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盆地的风，总带着股子煤烟和陈醋混在一起的味道。光绪二十六年那个秋天，这风里又多了点别的——是枪炮的铁锈味，还有人跑断了腿扬起的尘土。
乔家大院的铜环门“哐当”一声被撞开时，乔致庸正在三进院的书房里翻账本。他那年已经七十出头，留着山羊胡，胡梢有点花白，可眼睛亮得很，像浸在水里的墨石。听见动静，他手里的象牙算盘没停，珠子打得“噼啪”响，只是问了句：“慌啥？天塌下来有房梁顶着。”
跑进来的是管家乔忠，跑得满脸通红，棉袍都湿透了，贴在背上像块膏药：“大先生！不好了！城里乱了套了！洋兵跟义和团打起来了，巡抚衙门放话，见了洋人就抓，说是‘替天行道’！”
乔致庸这才停了算盘，抬头看他：“抓洋人？抓人家干啥？”
“说是……说是洋人祸乱中原。”乔忠喘着气，“刚才门房来报，街上看见几个蓝眼睛的女洋人，被兵勇追得像兔子，往咱们这边跑来了！”
乔致庸放下账本，手指在紫檀木桌面上轻轻敲着。他知道外面乱成了一锅粥。自打庚子年夏天，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太后和皇上都跑了，地方上就没了主心骨。山西巡抚毓贤是个硬茬，喊着“杀洋灭教”的口号，城里的洋教堂被烧了，传教士死的死，逃的逃。
“她们是传教的？”乔致庸问。
“看着像，穿得怪模怪样，头上还裹着白布。”乔忠搓着手，“大先生，咱们可得当心！这时候沾上洋人，要是被官府知道了，咱家……”
话没说完，院墙外传来女人的哭喊，夹杂着生硬的中国话：“救命……求求……”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乔致庸站起身，往门口走。乔忠赶紧拉住他：“大先生！万万使不得！您忘了？前儿个隔壁常家，就因为收留了个受伤的洋医生，被兵勇抄了家，男丁都下了大狱！”
乔致庸甩开他的手，步子没停：“常家是常家，乔家是乔家。是人就得救，管他是哪国的。”
推开厚重的木门，门轴“吱呀”一声，像疼得哼了一声。门外的情景让乔致庸皱了眉：七个穿着灰布修女服的女人，头发凌乱，脸上又是泥又是泪，正被两个拿着大刀的兵勇堵在墙角。其中一个年纪大点的修女，怀里还护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那小姑娘吓得浑身发抖，眼睛闭得紧紧的。
“住手！”乔致庸喊了一声，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威严。
兵勇回头一看，见是乔家大先生，气焰矮了半截。乔家在祁县地面上，那可不是一般人家。从乾隆年间起，乔家的票号就开遍了大江南北，“汇通天下”的牌匾不是白挂的。官府见了乔家的人，也得让三分。
“乔大先生，”领头的兵勇拱了拱手，“这可是洋婆子，巡抚大人有令，见一个抓一个，您别为难小的。”
乔致庸没理他，径直走到修女面前，用他那口带着晋中腔的官话问：“你们是哪国的？要往哪儿去？”
年纪大的修女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这老头会说官话，赶紧用生硬的语调回答：“我们是……意大利……要去……保定府……”
“保定府早乱了。”乔致庸叹了口气，转头对兵勇说，“她们是我乔家的客人，迷路了，来借宿几天。巡抚那边，我去说。”
兵勇脸涨得通红：“大先生，这……这不合规矩啊！”
“规矩是人定的。”乔致庸从袖袋里掏出块银子，塞到兵勇手里，“弟兄们辛苦了，买壶茶喝。这几位客人，我留下了。”
银子沉甸甸的，兵勇掂了掂，看看乔致庸不容置疑的眼神，又看看那几个吓得瑟瑟发抖的修女，终究是没敢再争，嘟囔了两句“那您可得担待着”，带着人走了。
看着兵勇走远了，修女们“扑通”一声全跪下了，嘴里叽里呱啦说着什么，大概是道谢的话。乔致庸赶紧让她们起来：“快起来，地上凉。乔忠，带她们去西跨院，找几件干净衣裳，弄点热乎饭。”
乔忠脸都白了，拉着乔致庸的袖子直跺脚：“大先生！您这是把祸水往家里引啊！万一被人捅到巡抚那儿……”
“捅就捅。”乔致庸瞪了他一眼，“她们也是爹娘生的，在咱地盘上遭了难，能见死不救？再说了，祸水祸水，你不把人家当祸水，人家就不是祸水。”
西跨院平时没人住，收拾得干净。修女们吃饱了热饭，换了身乔家仆妇的粗布衣裳，才算缓过神来。那个年纪大的修女叫玛莉亚，会说几句中国话，她告诉乔致庸，她们是天主教修女，本来在太原教堂做事，毓贤下令杀洋人，教堂被烧了，神父被杀了，她们七个是偷偷跑出来的，一路往南，想回意大利使馆。
“太原到保定，千里迢迢，兵荒马乱的，你们走不了。”乔致庸听完，摇了摇头，“就在我这儿住下吧，等风头过了再说。”
玛莉亚眼睛红了，“扑通”又跪下了：“乔先生……好人……上帝……保佑你……”
乔致庸赶紧扶起她：“别跪，折寿。咱中国人讲究‘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跟你们的上帝，大概是一个意思。”
就这么着，七个意大利修女在乔家大院住了下来。乔致庸特意嘱咐下人，不许对外声张，每日三餐按时送去，还让账房先生教她们说中国话，认中国字。玛莉亚她们也懂事，不四处乱逛，就在西跨院里做些针线活，有时候还帮着厨娘择菜，倒也相安无事。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几天，县衙就派人来了，说是听说乔家藏了洋人，要上门查验。乔致庸亲自在大门口等着，把来人请到客厅，泡上最好的碧螺春，慢悠悠地说：“王县丞，我乔家做的是本分生意，从不惹是生非。那些女眷，是我远房亲戚，从关外过来的，长相有点特别，可不是什么洋人。您要是不信，我让她们出来给您请安？”
王县丞哪敢真让她们出来，乔家的面子不能不给。他呷着茶，打哈哈说：“大先生说笑了，我就是来问问。既然是您的亲戚，那肯定没问题。只是……外面风言风语多，您多担待。”
“多谢王县丞体谅。”乔致庸让乔忠包了两匹绸缎，“一点小意思，给县太爷和您添件衣裳。”
王县丞揣着绸缎，乐呵呵地走了。乔忠在一旁抹冷汗：“大先生，这要是被捅到省里，可就麻烦了。”
乔致庸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麻烦？人心都是肉长的。她们没招谁没惹谁，凭啥就得死？咱乔家富了几辈子，图啥？不就图个心安吗？”
就这么着，七个修女在乔家大院藏了三个多月。直到冬天来临，外面的风声渐渐平息，乔致庸才让人找了辆马车，换上普通百姓的衣裳，给她们备足了干粮和盘缠，悄悄送她们去了天津卫的意大利领事馆。
玛莉亚临走时，拉着乔致庸的手，眼泪汪汪的，从怀里掏出个十字架，非要塞给他。乔致庸摆了摆手：“我信道，不信这个。你们平安到家，就行。”
玛莉亚想了想，从包袱里拿出块绣着意大利国徽的丝绸，双手捧着递给他：“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志……乔先生，您收下……将来……有用……”
乔致庸看她一脸真诚，就收下了，让乔忠找个匣子装起来，搁在书房的角落里，没再当回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乔致庸年纪越来越大，把家业交给了儿子乔景仪打理。他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看看账本，偶尔跟来访的老友下盘棋，那段收留修女的往事，渐渐被人淡忘了。
直到五年后的一天，院子里突然来了几个穿着洋装的人，还跟着省里的官员。领头的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说是意大利驻华公使，特意来拜访乔致庸。
乔致庸那会儿已经八十多了，耳朵有点背，听说是意大利来的客人，愣了半天，才想起西跨院那七个修女。
公使握着乔致庸的手，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旁边的翻译赶紧解释：“公使先生说，玛莉亚修女回到意大利后，把您救助她们的事告诉了国王。国王非常感动，说您是意大利的朋友。特意让公使先生来道谢，还送来了一面意大利国旗，还有一枚勋章。”
说着，两个洋人展开一面红、白、绿三色的旗子，旗子中间还有个盾形的徽章。公使亲自把旗子递到乔致庸手里，又把一枚金灿灿的勋章别在他的衣襟上。
乔致庸看着那面花花绿绿的旗子，有点懵。他活了一辈子，见过大清的龙旗，见过商号的幌子，就是没见过这洋旗子。他摆了摆手，让乔忠把旗子收起来，笑着对公使说：“举手之劳，不足挂齿。都是些可怜人，换了谁都会帮一把。”
公使临走时，又特意嘱咐：“乔先生，这面国旗您一定要收好。将来若是遇到难处，只要挂起这面旗子，意大利的朋友都会帮忙。”
乔致庸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他觉得这辈子跟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了，这面旗子，大概也就当个稀罕物，给孩子们看看新鲜。
可谁也没想到，这面被束之高阁的外国旗子，三十多年后，真成了乔家大院的救命符。
那是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人的铁蹄踏进了山西。平遥、太谷的那些大宅院，要么被日军占了，要么被抢了，烧了。祁县也没能幸免，城里的商铺被砸得稀巴烂，不少大户人家的院子成了一片焦土。
日军快打到乔家堡的时候，乔家上下慌作一团。男人们想拿起家伙跟鬼子拼了，女人们抱着孩子哭，管家乔映奎（乔忠的孙子）急得满嘴起泡。他想起爷爷生前说过，老祖宗书房里有个匣子，装着一面外国旗子，说是意大利公使送的。
“那旗子……能管用？”有人嘀咕，“日本人跟意大利不是一伙的吗？（注：当时意大利与日本同为轴心国）”
“死马当活马医吧！”乔映奎咬了咬牙，让人把匣子找出来。打开一看，那面红、白、绿三色的旗子还好好的，只是有点褪色。他让人找了根长竹竿，把旗子挑起来，竖在乔家大院最高的角楼上。
第二天，日军的骑兵果然进了乔家堡。马蹄声“嗒嗒”响，踏得黄土飞扬。村民们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声。日军到了乔家大院门口，正要往里冲，突然看到角楼上飘着的旗子。
领头的军官勒住马，眯着眼看了半天，又跟旁边的翻译嘀咕了几句。翻译跑过来，对着门里喊：“里面的人听着！你们跟意大利人有关系？”
乔映奎硬着头皮走出来，拱手说：“回太君，这是我们老祖宗当年救了意大利的朋友，他们送的旗子，说遇到难处可以挂出来。”
军官又看了看旗子，眉头皱了皱，突然抬手喊了声：“撤！”
骑兵们“呼啦”一下，掉头走了，连院子门都没进。
乔家上下都傻了，半天没回过神来。直到马蹄声远了，才有个老太太哭出声：“老天爷保佑！老祖宗积德了！”
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意大利和日本是盟友，日军看到盟友的国旗，果然没敢乱来。就这么着，乔家大院在战火纷飞里，安然无恙。那些被日军抢走的财物，烧掉的房屋，乔家一样都没摊上。
消息传开，四邻八乡的人都啧啧称奇：“乔家真是积了大德了！当年救了几个洋修女，没想到几十年后，一面旗子保住了整个家业！”
再后来，乔家大院成了晋中唯一没被战火破坏的古宅。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它改成了民俗博物馆，那面意大利国旗，也被妥善地收藏起来，成了馆里的一件特殊展品。
讲解员给游客讲故事时，总爱指着那面旗子说：“瞧见没？当年乔致庸老先生救人的时候，可没想过要啥回报。他就是觉得，人不能见死不救。可您看，善举就像撒种子，当时可能看不出啥，说不定哪天就长出参天大树来了。”
如今的乔家大院，青砖灰瓦依旧，飞檐斗拱还在。游客们踩着石板路，看着“汇通天下”的牌匾，听着导游讲乔致庸的故事，总会在心里琢磨：这世上的事，真说不清。你帮别人搭座桥，说不定哪天自己就走过去了；你给别人行个方便，说不定哪天就方便了自己。
就像晋中老辈人常说的：“人心换人心，黄土变成金。”乔家富了六代，靠的不只是精明的生意经，更是那份揣在心里的善良。那善良，就像乔家大院里的老槐树，扎根深，长得稳，风刮不倒，雨淋不坏，还能给后人遮风挡雨呢。
秋风又起，吹过乔家大院的角楼，仿佛还能听见当年乔致庸拨算盘的声音，“噼啪，噼啪”，算的不是银子，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