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后，那扇厚重的办公室门无声地合拢。
没有警笛，也没有手铐。
来接我的是一辆牌照普通的黑色帕萨特，车窗贴着深色的暗膜，从外面看不清分毫。我被安排坐在后排中间，左右各坐着一名纪委同志，他们腰杆挺得笔直，沉默得像两尊石雕。
车子平稳地驶离市政府大院，汇入喧嚣的车流。窗外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依旧是那副充满烟火气的人间景象。可这一切，如今仿佛隔着一层冰冷坚硬的玻璃，与我再无关系。
我强迫自己平稳呼吸，大脑却在飞速运转。
举报信？还是实名？
是谁？又为了什么？
无数个问题像钢针般扎在我的神经上，但我清楚，此刻任何情绪化的反应都将是致命的。我必须冷静，冷静得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分析所有细节，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车子最终驶入一处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大院，四周寂静，只闻风吹叶动的沙沙声。我被带进一栋不起眼的小楼，走廊里铺着厚实的地毯，吞噬了所有脚步声，营造出一种令人心慌的死寂。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
房间不大，四壁是米黄色的软包——据说能防止意外发生。没有窗户，头顶的日光灯洒下惨白均匀的光，将一切都照得通亮，不留半点阴影，让人无所遁形。
陈设简单到极致，一张桌子，三把椅子。
我被安排在正对门口的椅子上，桌上已经放好了记录本和笔。最初带我来的两人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门被再次轻轻关上。
接着，便是漫长而窒息的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十分钟，亦或是一个小时。在这里，时间失去了意义，每一秒都被无限拉长，用来消磨人的意志。
终于，门开了。
走进来两个人。一个五十岁上下，国字脸，戴着金丝眼镜，眼神沉稳，我心里姑且称他为老周。另一个三十出头，寸头，眼神锐利如鹰，我叫他小秦。
老周在我对面的主位坐下，小秦则坐在他身侧，翻开了记录本。
“江远同志，别紧张。”老周开口了，声音温和得像单位里与你谈心的老领导，“组织请你来，不是说你一定有问题。是接到了一些情况反映，本着对同志、对组织负责的原则，找你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他把“核实情况”四个字，咬得清晰而有力。
这是标准的开场白，先给一颗定心丸让你放松警惕，再于不经意间寻找破绽。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江远同志，你在城东项目上的成绩，市里有目共睹，也是充分肯定的。”老周继续铺垫，“但是，成绩再大，也不能违反原则，脱离程序，你说对不对？”
我依旧点头：“对。”
话音未落，旁边的小秦突然开了口，声音像冰碴子一样又冷又硬：“那就说说李继光那户的拆迁问题吧。”
来了。
“按照海州市的拆迁补偿规定，最高上浮标准是多少？”小秦死死盯着我，目光像在审视猎物。
“百分之三十。”我答道。
“那你给他设计的‘原地保留、融入公园’方案，折算成经济价值，超了多少？”
“这个方案的重点并非经济价值补偿，而是对历史建筑与个人记忆的尊重，是……”
“我没问你‘是什么’！”小秦粗暴地打断我，“我就问你，超了多少！你只需要回答，是，还是不是！”
他的语气充满了压迫感，这是典型的心理战术，企图通过强势质问打乱我的节奏，让我陷入被动的自我辩护。
我深吸一口气，直视他的眼睛：“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计算，这个方案的投入确实超过了常规的货币补偿标准。但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社会效益？文化价值？”小秦冷笑一声，身体前倾，“这是你说了算，还是规定说了算？你一个指挥部常务副主任，有什么权力重新定义补偿标准？是谁给你开这个口子的？”
这是一个极其恶毒的陷阱。
回答是自己做的决定，便是“滥用职权”。如果说是请示过领导，那就是把魏书记也拖下水。
“这个方案，是我基于项目实际情况和群众工作的特殊性，提出的一项创新性尝试。”我平静地回答，“所有决策过程都有完整的会议记录，方案也呈报给了相关规划部门，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
我的防线很稳，只谈事实与程序，绝不涉及人与动机。
老周始终没说话，只用那双藏在镜片后的眼睛不动声色地观察我。
“程序？”小秦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照片，摔在桌上。
照片上，正是我在小院里将那支英雄钢笔送给李继光老人的场景。拍摄角度非常刁钻，看上去就像我在私下递送什么东西。
“这也是程序？一支派克钢笔，市价一千多。你一个公职人员，随手就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拆迁户，你们私交很好嘛！”
我心中一沉。派克？我那支笔是参加工作时父亲花八十块钱给我买的英雄牌。他们竟连这种细节都准备好了。
“第一，那不是派克，是英雄牌，价值不到一百块。第二，送笔是因为当时老人没有书写工具，我为方便他签约，临时把自己的笔给了他。这属于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小秦步步紧逼，“为了‘人之常情’，你就可以让整个中央公园的设计方案为他一个人推倒重来？让纳税人多花上千万去满足你的‘人之常情’？江远同志，你这个‘情’，未免太贵了点吧？”
……
整整一夜。
他们就围绕这几个问题，像车轱辘一样反复对我进行疲劳轰炸。
老周唱红脸，不时给我倒杯水，劝我“思想不要有包袱”、“要相信组织”。
小秦唱黑脸，不断用最诛心的话来刺激我，攻击我。
“你那个指挥部现在可热闹了。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听说已经有同志在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了。”
“江远，别扛了，你还年轻，前途远大。把问题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对你、对你的家人都好。”
我始终沉默以对，滴水不漏。
我知道，只要我承认一丝一毫的“程序瑕疵”或“考虑不周”，他们就能将这个口子撕成一道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
天快亮时，房间里的空气已凝重得能挤出水来。
老周看了看手表，似乎也有些疲惫了。
他对我说：“江远同志，根据规定，也体现组织关怀，你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我心中一凛，这是最后的心理攻势。
他们想看，在这种极限压力下，我会向谁求助。是我的政治靠山魏书记？还是临川的老领导张青峰？
无论打给谁，都意味着我扛不住了，意味着我承认自己需要动用“关系”来解决问题。
他们会在电话的另一头，监听我最虚弱的那一面。
我抬起头，声音因一夜未眠而有些沙哑：“好，谢谢组织。”
工作人员拿来一部处理过的座机电话。
我没有丝毫犹豫，拨下了那个刻在心底的号码。
我没有打给魏和，也没有打给张青峰。
我打给了林雪宁。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压抑的疲惫和焦虑，但依旧清亮。
“喂？”
听到她声音的瞬间，我那颗被坚冰包裹了一夜的心，蓦地软了一下。
千言万语堵在喉口，我想告诉她我被冤枉了，我想告诉她我好累。
但我不能。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有力。
“雪宁，是我。”
“我临时有个封闭性的学习任务，这几天可能联系不上，你别担心。”
电话那头是短暂的、死一般的沉默。
以她的聪慧，一定已经猜到了什么。
“好。”她只说了一个字。
“你……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嗯。”
“还有……”我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相信我。”
这三个字我说得很轻，却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这是我唯一能传递给她的信息。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了几秒。
然后，我听到了她坚定无比的声音。
“江远，我等你。”
说完，她便挂断了电话。
干脆利落。
没有一句多余的追问，没有一丝惊慌失措的哭泣。
只有那一句，“我等你”。
这三个字，像一道温暖而坚定的光，瞬间刺破了这间屋子里所有的阴冷与压抑。
放下电话，我缓缓挺直疲惫的脊梁，抬头迎向对面老周和小秦的目光，眼神已然恢复了平静。
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心底涌起。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