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沈阳那起轰动一时的“三八大案”。
案中首犯，名为孙德林，辽宁省沈阳市人，生于1953年12月28日。
此人智勇兼具，身高一米八，能言善道，更兼交友广阔，堪称一名全才型的悍匪。
他的父亲在铁路大修段工作，孙德林在家中排行最长。虽不知其下具体有几名弟妹，但他这位长兄却当得极有担当，极为护着弟妹，颇具一家之长的风范与责任心。
因此，弟妹们但有所需，他必挺身而出，尽力满足。久而久之，他在他们心中威望极高，一言一行，无人不从。
然而，这份对家人的“义气”并未转化为对社会的包容。孙德林对外性情并不温和，脾气暴烈，易怒好斗。
因他生得高大，寻常人不是对手，加之胆大心细，在同龄人中很快便成了核心人物，无论走到哪里，总能引人注目。
但他与人动手，向来不下死手，原则是“打赢即可，不求重伤，只为立威”。
十八岁之前，他惹是生非不断，今日殴打同学，明日辱骂师长，后天又偷些废铁变卖，大错小过，层出不穷。
在旁人眼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少年。但他行事自有其一套逻辑和分寸，深知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从不逾越自己设定的底线。
因此，在这一阶段，他并未闯下弥天大祸，反而在街头巷尾的纷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察言观色的本事。
这为他日后策划并实施大案，奠定了异乎寻常的“实践”基础。日后他所犯案件，无论过程之缜密还是反侦察手段之老道，皆似无师自通，仿佛这些能力早已在年少时的“小打小闹”中预演过无数次。
时代的洪流很快席卷了他原本就不安分的生活。1970年，十七岁的孙德林响应国家号召，前往沈阳市辽中县插队落户，深入农村，接受知识青年的思想再教育。
从城市到乡村的环境剧变，并未收敛他的性子，反而让他在更广阔也更复杂的环境中继续磨砺着那份不安分的精明。
然而，他过往的“名声”终究还是传了出去。下乡仅一年后，沈阳市公安局开办了一个学习班，旨在召集那些虽未犯下重罪却不安分守己的青年，集中教育，予以警示，防微杜渐。
像孙德林这样在地方上早已“挂号”的人物，自然名列其中。
可他生性桀骜，崇尚自由，岂甘受此约束？他自认是不受驯服之辈，想要通过短短时日的学习就改造他？绝无可能！
于是不出几日，他便寻机逃离。这一逃，性质陡然改变，不再是普通的纪律问题，不久他便被抓获，并直接被判处两年劳动教养。
这次经历，可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折戟”，也让他初次尝到了国家机器的铁拳滋味。
劳教期满后，他仍被要求回到辽中县继续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或许是这段经历让他稍作收敛，也或许是年龄增长让他更懂掩饰，因他行事张扬，带着几分江湖气，在那个崇尚英雄与硬汉的年代，很快便吸引了一位女知青的注意。
这位女子名为韩丽（此为化名），不仅容貌秀丽，家世亦颇为显赫。其父为团级干部，母亲是军医，可谓根正苗红。
这样的女子，无论身在何处，自然都是众青年瞩目的焦点。
然而在众多条件或许更匹配的追求者中，她却独独看中了孙德林。她觉着孙德林身上虽带着几分令人不安的痞气，但头脑精明，处事周到，关键时刻又有担当，比那些循规蹈矩的男青年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每当我讲述这些案件时，心中常存一问：这些人身上，未尝没有一些闪光之处，否则，何以那些出众的女子皆愿倾心相待？
这孙德林，所恋亦是干部之女，起点也是不凡。若有如此岳家为依凭，何事不可为？本可成为他洗心革面、步入正途的绝佳契机。
思来想去，终是难解命运弄人。
如此，孙德林与韩丽便开始了交往。那时恋爱风尚保守，二人不过时常到河边散步，连牵手都不敢逾越，更毋论其他。
一日，二人又漫步河边，韩丽轻声哼起一曲，孙德林闻之，心潮随之起伏，当即接唱：“哟……”
此歌诸位或以为是九十年代之作？在那样的黄昏河畔，青春的苦闷与朦胧的爱意交织成一片。
一曲唱罢，二人相视一笑，目光交汇处满是情意，仿佛未来一片光明，幸福触手可及。
然而随即涌上的，却是无边的怅惘——归家之日，依旧渺茫无期。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不确定的阴影之下。
转机随着政策松动而来。直至1978年，韩丽因家世显赫，得以提前返城。
孙德林家世平常，毫无助力，只得继续留在农村，等待那渺茫的机会。
分离考验着两人的感情，所幸至1979年，政策渐松，大批知青开始返城，孙德林也终于随着这波浪潮，回到了久别的家中。
令他意外且深深感动的是，昔日的恋人竟真守住了彼此的誓言。分离的一年里，无论家人如何安排，他人如何追求，韩丽一概拒绝，一心等待他的归来。这份情意，在当时尤为可贵。
孙德林深感其诚，二人遂于1980年正式登记结婚。
与此同时，孙德林的工作也有了着落——他接了父亲的班，进入沈阳铁路局线路大修段，成为一名工人。
平心而论，这在那时是一份极好的铁饭碗，稳定且有保障。倘若孙德林能就此安分守己，踏实做到今日，退休金每月至少也有六千之数。
爱情事业双丰收，孙德林一时可谓春风得意，似乎人生终于步入了正轨。
然而，就在他准备大展拳脚，在新的人生阶段安稳前行时，一件潜藏已久的麻烦事却浮出水面，令他刚刚踏实下来的心又悬了起来——
作为铁路正式职工，他的人事档案需从原单位调至新岗位。
一听说调档，孙德林心头一惊，过往那些不光彩的记录瞬间涌上心头。他年轻时留下的前科与种种不良评语，若是随档案一并转来，轻则影响日后晋升，重则连这份来之不易的铁饭碗也未必能保住。
若换作旁人，大概只能听天由命，祈祷组织上网开一面。可孙德林心思活络，几经思索，竟想出一个胆大包天的办法：
他请自己的爷爷冒充单位档案室的工作人员，专程前往辽中农场，凭着精心编织的借口，以调档为名，将那份记录着他所有过往的档案原件骗了出来。
档案一到手，孙德林毫不犹豫，寻了个僻静处，一把火将其烧成灰烬。
看着腾起的火焰和化为黑蝶的纸片，他长舒一口气，自认已彻底“洗白”，过往的一切污点都已随风消散，从此可以安心上班，踏实工作，前途一片光明。
此后的孙德林，也确实展现出奋发努力的一面。他本就聪明机敏，加上肯拼命干活，懂得人情世故，很快从普通工人升为班长，又晋升工长，最后当上了队长——离段长之位，仅一步之遥。
单位领导也注意到这个能干且有魄力的小伙，认为他有培养价值，甚至开始考虑发展他入党。
事业看似蒸蒸日上，家庭也稳定美满，孙德林仿佛触摸到了正常成功的边缘。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那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火焚档案”之举，并未能真正斩断过去。
那个年代的个人档案管理虽不如后世严密，但重要记录往往留有底稿或备份。当他作为入党重点考察对象时，组织程序启动，自然会向外调阅其完整的历史材料。
当组织部门的同志调出他留存在原单位的存档副本时，不禁愕然——
里面不仅记录详尽，他那些年少时的斑斑劣迹、劳教经历以及各类不光彩的评语更是赫然在目，与他此刻积极向上的表现形成了尖锐对比。
入党之事，自然就此毫无悬念地搁浅了。
这次挫败，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熄了他刚刚燃起的、希望通过正途出人头地的热情，也让他清醒，或许是更错误地认识到，有些污点，并非自己动手就能抹去。
这道看似愈合的旧伤疤被再次揭开，或许也在他心中埋下了更深的戾气与对规则的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