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 8 月 7 日的沈阳，秋老虎仍在肆虐，铁西区的柏油路被晒得泛着油光，空气里混杂着工厂废气与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路官派出所的玻璃门被一只颤抖的手推开，三十多岁的李某跌撞着闯进来，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在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上晕开深色的印记。“警察同志，求求你们，我妻子任某失踪三天了！” 他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哽咽，双手下意识地绞在一起。
值班民警连忙起身安抚，递过一杯凉水。李某接过水杯却没喝，指尖因用力而泛白：“我已经去启工派出所报过案了，她单位在那边的辖区。可我实在放心不下，家就在这附近，再过来问问……”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着补充道，“她是东北耐火材料厂的工人，8 月 5 号上夜班，本该半夜回家的，可天亮了也没见人影。我们全家找了两天，只在宝工街路边发现了她的自行车，车锁还好好的。”
民警的笔尖在记录本上飞速滑动，当听到 “自行车完好无损” 时，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在那个自行车仍是主要代步工具的年代，这种情况往往意味着事出反常。按照程序，路官派出所立即与启工派出所核实情况，两所民警一碰头，都觉得这起失踪案透着蹊跷。 一个按时上下班的女工，既无仇家也无外债，怎会突然凭空消失？当天下午，两派出所将案件正式上报至铁西区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
刑警一大队的办公室里，老式吊扇在头顶嗡嗡作响，吹散着空气中的烟草味。队长王德臣盯着桌上的报案材料，指节轻轻敲击着桌面。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公安，脸上刻着常年与罪犯打交道留下的坚毅纹路，从警三十年，经手的大案要案能装满两个档案柜。“三十多起？” 他拿起统计报表，声音陡然提高，“近一年铁西区就有三十多起女青年失踪案？”
旁边的副队长点头应道：“王队，都是近一年报的，大多是二十到四十岁的女工，失踪前都没留下明显线索。之前以为是个案，没往一块凑，现在任某这案子一出来，才发现不对劲。” 王德臣站起身，走到墙上的铁西地图前，手指在几个失踪者的居住地和工作单位之间划过，这些点零散分布在铁西区的各个角落，却隐隐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女青年失踪，无非两种可能。” 王德臣的声音带着多年刑侦经验沉淀的冷静，“要么被人贩子拐走，但城里姑娘警惕性高，这种情况极少；要么就是遇上了图财图色的亡命徒，杀人灭迹了。”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办公室里的年轻刑警，“但现在没有案发现场，没有尸体，没有目击者，以人查案的难度堪比大海捞针。”
尽管困难重重，刑警一大队还是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由 308 侦探组负责初期侦查。然而半个月过去，排查工作毫无进展，308 侦探组又接到了新的紧急案件，此案便移交到了 202 侦探组手中。组长李福良刚满四十，身材高大挺拔，一双眼睛锐利如鹰，从警十七年，凭着一股韧劲破获过不少疑难案件。他手下的两名干将更是声名在外：吕永生擅长走访排查，能从看似无关的闲聊中捕捉关键信息；张东旭精通痕迹检验，再细微的物证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从关系网查起。” 李福良将三杯热茶推到两人面前，“失踪者之间有没有交集？她们的亲友、同事、邻居里，有没有行为异常的人？” 接下来的十天里，三人几乎泡在了铁西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访了三十多名失踪者的家属，翻阅了近百份询问笔录，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饿了就啃几口面包，渴了就喝路边的自来水。
8 月 25 日傍晚，吕永生带着一叠笔录冲进了办公室：“李队，有发现！任某、方某、王某这三个失踪的，都和一个叫曹亚祥的男人有联系！” 他指着笔录上的重点标记，“任某的丈夫李某和曹亚祥是沈阳铝材厂的同事，还是拜把子兄弟；方某和曹亚祥是同厂不同车间的工友；王某失踪前，有人见过她和曹亚祥一起逛菜市场。”
张东旭立刻调出曹亚祥的户籍资料：“曹亚祥，32 岁，沈阳本地人，铝材厂工人，1991 年头部工伤后就长期休假，现在靠伤残津贴生活。没有前科劣迹。” 李福良的手指在 “头部工伤” 几个字上停顿片刻：“工伤后性格有没有变化？人际关系怎么样？”“我问过他以前的工友，说他工伤前挺老实的，出事后就变了，整天泡在舞厅里，还跟不少女人不清不楚。” 吕永生补充道。
更关键的线索来自一位知情人的供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工告诉刑警，曹亚祥经常替李某接任某下班：“李某爱喝酒，有时候任某上夜班，他喝醉了就叫曹亚祥去接。曹亚祥每次都很乐意，还帮任某拎包，看着挺热心的。” 李福良眼睛一亮：“任某失踪那天，有没有人见过曹亚祥？” 知情人想了想：“好像没有，但有人说看到任某在选矿药剂厂门口的电话亭打过传呼，之后就没人见过她了。”
传呼机！李福良猛地一拍桌子。在 1995 年的沈阳，传呼机还是稀罕物，每一条传呼记录都会在传呼台保存一段时间。三人立刻驱车赶往铁西区的传呼服务中心，值班人员听说事关人命，不敢怠慢，立刻调出了 8 月 5 日的传呼记录。密密麻麻的数字在屏幕上滚动，吕永生的眼睛死死盯着屏幕，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信息。
“停！” 张东旭突然喊道。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8 月 5 日 23 时 20 分，选矿药剂厂门前电话亭呼出，呼叫对象曹亚祥，留言 “等你接我”。李福良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线索对上了。任某最后联系的人，就是曹亚祥。” 但他随即又皱起眉头，“曹亚祥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是拐卖，他一个人未必能成事；如果是杀人，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对曹亚祥实施秘密监控。吕永生和张东旭轮流蹲守在曹亚祥家附近的隐蔽角落，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曹亚祥的生活极其规律却又透着诡异：每天下午出门，深夜才回来，大多时候去舞厅或酒吧，偶尔会带不同的女人回家，但这些女人第二天一早就会离开。更奇怪的是，他每隔几天就会骑着一辆破旧的驴车出门，回来时车上总是空空如也，身上却带着浓重的腥臭味。
10 月 23 日晚，铁西区的街头已经有些凉意。曹亚祥从舞厅出来，醉醺醺地哼着小曲往家走，刚拐进燕粉街的小巷，突然从暗处冲出几名刑警，没等他反应过来，手铐已经牢牢锁住了他的手腕。“你们干什么？我是好人！” 曹亚祥挣扎着喊叫，声音里带着酒后的含糊。李福良走上前，亮出警官证：“曹亚祥，我们怀疑你与多起女青年失踪案有关，跟我们走一趟。”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刺眼。曹亚祥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上去十分顺从。他身材不足一米七，前额微秃，深陷的眼窝让眼睛显得格外突出，两条倒八字眉斜斜挑起，瘦削的脸颊泛着不健康的灰白色，完全不像典型的东北汉子。“警察同志，我冤枉啊，我就是个普通工人，怎么会跟失踪案有关？” 他的声音细细软软，带着一丝委屈。
李福良将一杯水推到他面前：“8 月 5 号晚上，任某给你打了传呼，让你去接她，为什么你没去？” 曹亚祥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恢复平静：“我没收到啊，可能传呼机坏了吧。我那天在家陪儿子，根本没出门。”“你儿子说，那天晚上你十点多就出去了，直到凌晨才回来。” 吕永生突然开口，死死盯着他的眼睛。曹亚祥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沉默片刻后又辩解道：“我出去买烟了，附近的小卖部都关门了，走了挺远的。”
接下来的三天，无论刑警们如何讯问，曹亚祥都一口咬定自己与此事无关，回答问题滴水不漏，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审讯陷入了僵局，张东旭有些急躁：“这小子太狡猾了，是不是我们漏了什么？” 李福良却很冷静：“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有问题。给他点时间，也给我们点时间，等传呼台的正式证明出来，看他还怎么抵赖。”
10 月 27 日上午，传呼台的证明材料送到了刑警队。李福良拿着盖着公章的记录单，再次走进审讯室，将材料拍在曹亚祥面前：“看清楚！8 月 5 号 23 点 20 分，任某给你打了传呼，传呼台有明确记录，你的传呼机也收到了信号。你还想抵赖吗？”
曹亚祥的目光落在材料上，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双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音。过了足足五分钟，他突然趴在桌上，发出压抑的哭声：“我不是故意的…… 是她逼我的……” 李福良和两名刑警交换了一个眼神，知道这道心理防线终于被攻破了。
“慢慢说，把事情的经过讲清楚。” 李福良的声音放缓了些。曹亚祥抬起头，泪水混合着鼻涕流了一脸，断断续续地说起了事情的原委。1994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去李某家串门，正好赶上李某独自在家喝酒。两人喝到一半，曹亚祥的传呼机响了，一看是任某发来的，让他去接自己下班。“李哥说他喝多了，让我替他跑一趟。” 曹亚祥抹了把脸，“从那以后，任某经常让我接她下班，一来二去，我们就好上了。”
8 月 5 号那天，任某再次传呼曹亚祥，让他接自己回家。“我把她带到了我家，想跟她好好谈谈，让她跟李某离婚。” 曹亚祥的声音低沉下来，“可她不同意，还说要去告我，说我破坏她的家庭。我一时急了，就…… 就拿起铁锤砸了她的头。” 说到这里，他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我不是故意要杀她的，真的不是……”
“尸体呢？你把尸体弄哪去了？” 吕永生追问。曹亚祥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我把她肢解了，第二天用驴车拉到羊土乡的臭水沟里扔了。那里平时没人去，我以为不会有人发现。” 李福良的心沉了下去，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但他没有停下追问：“方某和王某呢？她们是不是也被你杀了？”
曹亚祥突然抬起头，眼神变得凶狠起来：“没有！我只杀了任某一个！你们别想冤枉我！” 说完，他紧紧闭住嘴，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李福良知道，审讯又要进入新的拉锯战了。但他心里很清楚，曹亚祥的供述绝不止于此，这个看似瘦弱的男人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