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百姓眼里，苏州的天，比六月的黄梅雨还要善变。前几日还飘着旧镇守使麾下的五色旗，转眼间，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旗就已在城头猎猎作响，换旗的速度之快，连上海滩小报编纂的流言都追不上——那些油墨未干的“苏州战事秘闻”刚被报童喊得热闹，城里早已换了新的掌权人。
曾维献肃清残部的捷报，是裹在加密电波里送抵上海蒋介石行营的。电波里满是硝烟味：模范团如何突袭旧部营房，如何在三小时内控制军械库，连最后几个负隅顽抗的连长姓名都写得明明白白；覃文运的后续也跟着传来——他带着几个旧属，只用了半天就接管了吴县县衙，粮仓、税局的账册被码得整整齐齐，连厘金局的巡丁都没敢擅离职守。两份捷报刚在蒋介石的红木案上放稳，东路总指挥何应钦的回电就已攥在译电员手里，发报机的“滴滴”声急促得像是怕慢了半分。
这封电令，纸页薄得能透光，字里行间却藏着千钧的算计。
给曾维献的任命，是块裹着蜜糖的砝码。模范团——这支不过千多人的队伍，转眼就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十四师第二旅。单是“第一军”三个字，就足够让军中人眼热：这是蒋介石从黄埔带出来的起家部队，枪是最好的德械，饷是最足的关银，连军装袖口的金线都比旁的部队粗半分，是嫡系里的“嫡长子”。第十四师更不必说，卫立煌带着这支部队从福建打到江苏，硬仗没少打，军功簿堆得比炮管还高，能被编入它的序列，等于给曾维献的部队洗了“身份”——从前是“反正过来的杂牌”，如今是“中央嫡系的正规军”，番号前冠着“第一军”，往后去南京领补给，军需官再不敢拿发霉的糙米搪塞。
曾维献本人也被擢升为少将旅长。他从前在旧军里熬了十年，最高只做到上校团长，如今一颗将星别在领章上，不仅是军衔升了，腰杆也硬了。可电令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后半句：“着该旅就地整编，暂守苏州防务。”不让他挪窝，既是信得过他——刚打下来的城，他的人熟门熟路，换支队伍来反倒容易出乱子；更是把他“钉”在了这里，让他带着刚扩编的兵守苏南，既镇得住地方上的暗流，也能随时呼应上海，成了蒋介石插在苏南的一根楔子，消化胜利果实的心思，藏得半点不隐晦。
更巧的是隶属的上司——卫立煌。这位安徽合肥出身的将领，不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却跟何应钦走得极近，打硬仗时肯拼命，管部队时又务实，从不对旁系部队摆架子。让他来统辖曾维献，既避开了浙江系将领间盘根错节的派系牵扯，又能让曾维献服气——毕竟卫立煌的军功摆在那里，没人敢说半个“不”字。这一步棋，走得又稳又准。
覃文运的任命，则是另一套路数，软中带硬，像极了江南人喝的碧螺春，初尝是甜，回味却有分寸。“苏州市代市长”，一个“代”字，把奖赏和拿捏都写在了明处。他从前在旧苏州府做过幕僚，熟得很——哪家商号有多少家底，哪条水路走漕运，甚至连城隍庙旁哪家茶馆是士绅常聚的地方，他都门儿清。让他做代市长，是让他发挥长处：旧衙役不敢散，他去安抚；商栈怕兵祸关门，他去劝业；连钱庄的掌柜们攥着银子不敢放，他都能凭着旧交情去说和。电令里明明白白写着“协助北伐部队维持苏南秩序”，说白了，就是让他用旧官僚的“圆滑”，把苏州的经济盘活——这地方是税赋重地，蒋介石要在上海站稳脚，缺不了苏州的银钱补给。
至于那个“代”字，谁都懂是什么意思。做得好，“代”字去掉，便是正儿八经的市长；若是出了岔子，或是心向别处，随时能换个人来。既给了实权，又留了后手，官场的手腕，练得炉火纯青。
可这一切，又不止是给曾维献和覃文运看的。
上海法租界，徐公馆的二楼书房里，徐渊正把两份密电叠成方块。电文是曾维献和覃文运各自发来的，字里行间都带着抑制不住的振奋——曾维献提了“旅部暂设苏州府署西院”，覃文运则提了“已着手整理商会账目”，都是稳当的话。
徐渊走到窗边，推开一扇百叶窗。窗外是法租界的洋楼，路灯亮得像白昼，黄包车载着穿西装的洋人匆匆而过，看着热闹，可隔着一条马路的华界，昨夜还传来过零星的枪声。他指尖敲了敲窗沿，嘴角勾了勾——蒋介石这步棋，是做给徐家看，更是做给整个上海滩的资本家看。
徐家在上海的根基，谁都清楚。闸北的纱厂日进斗金，洋行里握着汇丰的股份，连江南造船厂的几个老技师，都是徐家老爷子当年请回来的。曾维献、覃文运娶的是徐家的小姐，这层关系，在上海滩的圈子里不算秘密。如今这两人一个成了少将旅长，一个做了苏州代市长，明着是赏他们的功，实则是给徐家递了颗定心丸：你投我，我便给你体面。
这体面，是做给虞洽卿那些人看的。上海总商会的会长虞洽卿，手里攥着江浙财团的大半银钱，这些日子正坐立难安——武汉方面派了人来拉拢，许了他财政部的虚职；蒋介石这边也递了话，却只字没提具体的好处。他一犹豫，底下的钱庄老板、纱厂主们也都跟着观望，谁都不敢先把银子拿出来。
可现在不一样了。徐家的人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曾维献的兵有了嫡系番号，覃文运掌了苏州的实权，这就是活招牌：看，先站过来的人，不会吃亏。蒋介石是在说，他要的不只是钱，更是人心——你给我财政支持，我就给你的人官做，给你的产业护着，比起武汉那边空泛的“革命理想”，这“利益交换”来得更实在，也更能打动攥着钱袋子的人。
徐渊心里透亮。蒋介石要“清党”的风声，早就透过各种渠道漏了出来，可他根基不稳，武汉那边拿着“正统”的名头压他，党内又有不少人质疑，没江浙财团的银子撑着，他动不了手。给曾维献和覃文运的封赏，就是他递出的“投名状”——先给点甜头，换财团们的真金白银，换他们在报纸上替自己说话，好让他有底气去掀那场血雨腥风。
正所谓与“欲先取之，必先予之”，蒋介石深谙此道。
早年在权力底层时，“予”的核心是“姿态性臣服”，通过对核心人物的绝对顺从换取上升跳板。
清末至民初，陈其美是国民党早期核心人物，蒋介石对其几乎言听计从。1912年，为帮陈其美清除光复会势力，他亲自策划刺杀陶成章（光复会核心人物），事后虽被迫避走日本，却彻底成为陈其美“心腹”，由此进入国民党早期权力圈，获得军事职务（如沪军第五团团长）和革命资历。
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孙中山被困永丰舰，蒋介石此时仅是粤军中层军官，却主动从上海奔赴广州，登舰护卫40余天，期间“衣不解带”“亲侍左右”，甚至写下《孙大总统蒙难记》渲染忠诚。这种“危难中站队”的“予”，让孙中山彻底将其视为“军事亲信”——1924年直接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而这一职位正是他后来掌控军权的根基。
他的“予”并非单纯情感依附，而是精准拿捏对方需求：陈其美需“打手”巩固派系，孙中山需“可靠将领”掌控军队，蒋介石便以“工具价值”换资源，看似“付出忠诚”，实则是“用姿态买门票”。
在积累势力阶段，蒋介石的“予”是“选择性让利”，通过小恩小惠或职位许诺，拉拢能为己所用的人，尤其聚焦军事和权力核心领域。
黄埔军校他任校长时，对学生既“严厉训诫”又“刻意笼络”——对陈赓、杜聿明等尖子生，亲自过问学业、生活，甚至私下赠予财物；对教官中的心腹（如何应钦），推荐其任要职（如教导团团长）。这些“小恩”看似是“师长关怀”，实则是“提前投资”：黄埔学生后来多成为国民党军骨干，自然成了他的“嫡系”，这也是他能在北伐中掌控军权的关键。
北伐前，对粤军、湘军等地方军阀，他表面“许以地盘”“承认编制”（如允许湘军保留原有防区），暂时“让利”避免内耗，实则是借“联合北伐”之名收编其部队——待战事推进，再通过“整编”“换将”逐步削弱对方，最终将地方军纳入自己掌控。
这种“予”是“利益绑定”，先给对方“看得见的好处”，让其愿意依附，再通过后续手段将“暂时让利”转化为“长期控制权”，看似“吃亏”，实则是“用小利益换大队伍”。
面对暂时无法抗衡的对手，蒋介石的“予”是“战略性退让”，通过表面妥协麻痹对方，暗中积蓄力量，等待反制时机。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是国民党“党权核心”，蒋介石此时虽掌军权但党权不足，便主动“让贤”——在国民党二大上支持汪精卫任主席，甚至公开表示“愿听汪先生调度”。这种“退让”让汪精卫放松警惕，蒋介石则趁机借“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逐步排挤共产党、掌控党权。
北伐前，面对吴佩孚、张作霖等北洋巨头，他先不直接宣战，而是通过“分化”“妥协”削弱其联盟——比如对直系军阀孙传芳，曾暗中沟通“互不侵犯”，暂时稳住东线，集中力量先打吴佩孚；待击溃吴佩孚后，再回头进攻孙传芳。这种“暂时妥协”避免了多线作战，为北伐争取了时间。
这种“予”是“隐忍布局”，先“示弱”让对方放松戒备，自己则趁机补短板、攒实力，等时机成熟再“收网”，看似“被动退让”，实则是“用时间换胜算”。
蒋介石的“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核心是“功利性算计”，所有“给予”都有明确的“索取目标”——或是权力跳板，或是嫡系势力，或是翻盘时机。他从不做“无回报的付出”，每一次“让利”“妥协”“忠诚”，都是为了最终掌控更大的权力。这种策略让他在国民党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快速崛起，但也因过于“功利”，导致其联盟多是“利益结合”，缺乏真正的信任基础，这也为后来的统治埋下隐患。
而他徐渊，不过是踩准了时机。当初劝曾维献“反正”，托覃文运稳住苏州，本是想给徐家留条后路，免遭排挤和打压，有些不多的投机意味，可没成想恰好撞在了蒋介石需要“示范案例”的节骨眼上。苏州城头的旗换了，曾、覃二人的命运改了，连带着上海滩的风向，也跟着悄悄转了。
徐渊关上百叶窗，转身时，桌上的座钟“当”地敲了一声。他知道，这声钟响过后，上海滩那些观望的人，该睡不着觉了。而那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也离得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