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六月，香港的空气粘稠得如同凝固的油脂。
海风勉强穿过皇后大道中拥挤的人潮，带来的不是清凉，而是裹挟着咸腥与燥热的窒息感。
港督府书房内，厚厚的丝绒窗帘隔绝了太平山暮色苍茫的兽脊轮廓，却隔绝不了地图上那条如同伤口般刺目的红色警戒线。
第二十任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金边镜框，镜片后的目光沉重地落在深圳河的方向。
三天前，履带的轰鸣碾碎了界碑的沉寂，日军第38师团的铁蹄已踏过河界。
秘书的声音干涩如砂纸摩擦：
“爵士，东京的最后通牒……今晨已送达白厅。
他们要滇缅公路，更要扼住帝国的咽喉。”
罗富国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上周视察醉酒湾防线时，那些黑洞洞的炮口在烈日下泛着钢铁的冷光，此刻却像巨大的嘲弄。
他拿起钢笔，羊皮纸上墨迹洇开，如同维多利亚港上空聚拢的硝烟。
“关闭边界。”
他的声音干涩如枯叶，“所有通往内陆的陆路、水路……即刻生效。”
《紧急状态条例》的墨迹尚未干透，皇后大道西已传来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三挺九二式重机枪被粗暴地架起，黝黑的枪管冰冷地指向北方，仿佛要将整个九龙半岛钉死在绝望的地平线上。
咸腥的海风混杂着汗臭和鱼烂的气息扑面而来。
船长李永昌布满老茧的手，抚过“富士丸”号货轮被海水侵蚀得斑驳的船船舷。
这艘老旧的蒸汽货轮是他半生的心血，此刻货舱深处，三百吨严密封存于油布之下的盘尼西林和奎宁，是重庆方面千叮万嘱的救命稻草，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李生！不好了！”
大副撞开船长室的门，面无人色，“日本炮艇！堵在鲤鱼门了！”
李永昌冲到舷窗边，望远镜里，一艘灰蓝色的日军炮艇切开翡翠色的海水，舰艏的太阳旗猎猎作响，那门八十毫米速射炮的炮口，像一只冰冷窥伺的独眼，牢牢锁定了“富士丸”。
“升起白旗。”李永昌的声音低沉而压抑，他用力扯紧被汗水浸透的领口。
“按规矩来，先周旋。”
他深知，这船药关乎多少条命。
炮艇粗暴地靠拢，搅起浑浊的浪花。
一个戴着雪白手套的海军少佐踩着摇晃的跳板登上甲板，军刀柄上的帝国菊纹章闪着冷酷的寒光。
“李船长，”少佐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傲慢，递过一纸文件。
“根据大日本帝国陆海军省第17号令，香港至华南水道，即日起实施全面军事管制。”
李永昌的目光扫过文件末尾猩红的“昭和十五年六月廿八日”印章，胃部猛地一阵抽搐。
这正是封锁令正式生效的日子！
一股怒火直冲顶门，他强压下去，在对方递来的空白通行证上签下名字，笔尖几乎要戳穿纸张。
看着少佐转身离去的背影，他胸腔里积压的愤懑终于化作一声低吼，用流利的日语刺向对方：
“告诉东京！香江要塞永不锁门！”
日军少佐愣了一下，嘴角露出轻蔑的笑容。
海风卷走了李永昌的尾音，却卷不走瞬间如同鲨群般围拢上来的巡逻艇。
它们蛮横地驱逐着任何试图靠近的民船，靠近“富士丸”。
李永昌扶着滚烫的栏杆，望向对岸九龙城寨方向。
灯火一盏接一盏地熄灭，如同这座城市的脉搏正被强行掐断。
那扑面而来的寒意，并非来自海水，而是铁幕垂落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绝望。
封锁仅仅七天，德辅道中的米铺前已扭曲成长龙。
阿珍死死攥着汗湿的配给本，纸页边缘已被揉搓得破烂不堪。
怀里的幼子因饥饿而啼哭不止，断供的奶粉让米汤成了维系生命的唯一稻草，却稀薄得能照见人影。
“今日配额……两两米。”
掌柜的声音比秤砣更沉。
两周前尚有半斤，如今连一碗稠粥都成了奢望。
“天杀的日本仔！把米都抢去喂兵了！”
人群瞬间炸开，咒骂和哭喊交织。
有人挥舞着空布袋，麻布上用炭笔画着滴血的太阳旗。
阿珍心如刀绞，上月丈夫阿强还能在码头扛包换点口粮，如今日本人接管所有仓库，苦力们全被驱赶去修筑工事，生死不明。
骚动在尖沙咀码头爆发。
数百名饿红了眼的难民冲破铁丝网，如潮水般涌向泊岸的运煤船。
“回去！这里没有粮食！”
英国警官挥舞警棍嘶吼，棍棒砸在骨肉上的闷响与凄厉的哭嚎混杂在一起。
血珠溅洒在殖民地的红砖墙上，犹如过早凋零的木棉花瓣。
混乱中，阿珍看到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被推倒，公文包散开，几张雪白的宣纸飘落，上面赫然是重庆政府的委任状……
港督府深处的地下掩体，潮湿的空气弥漫着陈腐和焦虑。
墙上巨大的香港地图上，代表日军控制区的红色图钉已如毒藤蔓般越过界限街，疯狂绞杀着残余的绿地。
无线电断续传来坏消息：滇缅公路遭猛烈轰炸，驼峰航线损失惨重。
“爵士，”参谋官递上电文，声音沉重，“伦敦回电……同意暂时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
钢笔从罗富国指间滑落，在柚木地板上敲出空洞而绝望的回响。
二十年前初抵香港时，太平山顶云雾缭绕钟楼的温柔景象恍如隔世。
如今，那云雾浸透了硝石味，成了笼罩维港的死寂阴霾。
他弯腰拾起钢笔，眼神倏然变得决绝：
“通知醉酒湾防线……拆除第二、第三炮台。所有弹药……秘密转运至总督府地库。”
这已是困兽最后的囤积。
说完这句话，罗富国颓然的坐在了椅子上。
他知道，他的港督生涯快要结束了。
当夜，九龙塘上空防空警报骤然撕裂夜幕，凄厉得令人心悸。
探照灯的光柱如苍白的利剑刺破黑暗，在启德机场上空编织着死亡之网。
阿珍抱着孩子，被人流裹挟着挤进阴冷潮湿的防空洞。
岩壁渗出的水珠滴落肩头，冰凉刺骨，如同无声的眼泪。
黑暗中，不知是谁低声哼起粤剧小调，荒腔走板的旋律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浸透了整座城市的恐惧与疲惫。
七月流火，炽热的阳光也无法穿透赤柱监狱厚重的石墙。
李永昌在昏暗的审讯室里，默默数着这是第几次被提审。
审讯官军装笔挺，一丝不苟，桌上摊开的正是他当日撕碎的空白通行证残片。
“最后问一次，”军刀冰冷的刀尖慢条斯理地挑起一片纸屑，寒光闪烁，“你船上……藏的究竟是什么？”
李永昌舔了舔干裂渗血的嘴唇，迎着对方的目光，沙哑地吐出几个字：“告诉阁下，是能让太阳旗腐烂的良药。”
话音未落，军刀带着风声猛劈而下，“哐当”一声，桌上的茶杯应声粉碎！
看守粗暴地将他拖离时，透过敞开的门缝，他瞥见走廊尽头悬挂的巨幅宣传画——《大东亚共荣圈》。
樱花树下，无数张被迫挤出的“笑脸”，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无比诡异。
回到被严密监视的“富士丸”，惨白的月光如尸布般覆盖着甲板。
李永昌爬上驾驶台，发现所有航海日志都被翻得一片狼藉，而盘尼西林和奎宁也不翼而飞。
他摸索着救生艇底暗格，取出父亲唯一的遗物：一枚旧怀表。
表盖内侧，五个蝇头小楷清晰如昨：“海内存知己”。
远处，日军运输舰正轰鸣着卸下成箱的炮弹。
探照灯的强光扫过漆黑的水面，光斑掠过之处，漂浮着翻肚的死鱼和难民遗落的破碎木屐。
一阵剧烈的咳嗽毫无征兆地袭来，李永昌摊开手掌，月光下，掌心赫然一片刺目的黏腻鲜红。
他艰难地抬头，望向太平山顶的方向。
那座曾经照亮无数航程、象征希望的灯塔，此刻已彻底沦入无边黑暗。
当第一枚撕裂空气的尖啸声预示着炮弹即将落在汇丰银行那标志性的青铜穹顶上时，李永昌在“富士丸”的驾驶台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那紧握着的怀表，齿轮停止了转动，指针永恒地凝固在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太行山深处，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一九四零年深秋的黄崖洞，凛冽的山风穿行于嶙峋的峡谷，却压不住那从巨大岩洞深处传出的、持续而有力的轰鸣。
那不是自然的声响，是工业心脏的搏动。
这座由黑石崖兵工厂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军工专家刘鼎呕心沥血设计的秘密兵工厂，如同蛰伏的钢铁巨兽，正日夜不停地吞吐着钢铁与火焰。
流水线上，一支支改进型“红旗-19”自动步枪、一挺挺“红旗-12”轻机枪、一门门82毫米迫击炮被组装成型。
更惊人的进展发生在核心车间：在德国反法西斯友人汉斯·冯·克劳斯冒着生命危险提供的技术协助下，技术人员成功对Zb-26轻机枪进行了深度仿制与增强改造，生产出“红旗-16”轻机枪。
“太行铁扫帚！”
年轻的战士爱抚着刚下线的样枪，兴奋地低呼。
这个形象的绰号源于它恐怖的战场表现：
射速提升至每分钟600发，故障率奇迹般降至千分之三。
短短数月后，1941年初的娘子关伏击战，一个八路军机枪排凭借仅有的6挺“太行铁扫帚”，构筑起一道无法逾越的火网。
咆哮的弹雨整整压制了日军一个中队凶悍的反扑长达20分钟，创造了一挺机枪独守百米战线十分钟的战场神话！
钢铁的意志与钢铁的洪流，在这里完美融合。
几乎在同一时期，河北涉县赤岸村的另一座隐蔽兵工厂内，工程师们正屏息凝神，调试着一件新式武器——红旗-13掷弹筒。
它巧妙融合了德国Grw34的精度与日军十年式的便携特点，独特的“分段式炮管”设计解决了射程与后坐力的矛盾，将有效杀伤距离一举推到惊人的400米。
更致命的是它配备的子母弹——弹丸凌空爆炸，瞬间释放出死亡之网般的32颗钢珠。
1941年3月的武乡战役就见证了它的诞生礼：
特等射手王大树操控着这具看似不起眼的“铁筒”，在精准的移动射击中，竟单日摧毁日军5辆耀武扬威的九五式轻型坦克！
中国战场反装甲作战的崭新纪元，被这来自山沟的智慧与勇气悍然开启。
创新的火花在燃烧的国土上四处迸溅。
山东滨海根据地的工匠们，对缴获的日军九二式步兵炮进行了近乎天才的改造。
他们创造性地为它加装了简易旋转炮塔和自行动力底盘。
当这辆“土坦克”在莒县攻坚战的山路上隆隆推进，炮口怒吼着将日军耗费巨资修筑的钢筋混凝土碉堡群轰成齑粉时，侵略者坚固堡垒的神话也随之崩塌。