添油加醋，只是将这些年国内发生的种种，用一种平静的、陈述事实的口吻，告诉了她。
她讲了公社的大锅饭，讲了凭票供应的制度，讲了那些被砸毁的古迹和被批斗的知识分子。
夏星月听着听着，脸色便一点点地白了下去。
到后来，她便再也不问了。
那份对于故土的朦胧幻想，似乎也在秦水烟平静的叙述中，被彻底击碎了。
这天下午，秦水烟完成了这个学期最重要的一份关于操作系统的课程论文。她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后，便抱着厚厚一叠稿纸，去了夏星月的家。
夏星月的家离学校不远，走路只需要十几分钟。那是一栋漂亮的白色小楼，门前种满了各色的玫瑰。
秦水烟按响门铃，等了许久，门才被打开。
开门的是夏星月。
她穿着一身素雅的家居服，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挽起，而是随意地披散在肩上。她的脸色很苍白，眼睛也有些红肿，像是刚刚哭过。
“是水烟啊。”她看到秦水烟，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快进来。”
秦水烟走进那间布置得典雅温馨的客厅。她注意到，今天的夏星月，有些不对劲。
她将论文稿放在茶几上，轻声问道：“夏老师，您……不舒服吗？”
夏星月没有回答。她失魂落魄地走到沙发前，缓缓坐了下来，整个人都陷进了柔软的沙发里。
在她的手上，紧紧攥着一张已经微微泛黄的黑白照片。
她走到沙发边，挨着夏星月坐了下来。
“老师？”
夏星月像是没有听见。她只是举起手中的那张照片，举到眼前，用指腹极其轻柔地、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版的夏星月。
她穿着一身旗袍，笑得温婉动人。她的身边，站着一个戴着眼镜的、文质彬彬的男人。
她的怀里抱着一个约莫三岁的小男孩，男人则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冲着镜头笑得一脸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