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鹏举处理完世家李家之事，连忙飞奔回来想送青衣公子杨璧一程，奈何只望到成为一个点的她。
钟鹏举有点不放心她，但也无可奈何，他自己也太忙了，过两天他要回洪州主持大局了。
明天是他与三百多代表推行新政的讲解会的最后一天。所以钟鹏举江州的事情快速处理完。
李家的产业十分惊人。
这是官商勾结的结果。
钟鹏举现在的新政是鼓励民间合法致富的，一个不能合法致富的社会注定是大家一起穷死。
夏国古代常常采取“抑商”政策，当时的官商关系如何？
唐代是禁止官员与市场、商人接触的，这是唐前期政府为了防止官员经商或与商人勾结而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
早在唐太宗初期制定的《官品令》中就明确规定:“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与朝贤士大夫比肩而坐，同坐而食。”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又发布诏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次年再次重申：“禁五品以上过市。”到武则天时，这些法令条文被继承并保存下来。
这些诏令法令的颁布，除了有贬抑商人的目的之外，还有隔绝官员和商人交往的意图，以避免官员与商人勾肩搭背，以权谋私。
唐玄宗时期，朝廷也采取了一些禁止官员兼营商业的措施。
当时长安实行坊市制，设立的东西市商业繁荣，最初一些权贵在东、西市建了不少店铺出租，获取房租收益。
唐玄宗意识到官员这样会争利于民，先是下诏规定一个店铺每月的租赁费不得超过五百文。过了几年唐玄宗又下诏禁止官员在东、西市购置店铺或馆舍。同时，玄宗还要求官员不要搞第二职业。对于官员家属和部下的经商活动，唐朝也是严加禁止的。
到了宋朝，与唐朝的政策有所不同，北宋开封取消了坊市制，实行开放的街市，积极鼓励人们经商，搞活经济。
宋太宗赵光义曾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这里的细碎交易应该是指小微经营的，一律免税，同时规定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对商人“滞留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这些规定给经商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宋仁宗时期，更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使得都城开封呈现出一派清明上河图的繁荣富庶景象。
在这种氛围下，宋代官吏大都能够依法办事，厚待商人，促进了工商业的大发展。
大名鼎鼎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他在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曾任户部侍郎。他就曾依法办案，公正地处理了一起外商遗产纠纷案。
苏辙能够秉公执法，甚至敢于驳回下属的不合理判决，说明他心底无私天地宽，不为富商站台，同时也保护了自己，也为外商到夏国经商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目前这个世界纲纪失常，官商勾结更是家常便饭。
钟鹏举现在的新政核心就是鼓励民间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他不单止鼓励，而且还真金白银的借钱给你搞。
到目前为止钟鹏举自己的百姓农工商银行已经快速发放了十二万两白银（一千二百万贯钱）的贷款，受益的农工商户数达四十万户，基本涵盖两个州的所有在册户数。
他投出去搞基建和民生项目的资金已达二十万两之巨，出动的劳动力达二十六万之众。
这是史无前例的。
这在洪江两州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造成非常好的影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之本性。
但这也触动了像李家这样靠官商勾结发家致富的豪门世家的利益，所以钟鹏举亲自出面给予镇压，目的是杀鸡儆猴。
钟鹏举把李家的产业收归官营，营业收入划拨当地财政，他估计经营得好每年能为当地带来七八万两的纯收入。
李家那个铜坑由他自己的冶炼和锻造工场出资三千两白银买下来。这是钟鹏举拥有的第一处矿产资源。
至于李家地下室的窖藏的那些不义之财，钟鹏举却之不恭，他自己收纳了价值八十万白银的黄金和银锭。至此，钟鹏举自己的小金库除掉最近新政投入和军费支出的五十万两白银，自己还有可支配的一百八十万白银。
这点家底能支撑多久钟鹏举心里真的没有多少底，所以才拼命加速推进自己的民生赚钱项目。
钟鹏举并为那死伤的十几个金库守卫支付了三千多两白银的抚慰金和安家费，死伤者家属无一有异议。
小将军林积容的工作重点放到枪炮厂和消化饶州的降兵身上。
钟鹏举与林积容带上原江州降将李松、王国强等到兵营会见饶州降兵。李松和王国强对做降兵的工作颇有心得。
钟鹏举拿出招安原江州兵马那一套，先深入到士卒中去同食同住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再做通各级军官的工作，然后把心甘情愿留下来的集中整军改造他们的思想。
钟鹏举首先公布百姓军的待遇。
普通兵员月饷一贯又五百文钱，班长（12人的小队）月饷四贯钱，排长（36人的中队）月饷八贯钱，连长（120人的大队）月饷一两白银，营长（四个连队）月饷二两白银，团长（四个营队）月饷四两白银。
荣立军功的，按等级，每次奖励一两白银到一百两白银，也可能会得到额外的赏赐，如粮食、布帛和土地等。
海军官兵相应的月俸是陆军的1.2倍。
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技术岗位的月俸是陆军普通兵员的1.15-1.3倍。
作战牺牲的一次性给予安家费30两白银（3000贯钱）至50两白银（5000贯钱）；伤残的按等级一次性给予补助10两白银（1000贯钱）至30两白银（3000贯钱）。
月饷可以选择一定的粮食或布帛等实物俸禄再加货币俸禄。
参军者及其家庭能享受免除赋税的待遇。
普通士兵很难有政治性优待，但如果因军功获得一定的勋位或官职，就能够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如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等。
士兵家属优先进各工厂做事，解决士兵家属富裕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在军队中的士兵共济会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士兵发展经济，包括提供无息贷款、免费提供生产工具和农具、免费医疗等。
百姓军的最新待遇一经公布。
在四万三千名降兵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他们原来在吴匡泰的麾下，属于州兵的性质，比乡兵的待遇略好一点。步兵月饷才250文，水军月饷300文，而现在百姓军的月饷比原来高出五六倍。仅此一条就已经无法令人拒绝。
但钟鹏举明白单纯的金钱刺激收集的还是乌合之众，根本上要令将士归心还是要靠软实力。
最后，四万三千降兵中，遣散500人，给予三百贯钱的路费以及安家费；转为工匠的有两千五百人；留下的四万人里面，分配到海军的有一万五千人，分配到陆军的有两万五千人。
留下的四万降兵是真心服钟鹏举的，一被打服了，二被新政折服了。
钟鹏举遣散的这五百人无非就是老弱病残的，连做后勤也做不了的。
有两千降兵转做工匠是钟鹏举反复动员的结果。一则这些人有这方面的特长，二来钟鹏举现在工匠的缺口非常大。
工匠的月实际收入为一贯钱左右，但后面随着分红的增加，实际收入比当兵的略少，但相对而言风险性低很多，所以经过动员，还是有两千人开心地放下了武器，解甲归“工”。
在公元1902年，也就是满清王朝的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的时候，带着那位“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老佛爷的殷殷期盼，袁世凯在天津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北洋六镇共6万余人已经成为整个满清无出其右的军事力量，但是让清政府难以接受的是，独立于八旗与绿营之外自成体系的北洋六镇早已不是辫子王朝的军队，而成了一人之私军，也正是靠着这北洋六镇，袁世凯才有了搅动天下风云的本钱，那么袁世凯究竟用了哪些方法来笼络六镇官兵呢？
说起训练士兵的法门，袁世凯曾经慎重的总结到：“练兵之道，养兵为先，兵资饷以为生，饷视兵而尤重，故筹饷为练兵之根本，必须指有的款，应时挹注，方可持为士卒养命之源”。
而根据当年新军部队中的粮饷规定，步兵管带每个月能拿到军饷一百两、公费三百两，而普通的士兵每个月则能拿到五两五钱，就算是部队里做饭的伙夫每个月也能拿到三两五钱，并且这些军饷待遇还不是空头支票，而是要实打实的发放到官兵手中的。
正是深知军官克扣军饷对部队的士气和忠心的巨大打击，袁世凯才耗费极大的精力用于防止军官吃空饷、挪用以及克扣军饷上，确保士兵按时足量拿到军饷。
虽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一点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那个靠着士兵军饷养家糊口的旧军队中，老袁这一举动，无一不让手下的丘八们感激涕零怀恩五内。
同时，为了让新军士兵们全都明白，能全额拿到自己的军饷还得靠袁老大施恩，袁世凯还常常亲自来到发饷现场进行监督，还暗中安插人手鼓动士兵当面向自己谢恩，“吃袁大帅的饭、关袁大帅的饷，给袁大帅出力、为袁大帅效死。”
这几句话成为发饷现场上出现最多的口号，久而久之，士兵眼中只有他这个袁大帅，效忠的对象也只有袁宫保，朝廷是个什么玩意儿，与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因为杨璧远征饶州，今晚由小将军林积容帮钟鹏举做饭。
钟鹏举一听小姑娘要来帮自己做饭，露出一副很心虚不太愿意的表情。
小姑娘顿时有点来火了！只见她扬眉怒目：“这本来就是我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