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川的工业心脏在“银龙术”的驱动下强劲搏动，军械所的“雷火”与“一窝蜂”已初露峥嵘，华棠的军医院更是在“磺胺”的奇迹下筑起了生命的防线。整个寒川，如同一架日益精密的战争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在高速运转，爆发出令人瞩目的力量。然而，就在这表面繁荣、锐意进取的景象之下，林牧之与核心决策层却敏锐地察觉到一股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潜流——一种源自根基的、无声的危机正在蔓延。
这危机的核心，是人，更确切地说，是能够理解、掌握并推动这架复杂机器持续运转的合格人才。
最初的困境，出现在工业区的流水线末端和军械所的精密工坊里。
一名负责“雷火”步枪枪机最终校准的年轻工匠，因为看不懂图纸上标注的尺寸公差符号，仅凭手感安装，导致一批次五十支步枪的击发机构存在隐患，险些酿成大祸。
一名负责调配“一窝蜂”火箭发射药配比的学徒，因不识数，无法精确计算不同批次硝石的纯度差异所需的比例调整，凭感觉抓药，造成一次试验齐射时，火箭推力严重不均，半数坠毁。
军医院里，一名勤奋的护士，因不识字，无法准确记录伤员的体温变化和用药反应，只能依靠模糊的记忆和符号，导致医嘱执行出现偏差。
这些看似偶然的“小失误”，背后指向同一个残酷的现实：寒川迅猛发展的工业、军事和医疗体系，其复杂度和精细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依靠口传心授、师徒经验、以及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所能支撑的极限。
更严峻的挑战来自管理层和技术层。
王玄策手下的文吏，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物资调度、人口统计、工程预算时，常常因算学基础薄弱而捉襟见肘，错误百出。
禽滑略哀叹，能看懂他绘制的复杂机械图纸、理解力学原理的工匠，凤毛麟角，许多技术革新构想因找不到合适的人去执行而搁浅。
华棠更是迫切需要在医护人员中普及基本的解剖、药理知识，否则“磺胺”的使用规范都难以准确传达。
“主公，长此以往，恐…恐有大厦将倾于蝼蚁之患啊！”王玄策捧着几份因计算错误导致物资错配的文书，忧心忡忡地向林牧之进言，“工匠不解数理，何以造精器？文吏不通文墨，何以理万机？如今寒川之业，已非昔日流寇草莽，若无知书达理、通晓技艺之民，一切辉煌，终是沙上之塔！”
苏婉清也补充道：“流民之中，识字者百中无一。军中士卒，能写自己姓名者已属不易。如此根基，如何承载主公工业兴邦之宏图？”
林牧之沉默地听着，目光扫过案头堆积的、需要他亲自核对的报表，再望向窗外轰鸣的工坊。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知识断层”带来的窒息感。寒川的躯体在钢铁与火焰中飞速成长，但维系其运转的“神经脉络”——基础教育，却脆弱得如同蛛丝。
“诸公所言，切中要害。”林牧之的声音低沉而凝重，“我寒川，可于一夜间炼出好钢，可于数月内造出利铳，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代知文识数、明理通技的国民，其难其缓，远胜建十座高炉！”
他站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寒川疆域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核心区域：“然，此关不过，寒川终无未来！基础教育，必须办！再难也要办！”
一场比攻克技术难关更为漫长、更为艰巨的战役——基础教育普及战，就此在寒川拉开序幕。林牧之任命王玄策为“文教总提调”，全权负责此事。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却骨感得令人绝望。
首要困境，是“教什么”？
传统的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显然与寒川急需的工匠、士兵、管理员格格不入，且耗时太长。但完全摒弃人文，只教算数工匠，又恐培养出只会操作的“匠奴”，缺乏忠诚与远见。
王玄策与禽滑略、华棠等人激烈辩论，最终在林牧之的裁定下，确定了“寒川蒙学” 的初步纲目：以实用为核，扫盲为先。核心课程包括：
1. 《寒川千字文》：编纂一套包含常用字、寒川地名、军械名称、生产术语的识字教材，取代传统《千字文》。
2. 《实用算学》：教授基础算术、度量衡换算、简单图形计算，直接服务于生产生活。
3. 《寒川地理与律法简编》：让学子了解寒川疆域、资源、以及必须遵守的基本法规。
4. 《工械常识》或《医卫常识》（选修萌芽）：初步接触物理、化学、生物常识，激发兴趣。
这套纲目，可谓离经叛道，充满了“功利”色彩，却也是基于现实无奈的抉择。
第二大困境，是“谁来教”？
寒川识字率极低，能胜任教师者寥寥无几。王玄策搜罗全城，勉强凑出二十余人，多是些落魄文人、账房先生、甚至还俗僧道，水平参差不齐，对新的教学纲目理解各异，甚至心存抵触。
“让老夫教这些匠户之子算账识字？岂不有辱斯文？”一位老秀才拂袖而去。
师资的匮乏，成为最大的瓶颈。
第三大困境，是“如何教”？
没有固定的校舍，最初只能在工坊区空地、废弃仓库甚至大树下授课。没有统一的课本，全靠教师手抄或口述。没有纸笔，学生用沙盘、石板练习。年龄跨度极大，从垂髫小儿到青年工匠坐在一起，教学难度巨大。
更棘手的是，民众的意愿。许多百姓和士卒认为，让孩子\/自己去干活、打仗才是正途，读书识字是“无用功”，甚至担心被征去当文书而逃避。
第四大困境，是“资源从何而来”？
建立校舍、购置（或自制）文具、支付教师微薄的薪俸，都需要钱粮。在军费和生产投入巨大的情况下，教育开支显得“奢侈”而“不急迫”，常被挤占。
开局举步维艰。第一所“蒙学”草草开办，仅有三十余名学生，教师水平有限，课堂混乱不堪。流言蜚语四起，质疑声不绝于耳。
“有这功夫，不如多打一把刀！”
“识几个字，能当饭吃吗？”
王玄策焦头烂额，数次向林牧之请辞。
面对重重困境，林牧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耐心与决心。他没有责备王玄策，而是采取了多项坚定措施：
1. 以身作则：他宣布，自己的近卫营和都督府所有年轻文吏，必须分批进入蒙学学习，考核不合格者降职处理。此举极大地震慑和激励了众人。
2. 政策倾斜：颁布《劝学令》，规定蒙学优秀学子，未来可优先进入工造总局、军医院或担任基层官吏；其家庭可减免部分赋税。强制要求各工坊，年轻工匠必须接受扫盲教育。
3. 资源保障：力排众议，从紧张的财政中划出“定项教育款”，确保蒙学基本运行。下令工造总局研制廉价的“寒川纸”和“炭笔”。
4. 培养师资：开设“师范速成班”，从稍有文化的青年中选拔培养教师。甚至大胆起用如华棠、禽滑略等专业人士，不定期前往蒙学讲授实用知识，开阔学生眼界。
过程，缓慢而痛苦，见效甚微。但林牧之始终坚信：“今日播种，虽未见苗，然他日成林，可荫庇万代。此乃寒川真正之百年大计，纵千难万险，亦不可废！”
基础教育的困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寒川繁荣背后的脆弱根基。这场关乎未来的播种，远比一场战役更加考验统治者的远见和毅力。寒川的科技兴邦之路，能否真正走得深远，不仅取决于工厂里的钢铁洪流，更取决于这蒙学课堂里，那朗朗的读书声，能否最终汇成推动时代前进的智慧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